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陈云同志在“二五”时期的几个关键时刻王鹤寿 吕东 袁宝华

在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国民经济起伏波动最大的时期，而尤以钢铁工业为最。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幅为 66.1 个百

分点，钢铁工业则高达 126.8 个百分点。我们作为当时冶金部的主要负责人， 想起这次大起大落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至今仍感到内疚。回忆陈云同志在“二五”时期的几个关键时刻，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革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与求实精神，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今天重温这一段史实，对于启迪后人、警策来者， 更好地用陈云同志的思想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建设和改革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取得第一个五年计划伟大胜利之后进入“二五”时期的。当时，仅用了 3 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多提前超额完成，党内外为之欢欣鼓舞。但是在大好形势下，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重工业过于突出，农业基础非常薄弱，造成了市场供应紧张，基本建设摊子也铺得太大。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及时察觉并指出了这些问题，在 1956 年 6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

明确提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从 1956 年底到 1957 年初，陈云同志针对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先后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人民生活必须与国家建设相互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三大平衡等重要观点及相应的具体建议。著名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 就是他在 1957 年讲的。这些精辟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而且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针对“二五”时期形势和任务的特点，陈云同志特别提醒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二五”时期“将是我们的干部真正练本领的时期”。在此之前的“一五”计划，建设项目不多，又有苏联专家的帮助，“二五”时期的很大不同就是主要靠我们自己搞，弄得不好，就一定会碰钉子，而且会碰得很多。“不经过这个过程，学好本领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认识到我们现在的本领还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这些话在当时确实切中要害、语重心长。

然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胜利冲淡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我们这些做部门工作的同志，往往较多地看到成绩巨人的一面，对困难和问题则看得很不够；只想改变中国百多年来积弱积贫的面貌，对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都估计不足，因此，急躁冒进在党内有比较广泛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的正确意见未能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至今还感到是憾事。

“二五”时期可以说是从批反冒进开始的。在 1958 年春连续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反冒进的正确意见被说成是一股阴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和“促进会”三个东西，甚至认为冒进是马列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列主义的。这就把工作中的不同认识上纲到政治高度。在这种党内舆论之下，甚至有一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公开声言反冒进的保守主义思想代表就是指陈云。由此可见，当时陈云同志受到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是多么沉重。但是即使在这种形势下，陈云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正确思想，但然处之。由此可见陈云同志坚定的原则立场和无畏的求实精神。当时随着批反冒进的调子升级，经济建设的各项指标也一再提高，

继成都会议通过了开展“大跃进”的 1958 年第二套指标后，同年 5 月又提出

争取 7 年赶上英国的口号。

在三年“大跃进”中，钢铁工业是一马当先的。毛泽东同志提出“以钢为纲”正合我们的心意。我们这些人做梦都想把钢铁工业搞上去，认为“大跃进”为大办钢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只要中央重视和支持，钢铁工业一定能很快地发展。因此，对于钢铁工业的高指标，我们基本上是赞成和接受的。在成都会议之后，毛主席曾对鹤寿同志提出钢产量翻番的问题。当时从冶金部的实际生产能力来看，这一指标显然难以完成，但我们都希望靠毛主席的威望，调动全国的力量，把钢铁工业尽快搞上去，因而还是接受了这一高指标。而正式公布 1958 年钢铁指标翻番，完成 1070 万吨，则是在同年

8 月确定的。由于现有生产能力不足，为了实现翻番，下半年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动员了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热潮。陈云同志在这一时期尽管多次受到批评，但仍然不计个人得失，以向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多次对高指标、“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建议不要公布 1958 年粮食和钢铁的指标，以免陷入被动。毛泽东同志后来谈及此事，赞扬陈云同志：“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最能体现陈云同志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的一个突出事例，是陈云同志受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之托，落实 1959 年钢铁生产指标的经过。1959 年春，党内在肯定大跃进的同时，已开始察觉到高指标、浮夸凤之弊。实际上从 1958 年底至庐山会议前，党内和毛泽东同志本人已开始提出压缩空气，反对“左”的倾向。但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在经济工作中“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加之对 1958 年的成绩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 因此，1959 年的各项指标在几经压缩之后，仍比上一年有大幅度的提高。当时由于钢铁生产的高指标无法完成，钢材的分配也不能按计划完成，进面对生产安排、基本建设及年度计划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为此，毛主席、中央书记处责成陈云同志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落实 1959 年的钢铁指标，这

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陈云同志接受任务后，从 5 月 3 日到 9 日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研究钢铁指标

问题，并把我们冶金部的有关负责同志找去详细汇报。记得其中 1 次是汇报

总的情况，另外 5 次是分别按矿山、焦化、耐人材料、炼钢、轧钢 5 个专题进行的。在汇报过程中，陈云同志了解情况之细致，分析问题之周密，工作作风之扎实，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中也受到很大教育。

在全面了解钢铁生产各个环节的情况，并对之加以分析计算和综合平衡之后，陈云同志才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告了落实钢铁指标的情况，认为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和当前 4 个月的生产情况以及钢材品种、质量的状况来看，“把钢材的产量定为九百万吨，以此作为可靠的出发点，是有根据的，可言良是比较适当的”。由于陈云同志的意见论据周密、材料翔实，很快为中央所采纳，正式将 1959 年钢材指标调为 900 万吨，相应地钢的指标为

1300 万吨。在当时的浮夸风中提出这样的意见，是要有非凡的勇气的。

实际生产的结果表明， 1300 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指标。经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形势下，拼设备、拼劳力，到年终也只勉强完成了 1387 万吨钢、897 万吨钢材。 “二五”时期后两年，因三年“大跃进”和农业歉收，国民经济遇到了

