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柴树藩王玉清

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领导农村，从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面临的一次伟大而深刻的战略转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这一战略转变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并且为此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然而由于从 50 年代后期起“左”的思想的影响，党的工作在很长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延误了这一战略转变的时机。尽管如此，陈云同志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仍然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付出极大的努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我们曾先后多年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对此的认识和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一、以实际行动促进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变

陈云同志是我党较早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延安时期，陈云同志虽然主要担负中央组织部长之职，但有一段时间还任西北局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副主任，与当时的主任贺龙共同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积极贯彻党中央“自力更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计，粉碎了敌人的长期封锁，在经济上保障了战争的顺利进行。

抗战胜利后，陈云同志被派往东北，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每收复一个地区，他都时刻不忘领导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方战斗。早在 1948 年 10 月，也就是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召开之前 5 个月，陈云同志就根据东北和全国形势的发展，非常适时地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在东北解放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刻，又针对当时的一些地区工业生产缺乏计划性、浪费损失比较严重的现象，陈云同志即着手制订东北1949 年工业生产计划，以克服生产中的盲目状态。辽沈决战胜利后，陈云同志领导了南满地区沈阳等大城市的接收工作，从而率先实行了从农村到城市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他在实践中很快就总结出一套如何接收和管理城市的办法，随即披中央作为成功的经验批转各地执行。在这些成功的经验中，陈云同志就如何恢复城市秩序、保持经济稳定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头两条就是恢复电力供应和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一下子抓住了当时经济运行中的关键环节。对于革命胜利后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陈云同志从最初的经济工作实践中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他提醒沉浸在翻身解放的喜悦中的人们，要达到比较高的生活水平，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因此，在全国胜利后“也还要艰苦奋斗，进行大规模建设。”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前，陈云同志带着东北工作的情况，包括接管第一个大的中心城市沈阳及其他城市的经验和实际作法前往西柏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及时向全党说明了全国胜利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斩任务，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而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要求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

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 217 共产党。”报告还把发展生产作为巩固政权的基本保证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

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强调城市的一切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可见，对于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认识都是非常明确的。这其中也包含着有陈云同志在内的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地区工作的 20 位中央委员的实践经验。

1949 年 7 月，陈云同志受命来到刚解放的上海。上海是旧中国的经济中心。陈云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那里直接指挥调度全国的经济工作。共产党人接收的是遭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破坏和长期战乱摧残的烂摊子，满目疮痍，一片调敝。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尚未最后结束，生产有侍恢复，政府军队的巨大开支造成庞大财政赤字和钞票过量发行，全国物价猛涨。他在上海夜以继日的工作，在经济战线上与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人进行了不亚于军事斗争的激烈较量。陈云同志以其革命政治家的胆识和才能，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不仅运用政治力量，而且运用经济手段，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使经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当时，上海工商界有些人曾认为共产党搞经济只能打 0 分，但是经济情况在短期内迅速好转的事实，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在三年恢复时期，陈云同志领导财经工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困难，有力地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迅速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为以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 1952 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党的工作重点进一步全面转到经济建设上。陈云同志根据党中央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上面。他和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一起，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在参与领导“一五” 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陈云同志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对“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在 1956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中央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新形势，更加明确地在党的决议中把全西开展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本来，沿着八大的正确路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陈云同志的卓越经济思想也将得到更为充分、更为全面的发挥，可惜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左”的思想的发展和干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代替，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不少弯路，但陈云同志不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只要还能坚持工作，始终没有忘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对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工作，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在实践中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不仅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更需要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尽快地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早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他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夺取胜利的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为此，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育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在这个全党的 219 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陈云同志始终是学得最好、干得最出色的领导同志之一，从而较早较好地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形成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经过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反复证明，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正确的，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力思想武器。

