从财政平衡入手搞好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

陈云同志提出的财政要贯彻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为多年来的经验

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财政平衡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确保财政平衡，陈云同志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预算收支计划的编制上要留有余地，第一个五年计划顶算收支即留有较大的余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五年计划开始时制定的投资计划，增加了近 40％。基本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系统工程，许多矛盾只有在执行中才能逐渐暴露，并为人们所认识。只有在编制预算收支计划时留有较大的余地，才能有力量保证基本建设的顺利完成，避免因项目不配套而拖长建设时间或使建成的项目不能发挥效益。

财政计划不但要留有余地，还要留有较多的预备费。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同志曾提出财政预算安排 5％的预备费，由于支出大多，挤来挤去，最后预备费只列了 4％。当时陈云同志指出：”预备费能不能再减少？现列的预备费是不能再少的，今后三年只有三十八万亿元（旧人民币），只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四，是很少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某些临时的支出一定会有，而且根据过去经验，工业的项目及其造价往往比原计划增加，这些都要求财政有一定的后备力量。”长期财政计划，要留有余地，并应列有较多的预备费。在年度财政计划编制时也应为执行过程中留有余地，年初定预算收支计划时，收入不能打的太紧，支出要打足，不能留缺口。根据执行情况到下半年再根据经济情况进行调整。我们经常说的“八月十五放光明”就是这个意思。中国是个农业占很大比重的国家，农业的情况如何，对国民经济和财政情况都有重大影响。农历 8 月份，农业的丰歉，就可基本定局，这时再考虑对财政收支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就更加稳妥了。这样，五年财政计划为年度计划留有余地，年度财政计划为执行中留有余地。多层次地留有余地，就可把财政置于巩固的基础之上。

为了使财政预算稳妥巩固，不但财政收支要平衡，信贷计划也要收支平衡，财政计划要结合信贷计划统一平衡。这是因为，信贷计划出了差额，同财政计划出了赤字一样，都要多发票子，都会影响货币的巩固和市场的稳定。

财政和银行，在分配和使用资金上，是两个不同的部门。财政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部门，资金使用一般是无偿的（对经济性的支出，通过银行采用信贷的方式运行是另一回事）；银行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存款和放款对社会资金进行调剂分配。资金使用是有偿的。根据这一特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财政金融工作实践中，根据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划分管理范围：长期资金由财政部门供应解决，短期资金由银行供应解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有严格划分，界限清楚，分工明确。“桥”归“桥”，“路”归“路”。有了明确的界限，才能互不挤占。在上述分工的范围内，财政、银行在各自平衡的基础上再结合统一平衡。银行信贷资金不足，由财政拨款补齐，银行资金有剩余可以把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资金，转给财政使用，这样的平衡才是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也才是真正的平衡。目前财政、信贷资金互相挤占情况相当严重，一般是长期资金挤了短期资金，财政资金挤了信贷资金，信贷资金靠发票子弥补，这种情况很难再延续下去了。

有的人主张财政、信贷不妨有些赤字，用增发票子的办法进行解决，多发点票子，物价每年略有上涨，这对经济发展有利。陈云同志坚决不同意这种主张。早在 1950 年 1 月，陈云同志就指出：“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

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少发行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有的人总是想用发票子的办法去搞基本建设，认为有点赤字，有点通货膨胀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主张。陈云同志坚决反对。1979 年陈云同志曾明确指出：“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

执行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计，是否会影响经济建设速度呢？事实证明是不会的。而且这是市场物价稳定，经济稳定的基础，金融巩固，市场物价稳定，经济发展才有良好的环境。“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产的多少，需求的状况，运输的条件，以及时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最后决定金融能否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财政概算的平衡与否”。陈云同志十分重视市场的稳定，金融物价的稳定。因为稳定的金融物价市场，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首要条件。财政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最大的支持莫过于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物价环境。陈云同志多次在会议上很形象他说到，吃饱了肚子再搞建设，屁股坐稳了再搞建设。前者是指农业、粮食的稳定，后者是指市场物价的稳定。

经济工作的一个人问题，就是正确处理稳定市场和投资建设的关系。早在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时就有争执：除了战争第一以外，何者是第二，何者是第三？陈云同志明确回答：第二应该是维持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要大乱；第三才是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支出。他反复强调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1980 年底，陈云同志看到许多商品涨价，涨价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生活。他又强调指出“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所以他主张把各种商品的价格，至少冻结半年。在这个半年内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并且做出初步结论。这件事也是国家干预。表面看，似乎不合经济规律，实际上合乎经济规律。因为，市场金融物价稳定了，国民经济发展就有了良好的环境，也就可以走上良性循环的大道。

陈云同志注意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注意发挥综合部门的作用，这在工作方法上也是值得学习的。在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和后来主持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中，有些部门要钱要物，陈云同志总是先交给计划、财政等综合部门研究解决，大部分问题，综合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协调都解决了。少数意见不一致，难于解决的问题，再由上级部门协商解决。陈云同志经常教育综合部门要有全局观点，考虑每个问题都要拿到全局上衡量一下，看是否可行，这就大大减少了领导机关的事务，特别是基建项目的审批。陈云同志从来没有用批条子的办法解决哪个该上，哪个不上的问题，总是先交计划财政部门研究论证，经过综合平衡以后，按一定程序审议批准。这就保证了基本建设按程序办事，防止了乱上项目的盲目性。所以，管理经济工作搞好综合平衡，既是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需要，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需要。

陈云同志总结经济建设经验，提出要搞好综合平衡的思想，已经 30 多年了。30 多年几经曲折，反复证明，国民经济注意搞好综合乎衡的时候，经济就发展顺利；综合平衡受到破坏，经济发展就受挫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的完成就是雄辩的证明。1953 年至 1957 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0％，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4.5％，生产发展均衡，没有发生下降的情况。1957 年同 1952 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52.1％，全民所有制单位（包括工业、基建、交通运输，农、林、水利、气象等）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 42.8％，消费水平增长了 32.5％。从这些数字可看出发展速度是不慢的，比例大体是协调的。工资和消费水平的增长也是不慢的，但都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资的增长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80％，消费水平增长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64％。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工资和消费水平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就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综观 40 年来，已经度过了七个五年计划，能够稳定协调而在执行中没有发生波折的，还只有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深感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一方针的必要性和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