极大困难，比例严重失调，不得不进行调整。陈云同志在这一阶段坚决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控制供求总量平衡入手，重点抓住当时事关全局的市场供应、城市职工下放、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创议，执行起来也相当艰巨复杂，因此党内意见一时难以统一。陈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陈说利弊，力排众议，使大家认识到这是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不得不采取的重要措施，否则，别无更好的选择。实践证明，在当时的情势下，两千多万城市人口下乡，不仅对于缓解城市供应的紧张状况，而且对于农业的休养生息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调整开始后，我们这些做部门工作的同志亲耳聆听了陈云同志关于《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深受启发和教育。这个讲话先是在中央政治局讲的，后经少奇同志提议，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会议上又讲了一次。讲话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既透彻地分析了各方面存在的困难，又指出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并且提出了解决困难的 6 条具体对策。记得当时我们听完报告后， 大家都感到对困难的估计恰如其分，提出的办法切实可行。特别是其中关于今后 10 年分为恢复阶段与发展阶段两步走的部署，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的发展与下马、扩大规模与“精兵简政”的矛盾，使我们做部门工作的同志从举棋不定、无所适从中走了出来，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虽然当时有的同志认为这个讲话消极保守。不以为然，但是陈云同志这篇讲话后来由中央转发到全国，对于安定人心、恢复经济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从“大跃进”到国民经济调整，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大转折。我们身为冶金部的领导，对钢铁工业“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些实际的教训，也由于陈云同志一系列讲话精神的启发，使我们深感调整的方针是非常正确而及时的。记得 1961 年时，陈云同志在病中曾对前去看望他的冶金部领导同志恳切他说，大家都想把钢铁搞上去，是好心，谁不想多搞点钢铁？但究竟能搞多少，要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否则好心也会办蠢事，办坏事。这番话对我们震动很大。应该说，冶金部对贯彻调整方针是坚决的，采取的措施也是有力的。当时，陈云同志还亲自召开座谈会，要我们抓好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支农钢村的比重、解决军工生产缺少的品种等项工作。会后我们按陈云同志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逐项加以落实。尽管从部门的观点来看，这种大调整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不下决心这样做，仅用三年的时间就根本扭转极度困难的局面，使钢铁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是难以想象的。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陈云同志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领导作用。

疾风知劲草。陈云同志在“二五”时期这一重要的历史关头，顶着沉重的思想和精神压力，不顾毁誉，始终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充分显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真知的见和非凡的气概。回顾陈云同志这一时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我们深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避免大的挫折和失误，必须牢牢地把握陈云同志反复强调的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任何时候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跃进”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当一阵风刮来的时候，许多人往往跟着风向走，忘记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当时钢铁工业连续几年的高指标就是这样来的。这

说明实事求是确实说来容易做到难，而在“大跃进”那样的情势下要做到就更难。

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是一贯的。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牵头组织了学哲学小组，这个小组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坚持达 6 年之久。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陈云同志对怎样坚持实事求是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解。一是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陈云同志的意思很清楚，“上”是要尊重的（他历来强调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书”是要认真读的（他在延安时即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不能离开实践片面地，‘唯上”‘唯书”。因为书上写的、领导讲的，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正是由于陈云同志真正做到了“只唯实”，因而即使在“大跃进”那样的风浪中，也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想，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不为多数人脱离实际的观点所左右，充分体现了陈云同志“唯实” 的胆识和勇气。二是要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陈云同志有一句名言， 要用 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 10％的时间决定政策。实事求是的首要前提是充分了解情况，摸清“实事”，如果“情况不明决心大”，就难免犯主观片面性的错误。“大跃进”中，我们都有这方面的深刻教训。陈云同志的讲话和文章，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掌握情况十分具体周详，完全靠实事和数据说话，在对大量实际材料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后，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因而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二五”后期，毛泽东同志针对前期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特殊化、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 提出要反“五风”，在 1961 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同时还发表了他在 1930 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亲自让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等同志组织了几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研究。陈云同志这一时期先后在农业方面做过青浦农村调查，在工业战线做过化肥、钢铁、煤炭等调查。他在调查过程中那种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态度，确实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类似 1959 年落实钢铁指标的典型事例，还有煤炭工业的调查。在煤炭战线上，陈云同志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认真了解情况，最后不仅正确回答了有关煤炭工业发展的计划指标、基建规模等问题，还对当时颇有争议的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的政策做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大家都知道，陈云同志历来主张建设项目要大中小并举，但在对氮肥工业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之后，认为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由于小氮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不过关，因此应集中力量搞几个大项目。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和科学的做法， 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三是要掌握“全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这是在了解“实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求是”的正确方法。陈云同志之所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为不正确的“风”所左右，而提出正确的意见和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这一思想方法，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回想我们在“二五”时期犯的错误，并非都是毫无事实根据，而是没有经过“全面、比较、反复”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把片面当成了全面，把次要的当成了主要的，教训确实至深至切。

第二，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早在1957 年，陈云同志就针对 1956 年出现的冒进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陈云同志还结合当时经济工作的实际：提出了 5 条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制约方法：1.财政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略有节余；2.物资要合

理分配，排队使用；3.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必须同消费品的可供量相适应：4. 基建规模与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5.重视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这些非常中肯的意见，可惜当时我们都没有认真听进去，相反却完全抛开了这些客观上必然的制约和相互影响，不顾国力的客观限制，一心只想上项目、铺摊子，似乎建设规模越大越好。针对这种状况，陈云同志指出：“我们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因此，必须进行大的调整。

真正做到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关键是要对我们的国力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正确认识。陈云同志反复强调，我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人口众多的大国，建设和民生都要兼顾很不容易，在当前两方面都不可能发展得很快，这是我国国力的一个基本特点。讲建设速度，除了考虑精神力量即群众的积极性这个因素外，还须根据这个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由此可见，制约建设规模的国力，实际上就是社会生产中每年除用于满足当年国计民生的需要外，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其中重要的是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二五”时期及其以后的经济建设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陈云同志所说的国力的客观条件，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第三，必须根据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切实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乎衡，按