根据我们长期在陈云同志指导下工作的体会，稳定发展国民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陈云同志一贯坚持的经济工作中的根本指导思想。陈云同志主管经济工作，始于全国解放前夕，受命于经济困难之际，国民党反动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经济一片混乱，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人民政府面临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稳定经济、安定民生。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很明确地表现出来。恢复时期结束，在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陈云同志又和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和稳步发展的原则，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地增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以后，在我国经济几次冒进和几次被迫调整的过程中，陈云同志始终坚持这个思想，而这几次实践的经验教训，又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证明了陈云同志的这个根本指导思想的正确。

在贯彻这个根本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陈云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总结了一系列重要的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其中的主要几点是：

第一，统筹安排，综合平衡的思想。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因此，经济建设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陈云同志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要遵循按比例发展法则，他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而要使具体的比例合乎实际，“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在编制“二五”计划时，陈云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他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陈云同志关于统筹安排，综合平衡的思想，实际上是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中，综合平衡从何入手，陈云同志在实践中总结出“三大平衡”的理论，即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物资平衡，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又加上了外汇平衡。这四大平衡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中各主要部门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是否协调，是经济工作中带全局性的关键环节。在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年代，陈云同志的这一思想曾被当作消极保守的观念加以批判，但他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而且针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进一步阐明了综合平衡的具体要求：一是强调“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他认为应该从现时的综合平衡水平出发来确定远景规划，而反对倒过来的做法：二是反对按长线平衡，

主张按短线平衡。陈云同志痛切地指出，按长线平衡“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只有“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周恩来同志十分赞同陈云同志关于综合平衡的思想，当陈云同志在中央财经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讲到计划和综合平衡问题时，周总理插了一段话，他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221

要搞好综合平衡，关键的问题是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1957 年初，陈云同志针对 1953 年和 1956 年经济生活中两次出现的冒进倾向，作了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强调指出，这两者适应与否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并且结合我国的实践，提出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制约方法。其中在讲到基建规模与财力、物力的平衡时，特别提出“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这样做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陈云同志多次提醒全党，不把“国情”这个“实事”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反复强调我们国家的基本特点是：一、国家大，人口多；二、80％的人口是农民；三、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特别是 8 亿农民，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个问题。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平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体上是一个比较紧张的平衡，不可能二者都宽裕。这就是经济只能稳定地发展，人民生活只能逐步地改善的根本原因所在，“一是要吃饭，二是要建设”，这是陈云同志得出的十分恰当的结论。

第二，分清主次，循序渐进的思想。陈云同志深知，我们是主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百废待兴而资金有限，必须把要做的事情排排队，在资金使用和人力物力的安排上，分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循序渐进。搞综合平衡并不是不分主次地齐头并进，相反，陈云同志多次强调，“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象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陈云同志给我们的深刻印象之一，就是他不仅在财政工作中，而且在整个经济工作中，都非常重视根据每一时期的形势和任务，从全局出发分清工作的主次，始终把握重点，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解决主要问题，表现出了驾驭复杂经济问题的高超领导艺术。

建国初期，经济恢复任务十分艰巨，又爆发了朝鲜战争，陈云同志在财政工作的布置上，明确提出“战争第一”的方针。因为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谈起。至于什么是第二和第三的争论，他在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第二是稳定市场，第三才是各种投资性的建设。因为市场不稳，物价上涨，不仅正常的建设无法进行，而且无法在物资上保证战争的需要。只要在满足了第一和第二之后，才能考虑投资性支出。

在人民生活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陈云同志一贯主张先安排好人民生活，再安排生产建设。《陈云文选》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专门论述如何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等基本生活需要的。从粮食、猪肉、蔬菜、布匹至日用小商品，无一不挂在陈云同志心上，无一不作为重要的经济问题加以解决。陈云同志多次指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陈云同志是从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的高度来看待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为了使城市居民获得必要的营养，在物资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仍然设法给每人每月供应一定量的大豆和肉、鱼，其考虑之周到、安排之细致，确实令人感动。当然，人民生活和生产建

