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一调，天下大定杨 波

陈云同志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和研究陈云著作，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思想、政策水平，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切实做好当前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工作，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陈云同志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中外公认的杰出经济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陈云同志长期主管经济工作，对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计划编辑出版《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的这篇文字，只就建国初期陈云同志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和调整工商业的工作作些叙述，讲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 22 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近

百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于 1949 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革命胜利了，新的恢复经济、重建国家的更艰巨任务，又摆在了全国人民和我们党的面前。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全国人民尽快地把国民党反动政府留下的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治理好？能不能很快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大间题。匡内的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是抱怀疑态度的，上海的资本家就说过：“共产党是军事 100 分，政治 80 分，财经打 0 分”，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不甘心他们在中国大陆上的失败，说什么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不能治天下，算定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制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但事实很炔就证明， 共产党不仅能够打天下，而且能够治天下：不仅军事上、政治上是合格的， 财政经济方面也是胜任的。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面临的困难确实是严重的。1949 年与全国解放以前的最高年份比较，农业总产值下降 20％以上，其中粮食产量由 3000 亿斤降到 2264 亿斤，下降 24.5％，棉花产量由 1698 万担降到 888 万担，下降 47.7

％；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 70％，轻工业下降 30％，煤产量由 6200 万吨降到 3200 万吨。下降 48.4％，发电量由 60 亿度降到 43 亿度， 下降 28.3％，钢产量由 92.3 万吨降到 15.8 万吨，下降 82.9％，棉纱产量由

44.5 万吨降到 32.7 万吨，下降 26.5％，棉布产量由 27.9 亿米降到 18.9 亿米，下降 32.3％。交通严重破坏，城乡交流阻塞，津浦、京汉、粤仅、陇海等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有 1/3 不能使用。1949 年全国的货运量，还不到解放以前最高年份的一半。人民生活严重下降，可以说到了艰难竭蹑，无以卒岁的地步，城市中大约有 400 万失业者和大量的半失业人员，需要人民政府予以安置和救济，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几百万军政人员， 也要包下来管饭吃。更为突出的困难是，连续 12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 1937 年了月到 1949 年 5 月的 12 年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从法币到金圆券，

共增发了 1400 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了 8400 多亿倍（以战前的法币计算）， 达到了天文学的数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几乎成了废纸，城市中到处以金条、银元、美钞、港币为交换手段，广大农村则普遍流行着以物易物。

陈云同志就是在这种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统管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的。

如何尽快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建立新的经济秩序？陈云同志经过调查研究，首先抓了统一管理财经工作和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他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1949 年 4 月到 1950 年 2 月，全国出现了 4 次大的物价风波，每次波动少则上涨百分之几十，多则成倍地上涨。物价上涨，币值下跌，主要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货币发行过多，如人民币的发行额，以 1948 年底为基数计算，

到 1949 年 11 月增加约 100 倍，到 1950 年 2 月则增加到 270 倍。这是在人民解放军正处于大规模作战时期，军费开支浩大，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增加很少的情况下，为支持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解放全中国，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措施。同时，也必须指出，在旧中国多年恶性通货膨胀中形成的一批投机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投机倒把，也严重地助长了市场波动，物价上涨。为了深入了解市场动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研究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

具体措施，陈云同志 1949 年 5 月从东北调回中央工作以后，接着就受中央委

托于 7 月亲自到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市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上海整顿和安排好市场，尽快恢复工业生产，缓解面临的经济困难；同时，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政、金融、贸易等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研究讨论克服全国财政经济困难的办法。陈云同志提出，支持上海，主要是帮助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两白”，一是大米，一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这三样东西，既是保障人民生活、恢复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也是我们稳定市场物价、与投机资本作斗争所必须掌握的主要物质力量（按：当时投机资本囤积居奇、冲击市场的主要对象，就是粮食和纱布这两样东西）。他认为，上海的问题解决好了，对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两白一黑”不是上海自己能够解决的，必须有其他地区的支持和全国的统一调度。这次上海财经会议，是建国前夕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提出的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意见和办法，为建国后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和组织准备。