比例发展是一切社会中经济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经常发生各种形式的程度不同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生产的无计划性。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才第一次提供了有计划地自觉实现按比例发展的可能性。陈云同志历来都很强调这一点，早在 1957 年谈到“二五”计划的编制时，就强调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针对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结构矛盾，提出了对一些重大比例关系、的看法。稍后， 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特别指出，农业已成为建设中的弱点，“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注意， 那就晚了，今后十五年内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但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农业遭到极大破坏，连续 3 年大幅度减产，出现了比陈云同志预想的更严重得多的后果；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在“以钢为纲”的冲击下也遭到极大破坏，当时我们身为部门的领导，主要精力都放到了高指标上，连钢铁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都缺乏周密的计划安排，更少考虑到钢铁生产与外部有关部门的比例关系。孤军突出的结果，不仅钢铁、粮食，而且整个国民经济都出现了罕见的大幅度下降。实践结果表明，不顾国力，不顾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必然是“欲速则不达”。陈云同志后来在总结经验时，不止一次地强调“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最重要的是搞好综合平衡。陈云同志认为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这方面的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二五”时期陈云同志强调的综合平衡，主要指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三大平衡，后来又加上外汇收支，就是四大平衡。在综合平衡问题上，陈云同志针对“大跃进”中不讲综合乎衡不按比例的反科学态度，认为“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他还批评我们冶金部的同志，不要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搞平衡，必须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陈云同志强调的综合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

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陈云同志还举了钢铁工业为例， 说明综合平衡的重要性，指出这样做计划指标可能会低一点，但要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这些精辟的见解，正是陈云同志对“二五”时期及以前经济工作的深刻总结。

“二五”时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党的领导在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也更加坚强起来，但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建设规模过大、不按比例综合平衡等现象还是存在的。因此，认真学习和贯彻陈云同志上述的原则思想，对于我们实现党中央提出的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陈云领导财经工作回忆戎子和陈云同志是我所钦敬的卓越领导者，这在我的印记里可以追溯到 1942 年延安整风时期。从那时起，我就对陈云同志有

了初步了解并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但在他领导下工作，是在 1949 年北平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前夕。

记得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一次董必武同志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今后将由陈云同志领导财经工作。不久，陈云同志从西柏坡来到北平， 住在北京饭店。一天，董老带我去见了陈云同志，这是我第一次与陈云同志见面。当时，董老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我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北平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此后，我无论是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还是在担任中央西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期间，都是在陈云同志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关进“牛棚”。

陈云同志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成功地领导解决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从而形成了一套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经济工作指导用想。

在我过去的笔记本里，详细地记载着当时的工作情况及参加会议的记录等，其中有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期对财政工作的具体指示和对我个人的教诲。只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付之一炬。但回忆在陈云同志领导下从事财经工作的经历，有几件事情感触颇深，对我教益很大， 记忆犹新，至今不能忘怀。他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一直激励着我。

关心人民生活，平抑物价，稳定市场陈云同志作为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十分重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新中国是在推翻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后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财政经济

是以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为基础的。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国家财富被搜刮殆尽，到新中国成立前，已是百业调敝，经济萧条。加之国民党政府苟延残喘之时，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资贫乏，物价飞涨，市场一派混乱，国民经济陷于崩溃。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要继续肃清残敌，巩固人民政权；另一方面又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摆在人民政府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繁重的。由于当时财政收支难以平衡，不得不依靠增发通货来保障各方面需求，致使物价上涨。一些投机商人、不法资本家乘机扰乱市场，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在不到 1

年的时间里，先后制造了 4 次涨价风潮。

面对经济上这种严峻的局面，陈云同志把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他说：物价必须稳定，并且要

及早稳定。物价早稳定一天，全国人民就少受一天痛苦。物价上涨、币值下跌，吃亏最大的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工人及军政人员。当时陈云同志与我们财政经济部门同志研究最多的就是平抑物价和稳定市场问题。记得他曾对我说：物价上涨的原因主要是财政赤字太大，货币发行过多。并指出，财政工作首要的任务是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必须尽力消除财政赤字。解决财政赤字有两条路，一条是发票子，一条是增加人民一部分负担，主要是整顿好税收，也包括发一点公债。发票子的结果，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投机商人发财，人民道殃，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全国刚刚解放，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多年通货膨胀依然心有余悸。发行公债，比发票子来说要好些，但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并且老百姓深受国民党发行公债有借无还之害， 对认购公债仍有许多疑虑，在未消除这种疑虑之前，公债还很难较大数量地发行。增加城市工商税收是较好的办法，不仅可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也可以解决工商业与农民的合理负担问题。同时，税收还可以经常地回笼货币， 有利于平抑物价。按陈云同志的指示，在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以及剿匪、恢复建设等开支巨大的情况下，我们努力做好公债发行和整顿税收工作，尽可能减少货币发行，以降低物价上涨指数，稳定市场和人民生活。我们在 1949

年 11 月底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税务工作会议，重点研究了统一全国税政、加强

工商税收管理问题，布置了 1950 年的工商税收任务。陈云同志亲自到会井发表了重要讲话。

那时，陈云同志要求我们要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减少赤字，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并要求我们努力开辟财源。他曾几次督促我说：“戎子和，还有什么收入可以挖掘吗？”我回答说：“凡是可以挖的都挖了”。他就笑了。

陈云同志为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非常重视控制货币发行，比如对货币需要投放多少、什么时间投放、怎样投放等等。在每次做出决定之前，陈云同志和薄一波同志都要南仅袁、曹菊如先提出意见，而后再把叶季壮、姚依林和我等几个同志叫去，一起分析研究估量对财政收支、商品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影响，然后再确定方案，向周总理报告。

正是采取了增加税收、发行公债、控制货币发行等措施，加之到 1950

年 3 月统一了全国的财经工作，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并且实现了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市场的稳定，保障了人民生活，为以后的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实事求是，注重实践，尊重专家

陈云同志是一位注重实际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每当决定政策、解决重大问题之前，他总要全面了解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关键，通过反复比较做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记得在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原来提出的项目较多，发展速度也定得较高，陈云同志对此十分慎重， 多次组织专家研究、论证。反复修改，最后才确定了 156 个项目。我曾经参加了几个项目的研究，对陈云同志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印象根深。陈云同志对每个项目所涉及到的诸如资源、动力、运输，地质等问题了解得都十分详细，对提出的方案都要反复比较，对存在的问题部与专家反复商量，研究斟酌，从不主观臆断。