设必须兼顾，陈云同志据此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吃饭” 是第一位的，但为了吃得更好，就必须加紧建设。

在生产与基本建设的关系上，陈云同志概括了一条至今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准则：“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即先安排好简单再生产，再安排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先安排内含扩大再生产，再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底子很薄，人均资源短缺的大国，防止以扩大再生产挤简单再生产，防止片面追本外延扩大规模，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贯彻上述原则，陈云同志要求：“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

在基本建设中更必须抓住重点，根据每一时期的不同特点，重点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一五”时期由于刚刚开始大规模建设，投资重点放在工业和交通方面，而发展农业主要依靠合作化。但在进入“二五”时期时，陈云同志就敏锐指出：“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注意，那就晚了。”在复杂的经济工作中分清主次，把握重点，稳扎稳打，循序而进，可以说是陈云同志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

第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没有计划，特别是没有综合平衡的计划，经济就会失控，陷入混乱；而排斥市场，经济又不可能搞活。只有调控适度，才能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如果综合平衡搞不好，就难以做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也难于做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特别是不能保证公有制经济的稳定发展。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非常注意、也善于处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把握调控的“度”，不走极端。最早提出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的是陈云同志，而最早提出发挥自由市场作用的也是陈云同志。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同志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及时提出改变当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五条措施：一是缩小统购包销的范围，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改用选购的办法；二是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让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部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三是取消市场管理中的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四是实行有调有放的较为灵活的经济政策：五是适当放宽国家计划对日用消费品的管理，允许其按需要生产。总的原则是“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目的就是要形成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时，陈云同志回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样就造成了“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因此，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人们在改革之初对这一点的认识还是很不明确的，陈云同志批评了当时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该严的不严”，如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电力、运输业落后，各种重要的比例关系失调等；二是“该宽的不宽”，其表现在于计划权力太集中，农业的非计划部分太紧太死等。怎样做到宽严适度，使经济达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状态，陈云同志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把计划指导与搞活经济比作笼子和鸟的关系。鸟不能

捏在手里，要让它飞起来，但又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不能毫无限制。当然，笼子的大小要适当，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建立这样一种高效协调的经济体制，还有侍在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正如陈云同志在改革之初就曾指出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改革以来的实践表明，这一论断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第四，瞻前顾后，开源节流的思想。陈云同志在考虑经济问题时有两个突出的着眼点，这就是全局观点和长远观点。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从长远利益考虑，必须最大限度地开发和最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资源。早在 1952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前夕，陈云同志就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的号召，面对着搞清楚我国各种地下资源的艰巨任务和地质力量极为薄弱的严重矛盾，陈云同志尖锐地指出：“对待这个困难有两种方针，一种是按照现有的力量规定地质工作的任务，应该不应该采取这一方针呢？不应该。”“另一种方针，就是按照国家的需要，力争完成国家的计划，力量不够，就研究增加力量的办法。我们共同讨论的结果是采取这一个方针。” 陈云同志高瞻远瞩，用战略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以革命政治家的气魄，下定决心千方百计尽快搞清我国的各种矿物资源和能源资源，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至于人才问题，陈云同志更加重视。早在接收东北各工业城市之时，陈云同志就不仅把企业中原有技术人员全部留用，而且从关内招聘了大批技术人员，一方面解决了那时一批技术人员的失业问题，同时又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 1949 年 12 月，陈云同志在全国钢铁工业会议上又明确提出：“技术人员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强调指出：“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在开发资源，培养人才方面，陈云同志历来是尽力而为，不遗余力的。在实际工作中，他特别强调要一手抓开源，一手抓节流。陈云同志早在 1950 年就向全体财经工作人员提出“浪费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标准，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反浪费，不仅是反对挥霍人民血汗的铺张浪费，而且要求“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由此可见，陈云同志为了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对于开源节流的要求，是很高很严的，是深思熟虑的。