陈云同志认为，不论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从根本上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方面来说，还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实现市场物价稳定的要求来说，都必须改变过去各个根据地、解放区分割，不得不实行的那种财经工作分散管理的格局，实行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他说： “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小：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困难大，为害亦大。因此，应该克服统一中可能出现的小困难，避免由于不统一而产生的物价混乱等大困难。”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政务院于 1950 年 3 月 3 日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时，相应地作出了统一财政收支管理、统一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统

一公粮收支调度、统一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统一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具体规定。这一决定的实施，很快就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如以 1950 年 8 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 100，当年 12 月为

85.4， 1951 年 12 月为 92，4， 1952 年 12 月为 92.6。新中国建立仅仅半年的时间，到 19”年 3 月，就使物价稳定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这一斗争的胜利，是陈云同志亲自组织，直接指挥的。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 整顿收入，节约支出，统一财政收支管理。随着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

   迅速建立了各项税收制度，统一制订和管理税目、税率，抓紧税收工作，增加财政收入。陈云同志在 1950 年 2 月 1 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于只有这两条。少收必得多发，想少发必得多收，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别无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 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校小。”为了平衡财政收支，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理仓库物资的工作，陈云同志亲自兼任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的主任，要求所有库存物资，都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减少财政支出和外贸进口，此外，为减少赤字，还发行了五年期的折实公债。在节约支出方面，要求“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 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财政收入迅速增加， 1950 年 4 月全国财政收支就出现了基本平衡的新局面，全年收入比原概算增加了 31.7％，而支出却相对减少。

2. 掌握主要物资，集中调度，灵活吞吐，严厉打击投机活动。陈云同志认为，要稳定市场物价，打击投机活动，国家必须掌握足够数量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当时，粮食、纱布是稳定市场的主要物资，我们掌握多少，

   决定着我们控制市场能力的大小。为了掌握市场动态，及时研究对策，陈云同志每天上班时至少要看两张统计表，一是前一天上海、天津、北京、武汉等主要城市的物价变化情况，二是前一天各地的税收、货币发行量和主要物资的库存量统计，并亲自指挥调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布成立半个月， 1919 年 10 月 15 日就从上海、天津开始，接着波及华中、西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大的全国性物价波动。这次物价猛涨，主要是货币发行量大量增加引起的，但投机资本趁机兴风作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这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我们的一次大的较量。陈云同志亲自指挥了平息这次物价波动的斗争，他精确计算了货币投放量与物价上涨指数的关系，预测了物价上涨到什么程度可能稳住，同时对粮食、纱布等主要物资的调运、银根的紧缩、国营贸易公司的斗争策略和统一行动时间等作了周详安排。结果，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就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歼灭性的打击。事后，上海的资本家说： 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6 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3. 与经济手段相配合，采用必要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以平衡财政、稳定物价。如政府明令规定不准黄金、美钞、银元等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自由买卖；规定国营企业和机关团体的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在私营银

行钱庄存款；不准私营工商企业拖欠税款，迟交的要处以罚金；临时停拨一部分工业投资和收购资金，推迟拨付行政经费，以减少货币发行；还有发行折实公债，以回笼货币、减少赤字等措施。这些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在稳定物价、打击投机活动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陈云同志在总结 1950 年的工作时指出：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 霓虹灯都亮了。”

物价的稳定，为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到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全国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达到或者超过全国解放以前的最高年产量。1952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3278 亿斤，比全国解放以前最高年产量增加 278 亿斤，增长 9.3％；棉花产量达到 2608 万

担，增加 910 万担，增长 53.6％；煤炭产量达到 6600 万吨，增加 400 万吨， 增长 6.5％；发电量达到 73 亿度，增加 13 亿度，增长 21.7％；钢产量达到135 万吨，增加 42.7 万吨，增长 46.3％；棉纱产量达到 65.6 万吨，增加 21.1