他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还常常告诫周围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实际，不讲空话。他曾经在一次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到：我们的工作布置要反复考虑，要看得很准，经过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

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陈云同志的求实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人人皆知的。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总结自己的经验，告诫同志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非常精辟地道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我之所以敬佩陈云同志，并下决心向陈云同志学习的，正是他的这种精神。

前几年，党内一度出现一种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讲计划、不讲平衡、宣扬“财政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等思潮。陈云同志曾经多次讲话批评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违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思潮，并在他 83 岁高龄时，相继给姚依林、王丙乾、吴波等同志题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勉励他们注重实践，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其语重心长之意，十分感人。

陈云同志在处理问题时，非常注意听取各类专家的意见。其实陈云同志自己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专家。由于他成功地领导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 就连当时的资本家也为之折服，称他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尽管如此， 陈云同志仍然谦壶地把我们这些熟悉本部门工作的负责同志称为专家，在工作中非常信任和依靠我们，并经常就有关问题征询我们的意见。如在当时负责商业工作的姚依林同志，财政工作方面的薄一波同志和我，以及金融方面的曹菊如、南汉宸，粮食方面的陈国栋，外贸方面的叶季壮，计划方面的宋劭文等，都是陈云同志比较信赖的。

陈云同志不仅自己十分信赖和依靠专家，还时常教导我们要尊重和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1953 年我们在预算执行中出了问题，受到陈云同志的批评就是一例。

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经验，财政经济工作是在实践中摸索的。在恢复时期，都习惯地把上年的结余列入当年的预算中，并安排支出。开始，由于编制计划的水平不高，对经济发展情况的估计不够准确，收入计划打得不足。支出计划也打得不紧，执行的结果尚有结余，因此没有出现问题。经过 3 年

的努力，到 1952 年底，财政经济状况出现了根本的好转，国民经济得到了全

面恢复。特别是 1952 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当

年财政收大于支，结余了 7.73 亿元，累计财政结余 30 亿元，我们都为有这

样的大好形势而高兴。从 1953 年起，国家进入了“一五”计划建设时期。由于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一方面头脑有些发热，预算的盘子开始打大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缺乏经验，在编制 1953 年国家预算时，不恰当地把已作为银行信贷资金使用的上年度财政结余全部打入了预算收入，并抵作当年支出，从而扩大了支出，预算的底子铺大了。上时我们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问题，只是苏联专家库图佐夫（后来他当了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劝告过我们不能动用上年结余。由于没有弄懂不能动用结余的道理，以前动用结余也没有出现问题，结果没有采纳。直到动用结余后出了问题，我们才弄懂了其中的道理。因为财政的上年结余已经作为财政存款存入了银行，银行已经敝为信贷资金来源贷放出去，如果我们再打入预算并安排支出，就形成了“一女二嫁”。动用上年结余，财政就要向银行提取存款，银行不得不紧缩商业部门的贷款， 迫使商业部门压缩库存物资以减少流动资金占用，又会出现商业部门“泻肚子”的现象，商业“泻肚子”，库存物资减少，又造成商品供求不平衡，市场不稳定，物价出现波动。结果是财政、信贷、商业和市场物价发生连锁反

应，破坏了正常的商品流通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到了第二季度，问题开始显露出来，我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陈云同志听后生气地批评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认真听取和仔细研究苏联专家的意见？！”夏季财经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及时采取了有利的调整措施，才解决了问题。

通过这件事，我不仅记住了陈云同志的教诲，更重要的是使我在弄懂这个问题的同时，对财政工作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深化了我对财政工作与其它经济工作的关系的认识，初步懂得了“综合平衡”的道理。可惜，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弄懂了。那个时候，多数同志对根据地的那一套做法比较习惯，思想局限性很大，往往是财政讲财政、银行讲银行，缺少“综合平衡”的观点。直到 1956 年再次出现冒进，陈云同志提出“三大平衡”的观点后，大家才真正弄懂了这个问题。

理解和支持财政工作

陈云同志一贯支持财政工作，他十分理解财政工作的困难。50 年代初， 他曾经有句话，叫做“一毛不拔”。

什么叫“一毛不拔”呢？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有些地方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剿匪任务很重，军队要养，旧人员要吃饭，工业交通要恢复，还要支持抗美援朝，财政工作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干什么都要花钱，财政工作的压力很大。当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财政收入只有百余亿元，收入不多，支出却不少。因此，财政工作必须精打细算，严格控制财政支出。那时，陈云同志是中财委主任，他深知财政部门要把住支出的口于是很困难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是很大的，因此十分理解和支持财政工作。他

自己在处理问题时从不随意开财政的口子，遇事总要先同我们商量，要我们先提出意见。他曾诙谐地对部门的同志说：“要钱不要找我，去找戎子和老板”。当几次财政工作面临较大压力时，他都站出来支持我们说：财政工作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控制支出，不该花的钱就是要“一毛不拔”。虽然财政工作不可能完全做到“一毛不拔”，但有陈云同志支持财政工作的这种坚决态度，确实为我们做财政工作的同志撑了腰、解了围，财政工作就好做多了。财政部“一毛不拔”之说，很快在其它部门中流传开了。这样，其它部门埋怨财政部的现象也相应减少了，我们严格控制财政支出也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财政预算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要求编制的，体现着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代表着国家的整体利益。正是由于陈云同志深知财政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知严格把住财政支出口子的重要性，才能给予财政工作这样大的支持和帮助。

注重理论学习，注重调查研究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财经工作的指导作用，他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还时常督促身边的同志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不要陷人事务主义。

记得大概是 1956 年底或 1957 年初，陈云同志亲自组织我们财办的凡个同志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当时参加学习的有李先念、姚依林、叶季壮、段云和我等七八个同志，集中学习了二三个月， 陈云同志对我们说，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首先思想方法要对头，这就要学