三、坚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两个文明一起抓

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以后，如何保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陈云同志建国以后虽然长期奋斗在经济战线上，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殚精竭虑，付出了极大心血，但他抓物质文明建设并不是与精神文明建设分割开来孤立进行的，相反，他一直强调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可有半点偏离，对党内外任何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政治和业务，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是陈云同志一贯坚持的观点。早在 1940 年，陈云同志在《学会领导方法》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是空谈。只知道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是盲目。要克服‘上级只谈政治路线，下级只谈具体工作，的缺点”。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陈云同志更加注意防止埋头具体事务不问政治的倾向。当时还没

有明确提出两个文明建设的问题，但是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陈云同志当时看到有些财经干部一天到晚脑子里经常想的财经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其他方面考虑很少，因此就提醒他们要经常注意政治，“如果没有群众观点，没有政治观点，就很容易出毛病。”1956 年陈云同志兼商业部长时，针对商业部门的同志忙于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政治思想工作注意不够的事务主义倾向，严肃指出：“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他提出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生产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真正转向经济建设，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日益突出起来。陈云同志针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形势，谆谆告诫全党，我们于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刚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这些精辟的论述至今读起来仍然具有震聋发聩，催人猛醒的力量，对矫正党内曾经出现的忽视精伸文明的偏向不失为一帖良药。

对于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某些消极现象，陈云同志既不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也不是象有些人大惊小怪，把帐算到改革开放的政策上。他的态度很明确，一是要正视，二是不必大惊小怪，三是要进行必要的管理教育。他坚定地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但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他旗帜鲜明地主张，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在这一点上，党内的认识一开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度出现过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陈云同志对此十分焦虑，在中纪委的一次讲话中，他大声疾呼：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现在当人们看到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一些消极后果时，倍觉陈云同志这些讲话精神重要而及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陈云同志把党风作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在我们党进城后不久，陈云同志就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严肃指出：“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并且告诫说，“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否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内少数人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产生了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云同志作为中纪委书记看到这些现象及时明确地指出：“‘一切向钱看’ 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他号召全党一定要抵制和消除这些极端严重的错误现象，动员们组织全党和全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些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为此，他提出三条要求：一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三是老党员老干部要起带头作用。他特别强调党的各级纪检部门对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要严加处理，否则就是失职。陈云同志关于改革开放形势下如何加强党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在当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为进一步端正党风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

方向。

四、在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陈云同志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行者，也是积极适应这一战略转变、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认真探索者。陈云同志之所以能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长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早在延安时期，他所领导的学哲学小组是当时坚持最久，学得最好的小组之一。他近些年来多次讲过，延安时期他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受益很大，深刻体会到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为了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他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重要原则。要求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条条出发，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犯了脱离实际的毛病，究其原因，往往是不从实际出发的结果。所以坚持这九个字的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保证。为了坚持实事求是，在工作方法上，陈云同志还要求做到“全面、比较、反复”。这是使认识符合实际的基本方法。为了贯彻这“九字原则”和“六字方针”，陈云同志对各级经济工作领导者提出了一个严格要求：要认真地、深入地搞好调查研究，用 9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搞好调查研究，然后，用不到 10％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决策。他本人是深入调查研究的坚定的实践者。陈云同志在主 229

持中财委工作期间，每 10 天左右，要去一趟北京百货大楼，亲自察看日用百货的供需情况；去一次东单菜市场，看城市副食品的供应情况；去一次天桥农贸市场，考察农民进城搞买卖的情况，从一个侧面观察城乡交流的情况。至于农村调查方面，著名的《青浦农村调查》，工业调查方面的《落实钢铁指标问题》，《陈云文选》上都详尽介绍了。陈云同志还十分重视总结经验，特别是对于新开创的事业，他一直强调要搞试点，一边实践，一边总结，逐步完善。总之，陈云同志以他几十年的实践揭示了一个真理：努力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更为艰巨复杂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