习政治理论，特别要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之所以为党内同志称道，就是因为毛主席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一分为二。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就是我们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陈云同志告诫我们：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他提出要求说，财办的同志要带头学，部长、副部长要领导好部门的学习，要把理论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陈云同志的工作之所以做得扎实、细致，他所做出的决策之所以分析深刻、思想明确、判断正确、行之有效，一是由于他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二是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

陈云同志经常讲“全面、比校、反复”六个字，这是他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也是唯物辩证法在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在我所接触过的领导同志中， 就注重调查研究来讲，他也堪称楷模。

陈云同志曾经说过，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 90％的时间做调查、摸情况、搞研究，做决策用 10％的时间就够了。毛主席十分赞赏陈云同志的这一工作作风，曾称赞说，陈云同志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不经过调查研究是不轻易发表意见的。这方面，事例很多，我们的感受也很深。如 50 年代对猪

肉等副食品产销情况的调查，对公粮征收、统购统销的调查以及 60 年代初的青浦农村调查等。近几年，陈云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

我听说，陈云同志前几年还委托陈国栋同志就江浙地区荒废土地、随意占用耕地等现象进行过调查。

陈云同志做决策坚持从调查研究中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是他尊重事实、注重调查研究的一个典型的范例。早在 50 年代初，他就觉察到了粮食供应中的问题，并开始进行调查研究。1953 年，全国粮食购销矛盾十分紧张，粮贩子大肆活动、抢购囤积粮食，致使一些地区（主要是受灾地区）粮食出现脱销。陈云同志在当年的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的解决办法，即“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和毛主席的赞许。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一度受到来自一些方面的阻力，甚至党内一些同志也为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说统购统销搞糟了。陈云同志亲自组织进行调查，深入了解了事实的真相，肯定了统购统销政策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他剖析问题的原因时指出：“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 商品率很低。土地改革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 粮食商人和别的行业的商人就囤积粮食，存有余粮的富裕农民等待高价，不卖粮食。很显然，政府为了掌握必需数量的粮食来保证供应，使私商和富裕农民不能够操纵粮食市场，就必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并指出，只要粮食的收购价格定得合理，统购统销的政策就不仅有利于粮食的消费者，也有利于出卖粮食的农民，因而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他还提出了坚持和改进统购统销的具体措施，从而平息了这场风波，稳定了市场和社会秩序。

深刻的分析，纠正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使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得以继续

实施，再加上随后实行的对棉花、纱布和食油等的统购统销政策，对于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把实行统购统销称作新中国成立后经济领域的第二大战役。

依据国力有计划地稳步发展国民经济

综观我国建国 40 年的财政经济发展史，可以说是步履艰辛，十分曲折， 教训深刻。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起步，到“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而后便头脑发热搞了“大跃进”1962 年冷静下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到 1965 年财政经济形势刚刚好转，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1976 年粉碎“四人帮”，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 年有所恢复，1978 年又来了个“洋冒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刚刚取得了成绩，就又有人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讲综合平衡，宣扬什么“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致使国民经济在 1989 年不得不再次进行治理整顿。40

年中真正平平稳稳、安安心心地搞建设的时间只有 20 年左右。

这其中有许多是政治因素所致，但就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而言，不论是“冒进”还是所谓“跃进”，都是头脑发胀、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讲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不讲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恶果。

早在 50 年代中期，陈云同志根据 1956 年出现的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现象，就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以及实行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建设规模超过国力是十分危险的，提出了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制约方法，即保持三大平衡的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资金与物资平衡的关系，阐朗了国民经济要在同国力相适应的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稳步发展的途径。这种反对冒进、稳步发展的思想，后来却被当做右倾，受到了批判。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陈云同志稳步发展的思想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 再生产原理的。陈云同志关于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思想、“三大平衡” 的思想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化，国力论就是唯物论。而不顾客观实际，搞盲目冒进，则是唯意志论的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陈云同志再三强调“不能再折腾了！”语重心长，感人肺腑。我这样想，如果我们按陈云同志稳步发展的思想搞建设，没有这佯或那样的折腾，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一定会比现在的水平高得多。我们应牢记陈云同志反复强调的原则，用以指导财经工作，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秦惠众整理）

回忆解放初期在陈云同志领导下的工作片断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解放以后，长期主持我国的财经工作，在参与制定和贯彻党的财经工作方针政策中，始终从我国国情出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理论观点和解决各种经济问题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一点，在党内外都是公认的。

我从 1950 年到 1956 年，作为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1954 年改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负责人，在中财委主任陈云同志领导下，听取他的指示，并根据他的思想观点，指导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作为历史经验， 今天仍然值得加以回顾和总结。

稳定市场物价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任务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陈云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个大战役。它的胜利，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前提。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当时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国民经济有待恢复，财政负担很重。资本主义投机势力乘机抢购商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推波助澜，造成物价猛涨。从 1949 年 4 月到 1950 年 2 月，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掀起四次全国牲的物价大波动，给全国人民生活以及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新中国财政经济的困难幸灾乐祸，他们预言中国政府无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加重新中国的困难，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在国内，也有人认为共产党坐不了天下， 没有能力克服当时的财经困难。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没有力量控制通货膨胀和物价波动，不仅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生活，关系到生产的恢复，而且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巩固。

面对严峻的局势，党和政府一方面组织恢复和发展生产，一方面决心尽快扭转市场剧烈波动的局面，把物价稳定下来。

陈云同志当时受党中央的委托，亲自部署和指挥了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战役。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陈云同志指出：要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主要是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掌握粮食以稳定城市，掌握纱布以稳定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兴风作浪。

在陈云同志部署和指挥下，我们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首先加强了在农村市场粮食、棉花等主耍农产品的收购工作，把收购的粮棉运往城市，为国家控制物价涨势准备物质基础；同时，积极组织工业品下乡，向农民供应生产、生活资料，帮助农民恢复生产，协助国家回笼货币。1950 年，全国合作社系统收购粮食占国家收购量的 51％，收购棉花占国家收购量的 66％。

1951 年，为增加原棉收购，从 6 月份起，在全国棉农中开展了声势浩大

的购棉储棉运动。陈云同志 6 月 1 日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中号召棉农以“爱国发家，多种棉花”，“开展售棉竞赛”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使上市的原棉为国家所掌握，防止棉价波动，国家逐步加强了对棉花市场的管理。中共华东局规定，棉花由国营花纱布公司委托合作社统一收购，私营纱厂一律参加联购，不得向市场向购。9 月，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华东局的规定，并指示，“凡有合作社且能够担负起收购棉花任务者， 应一律仿照办理。”各级合作社进一步加强了代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任务，收购量不断增加。 1952 年代国家收购的粮食，占国家收购总量的 49.6％，棉花占 79.9％。到 1953 年，合作社在收购业务中，代国家收购的农副产品已占 75.4％；国家需要掌握的商品，如粮食、棉花、麻、烟、茶、丝和羊毛等主要生活必需物资，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已经全部或绝大部分通过合作社收购掌握起来。这样，就把左右市场的主要商品掌握在国家手里，增强了国家稳定市场物价的力量。正如陈云同志在 1950 年 2 月指出：“粮食、纱布是

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同年 6 月，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去年上海解放时，我们手里没有多少东

西，只有两千万斤粮食。现在上海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有多少呢？最高的数目为十七亿斤，够一年半周转。现在不怕没有粮食了。棉花去年我们只有一万担，现在手里掌握的也多了。”这样，国家掌握了领导市场的主动权。

为了配合批发市场的斗争，在国营粮食商业还来不及普遍建立网点和人员很少的情况下，在京津沪等大城市，城市消费合作社还担负了一部分粮食零售工作，使大多数居民得到国家直接供应的粮食。这些措施，对稳定零售价格，安定人民生活，起了一定作用。

国内市场的这种变化，正如陈云同志在国庆一周年发表的文章所指出的：“1950 年 3 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败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与恢复及发展生产为月的的市场了。”延续 12 年的恶性通货

膨胀被遏制，物价从 1950 年 3 月起便持续地稳定下来。全国批发物价指数，

以 1950 年 3 月为 100，到 1951 年 12 月为 96.6，1952 年为 90.6；零售价格也相应下降。广大人民群众从长期物价飞涨的惶恐中解脱出来，生活开始得到安定。

1950 年 6 月，正当我国经济好转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朝鲜，霸

占我国台湾省。当年 11 月召开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陈云同志分析了抗美援

朝战争后的局势，提出了 1951 年财政经济工作新的方针：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当时称为“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陈云同志用建国以后的历史事实说明，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保持物价稳定，非常重要， 办法是力求财政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多发钞票。物价的稳定，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创造了条件。陈云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1951 年财经工作要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首先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用振兴农村经济的办法来促进城市繁荣。陈云说：“这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

根据陈云同志指示：我们立即行动，要求各级合作社广泛地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帮助农民推销剩余的农产品和土产品，并向农民推销工业品。为此，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主要有：

（一）各级合作社建立土特产品推销机构，划定资金，配备人员，专门指导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在许多上特产品集散地建立货栈，为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服务。

（二）各级合作社与国营贸易公司签订合同，通过合同，将农产品零星交易汇集起来，促进小生产者有组织的产销，保证国家的收购。如 1951 年吉

林省合作社与国营商业签订 2600 多份购销合同，购销总额达 3.4 亿元，占国营贸易总额的 50％。

（三）召开各级物资交流会。1950 年 11 月，在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下，东北、华北、华东三大区组织了几项主要物资交流，由东北合作总社组织运销豆饼 10 万吨，大豆 10 万吨，高粱、玉米等 10 万吨，供给华北、华东地区社员需要；同时由华东合作总社及华北各省（市）合作社组织皮棉 200 万斤，各种布 60 万匹，供给东北地区社员的需要。

1950 年 12 月，华北 5 省、市合作社组织了粮、布交流业务。同一时期， 天津市组织有几万人参加的大型物资交流会，各地合作社派代表参加，会上成交了大量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合作社成交额 1 亿元，占大会总成交额的 60％。

在大区物资交流会的影响和带动下， 1951 年、1952 年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物资交流会蓬勃发展，从大中城市发展到小城市和集镇。参加交流会的不仅有合作社和国营商业，还有私营商业和农民群众。据不完全统计，1952 年全国各地召开的高、中、初级物资交流会共 7789 次，成交额 33.9 亿元，

较 1951 年成交总值 10 亿元增长 2.39 倍。

（四）恢复和建立农村集市、庙会，组织群众开展短距离的物资交流。城乡物资交流的广泛开展，扩大了土特产品的销路，提高了农民的购买

力，扭转了市场呆滞局面，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工农联盟。1953 年陈云同志说，几年来我们组织了城乡交流，内外交流，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稳定了全国市场，在恢复经济中起了巨大作用。

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是解放初期经济战线上第一个大的战役。这个战役的胜利，使帝国主义者的预言宣告破产，使资产阶级在阶级的较量中归于失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开始确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毛泽东同志对此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粮棉实行计划管理是长远大计

实行粮棉计划管理（即统购统销），是在建国初期经济领域中进行的第二个大“战役”。粮棉统购统销政策，是陈云同志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来的。在这一决策上的理论和实践，充分反映了他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使各种经济成份“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实行了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国内贸易自由的政策，对农副产品的收购和推销，也是基本通过市场，进行自由购销。

从 1953 年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以后，由于就业人员大量增加，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多，加之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经济作物扩大等，社会购买力增长速度超过商品可供量的增长速度，市场上许多商品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最为紧张的是粮食等吃的东西，其次是穿的东西。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解决吃穿的根本办法是增加生产，但这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在分配上想办法，在当时主要是进行合理收购和合理供应。

为了解决粮棉等主要农产品购销严重不平衡问题，陈云同志反复深入地进行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比较，最后决定向中央建议，对粮棉等主要农产品，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的办法，也就是统购统销，以代替自由购销。陈云同志说：“经过计划收购来掌握货源，经过计划供应来控制销量，这是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市场稳定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一重大决策，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中央正式决定，从 1953 年 11 月起， 对粮食、食油实行统购统销；1954 年 9 月对棉花实行统购，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这个重大政策措施，对于整个市场的稳定，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实行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计划管理，这是一项很重大的经济工作，要采取很多经济措施；同时又是一项很重大的政治工作，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我们配合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

国家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我们于 1953 年 10 月 15 日到 16 日，紧急召开大行政区和重点省合作社主任会议，就合作社如何配合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进行了研究。会后各地合作社配合粮食等有关部门向农民广泛宣传政策，同时积极做好工业品下乡，促进农民多卖粮。陈云同志指出：“做好工业品的供应，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必须注意把工业品的供应和‘三定’（指对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更好地结合起来。” “国家发展工业生产的计划，将尽可能地照顾到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陈云同志这个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也是应当注意的。搞好工业品下乡，组织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是我们实行粮棉计划管理，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为了完成粮食统购任务，1953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联合签署了 1953 年度代购秋粮协议。协议规定，合作社代国家收购任务占粮食部收购计划的比重：在东北区占 90％，华北、中南、华东区占 60—70％，西北、西南区占 40—50％。为避免机构重叠和发生市场争执， 协议确定：粮食部门以掌握大中城市，包括主要县城在内的集散市场为主， 合作社以县以下包括小县城在内的初级市场为主。

在经济作物区，合作社还担负了向农民供应粮食的任务，有些地方合作社供应粮食占生活资料的 30—40％。对经济作物区的粮食供应工作，一般是结合经济作物的收购工作进行的。

1954 年 4 月 12 日，根据中共中大批转华北财委党组《关于努力活跃初级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的报告》的要求，各级合作社还开展了粮食调剂工作，通过供应农民生产生活资料，大力收购余粮。副业用粮，合作社通过订立合同，供应原料，收购产品。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棉花的生产与资源的控制。早在 1951 年 6 月，陈云同志在分析“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时就指出：“仅仅说了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保国才能发家。产棉区的党组织、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 应该向棉农解释这个真理，使他们在发家必须保国的认识下，自愿地将存棉以合理的价格卖给国家，并且要在‘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口号下，扩大棉田，精耕细作，增加棉花产量。”根据陈云同志提议，1954 年开始，国家把棉花列为一类物资，由国家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管理，有关棉花的收购、加工、调运、储存、销售等经营活动，统一由供销合作社负责办理。我们为了搞好这项工作，始终抓得很紧，不敢掉以轻心。为促进和发展棉花生产， 搞好棉花收购，保证市场供应等，付出了大量劳动。

为了扶持和促进棉花生产，从 50 年代起，我们就在全国实行了棉花预购，同生产者签订预购合同。为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金困难，发给一定数量的预购定金，利息由供销合作社负担。供销合作社并负责优先供应肥料、粮食、煤炭、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

为了推广棉花良种，各地供销合作社建立了棉花良种繁育基地，实行收购良种籽棉加价奖励！并配合农业部门，向农民传授棉花先进栽培技术，积极供应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帮助棉农实现增产增收。

为了扶持社队搞好轧花、剥绒，在技术培训、机械维修、零配件供应、设备配套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组织分散轧花机进行棉种加工、榨油、运输等工作，增加农民副业收入。

国家为了棉农利益，促进棉粮生产协调发展，每年规定并公布各地区的

棉粮比价，大体上北方棉麦比价为 1∶8，南方棉稻比价为 1∶12—14。直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家对棉花、粮食实行计划价格，才不具体规定粮棉比价。对此我们积极组织贯彻实施。

为了方便棉农售棉，在主要产棉区几乎每个乡都设有棉花收购站。每年新棉上市前，我们要求产棉区的供销合作社在当地党政领导下，对棉花收购工作做出专门部署，组织棉农适时采摘和交售棉花，通过各种形式加强收购。

在国家的支持下，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棉花生产，棉花收购量增长较快，1950 年收购 837 万担， 1957 年达到 2766 万担。使国家有效地控制了棉花资源，保证了棉花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基本上改变了我国过去棉花大量依靠进口的状况。

陈云同志强调，我国实行粮棉计划管理，是一个长远大计，只要我国的农业生产还没有很大提高，就必须坚持这个政策。它是现阶段我国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而取得主要衣产品的基本形式。

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改造农村小商小贩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并在实践中取得胜利，对于私营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陈云同志直接主持了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从 1954 年开始，陈云同志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方面。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已经开始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加强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1952 年，国营、合作社经营和公私合营三类工业的产值，在总产值的比重已提高到 61％，国营、合作社经营商业的营业额，在批发中的比重也已达到 63％，在零售中达到 31％。但在当时，私营工商业还有相当的实力，国营经济还不能取得完全的主动权。1952 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在过渡时期，供销合作社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领导对农村私商的改造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陈云同志对私营小商贩的改造工作非常重视。还在 1950 年，他就提出， 对全部摊贩的改造，是一项更加复杂的工作，只能在处理了座商之后，才能作全盘处理。以后他又系统地提出一整套原则和方针：安排这些小商贩的正确原则是，既要照顾居民消费的方便，又要保持小商贩经营的积极性，使他们获得适当的收入。采取这种办法，可以使广大的分散的小商贩，经过批发店领导合作小组的形式，同社会主义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并且使小商贩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领取计件工资性质的、代购代销手续费。这样，就能够使这些小商贩逐步地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践证明，陈云同志提出的上述原则，是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建国初期，我们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权，积极发展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扩大商业网点、人员和在商品流通中所占比重，私营商业相应下降，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工作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前进得猛了一些，而私营商业下降得快了一些。我们的同志只注意了“限制”， 忽视了“利用”。因此，私营商业经营困难，有的无法维持，被迫停业，增加了社会失业人员，也加重了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负担。问题反映到中央财

委，陈云同志十分重视，多次找我和商业部姚依林同志谈话，研究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如何在零售业务上“踏步走”，强调要给私营商业留有活路，发挥他们的作用。陈云同志指出：私营零售商业额陡然大幅度下降。不仅会使许多小店主、小商贩生活发生困难，而且使居民感到不便。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除适当分配货源外，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营上要有进有退，或在一定时间内不进不退；在前进时，对私营商业仍应作适当安排。他还指出， 为了改造私营商业，全国商业的步调必须一致，在中央商业部的领导下，城乡市场应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分工负责，时刻注意互相支援等等。

根据陈云同志指示精神，我们结合农村市场的实际情况，对农村私商的改造工作进行了安排。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54 年下半年到

1955 年下半年，贯彻先安排后改造的精神。即首先采取各种办法把私商安排下来，主要措施是供销社多做批发业务，零售业务不再前进，维持他们的生活，缓和市场紧张状况，同时在试点基础上，对部分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二阶段，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由先安排后改造，转变为主要改造，继续安排，将农村私商纳入各种不同的改造形式。

1954 年下半年，各地供销合作社对农村私营商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安排

和改造，到年底，通过各种形式改造的私商约计 20 万人。但是由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占农村收购总额 42％左右的粮食、植物油、棉花和占农村零售总额 24％的粮食、油脂、棉布脱离了自由市场，加上“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私营商业还是被削弱了。据不完全统计，1954 年底，全国农村私商户数241 万，比上年减少 69 万户，从业人员 350 万，比上年减少 100 万人，他们在农村商品零售额所占的比重，由上年的 55％，下降到 39.4％。被排挤的私商转业困难，有的流入城市变为摊贩或游民；有的名为转入农业，实际不会种地；有的依靠政府救济。农民买卖商品都集中到供销合作社来，形成“合作社忙死，私商闲死，群众等死”的不合理现象。不少地区发生商品脱销和积压，农副产品收购计划也完成得不好。

为此，这年夏天，我带领一个工作组下去调查。发现有的小商贩编的一首打油诗：“前世做了恶，今世跑破脚，扁担不离肩，还说是剥削”我听了很受启发，通过调查研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私商进行分类排队。农村私商可分为三类：一是小商小贩，占私商的 95％以上；二是商业资本家， 只占 1—2％；三是富农兼商，人数也很少。农村私商改造工作的重点是小商小贩。小商小贩一般以自己从事商品流转过程中的劳动为其生活的全部或主要来源。他们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有着许多好的东西，也有不少经营、服务方式是好的，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应商品流转和广大农村分散，便于农民购销的。因此，既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引导，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又要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了对农村小商小贩在供销合作社的领导帮助下，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进行改造的意见。并拟定了农村私商改造的三种形式，即经销、经营小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合营商店。经过试点证明，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当时苏联专家主张，采取苏联的办法，消灭私商，我们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

在试点的基础上，1955 年 1 月，我们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农村私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检查了排挤私商过多的原因，主要是对农村私商缺乏阶级分析，和农村私商在扩大商品流转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确定了对农村私营

商业不同的改造政策。同年 3 月，我们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农村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陈述了改造农村私商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各地。

为了更好地改造和利用私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根据陈云同志指示的精神，调整了部分商业网点，适当撤销、缩小或合并了一部分零售机构； 根据市场容量，统一安排了零售公私经营比重，紧缩了自营零售业务，把主要精力放在批发业务上，因此，相应建立了批发机构，开展了对私商的批发业务。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到 1955 年 6 月底，农村私商一般都得到维持，停

歇业现象大大减少或基本停止。上半年还有困难的 54 万户私商（占总商户26.2％），已安排 37 万户，占困难户总数的 68.5％。尚未安排好的户，困难程度也比以前有所减轻。

私商由于经营业务得到安排，开始消除了对立情绪，转而向供销合作社靠拢，主动增加资金，积极搞好业务经营，接受领导和改造。同年 7 月第二次全国农村私营商业改造会议时，各地私商的情绪与前大不相同了。山西的小商小贩又做了四句打油诗：“不是奸商贩，成了劳动汉，挑上货郎担，今后好好干”。

到 1955 年冬，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我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新的形势，许多地方出现了全行业合营的情况。陈云同志针对这一情况提出：“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前进一步。”为了迎接改造高潮的到来， 我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私营商业改造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积极开展对农村私营商业的改造工作。到 1956 年 6 月底，全国

农村私商 226 万人中绝大部分已经组织起来，基本上完成了对农村私营商业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造工作。这无疑是党的政策的胜利。

陈云同志在以后多次讲话中，也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弊病，如商店盲目合并，经营过分集中等等，以及其他应予解决的许多问题。他在兼任商业部长以后，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商业应牢固地树立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他要求所有商业企业及其职工，都应使自己的工作能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尽可能满足城乡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他认为，做到了这两条，就是为巩

固社会主义制

度尽到了自己的政治责任。

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史无前例的。在改造过程中，也出现过偏差，如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过快等毛病。但是，总的来看，我国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陈云等同志领导下，发展是健康的。

这里还要提一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在陈云同志领导下进行的。我国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当时农民需要的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城市居民需要的相当一部分生活用品，都来自手工业。不少手工艺、美术品凝结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传统工艺。个体手工业，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商品生产者。根据手工业者的这个基本特点，我们也采取了合作比的道路，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把广大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则主要通过购销业务和合同制度，供应原料和推销产品，把手工业生产纳入计划轨道，并帮助他们克服原料不足、产品销路不稳的困难。我们采取的这个方针，也是与苏联的做法不同的。实

践证明，是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的。

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战役” 的胜利，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功，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和大多数各级领导干部一样，都很尊重、信赖陈云同志。凡是听过他讲话的同志部有一种深刻的感觉，就是陈云同志讲的，都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而且条理清楚，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陈云同志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他每讲一个问题，都经过调查研究和周密思考。这样，他作出的判断，提出的意见，也就比较能切中要害，行之有效。

现在，我们进入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照搬历史上的一些政策和办法，来解决现在许多新发生的问题。但是，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许多思想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仍然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恰当的借鉴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定或少走弯路，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