万吨，增长 47.4％；棉布产量达到 38.3 亿米，增加 10.4 亿米，增长 37.3

％。工农业总产值比解放以前的最高年份增长了 20％。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胜利结束，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于 1953 年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地展开了。

写到这里，我想有必要指出，建国初期陈云同志领导的我国稳定物价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这不但早已为实践所证明，为国内各方面人士所称赞，而且为世界各国经济学家所公认。可是，前几年有些同志在探讨如何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问题时，不去研究、借鉴我们自己的经验，却舍本求末，到西方一些国家去“考察”、“取经”，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难于理解。据我所知，有两位西方经济学家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说： 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中国最有经验，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怎么现在你们又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前几年有些人曾经一度鼓吹一种错误论点，即“通货膨胀有益论”。他们把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搬到中国来，说什么轻微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搞活经济，刺激生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殊不知用发票于的办法来搞建设，弥补财政赤字，不但不利于经济全局的稳定，而且对生产的正常、健康发展也是有害无利的，这已为现实经济生活所证明，陈云同志早在 1950 年初就明确指出：“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 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建国几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陈云同志的论点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总结了历史经验，在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所要达到的 6 项主要目标中， 明确提出：要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降低物价上涨幅度，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近两年的治理整顿，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稳定物价和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中，国营商业（包

括对外贸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与陈云同志对商业工作的重视和强有力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早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上海财经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强调要抓好商业这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提出要尽快组建全国统一的花纱布公司、上产公司等国营专业公司，统一掌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以利于扶持生产，调节供求，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并发展进出口贸易，有效地集中使用外汇。他要求各地财委和贸易公司对资金的运用不要搞得太死，该收购的要及时收购，该抛售的要尽快抛售。“如果该抛的不抛，物价涨了，又要多发票子，从局部看可能有利，但对全局不利。要准备从稳定物价这个全局出发而抛售。”同对，他明确提出，要实行国内贸易自由，反对互相封锁。针对当时江苏、江西的一部分地区以维护农民利益为由，不准本地区的粮食卖给上海、杭州的情况，陈云同志指出： “凡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的地方，农民的粮食就不能卖到高的价钱，而城市因粮食贵，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使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扩大。这对农民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完全是包害无利。对大城市有利还是有害呢？几百万靠薪资生活的劳动人民所需要的粮食来不了，当然是有害的。可见，这种封锁，无论对农民，对城市的劳动人民，还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是有害的”。新中国建立以后，陈云同志一向主张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反对城乡分割、地区封锁。并且强调指出，要按照合理的经济流向组织商品流转，反对人为的按行政区划的界限层层分配商品。他认为，只有合理组织，物汤其流，互通有无，余缺调剂，才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才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正常顺利进行。

1950 年 3 月全国物价全面稳定以后，从 4 月份起，各地市场上出现了商品滞销的新情况，并由此引起一部分私营工厂关闭，商店歇业，失业人员增加。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在改组改造过程中走向新生、走向重建的一种准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具体说来， 则主要是由于投机倒把被制止，多年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迅速消失所造成的；广大人民的购买力低和银根紧缩，也是一个原因。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活跃城乡经济，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暂时的困难，陈云同志这时又集中力量抓调整工商业和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的工作。当年 5 月，他提出解决工商业困难的五项措施，即：一是重点扶持生产，二是开导工业品的销路， 三是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四是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五是重点举办失业救济。6 月上旬，他在党的七属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意见；6 月中旬又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

《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井相应地确定了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加工订货、调整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具体措施，兼顾公私利益，协调公私关系。

调整私营工业，除了调整原有的不合理的工业结构以外，主要措施是两项，即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加工，就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或国营贸易公司运用手中掌握的原料材料，委托私营工厂加工成成品，付给一定的合理的加工费用，订货，就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或国营贸易公司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 向私营工厂订购货物。统购包销，就是私营工厂生产的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或者包销。通过这些办法，有效地扶持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的生产，保障了他们的合理利润，并使其生产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克服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调整私营商业，主要是通过价格政策、调整公私商业经

营范围以及代购代销等办法，扶持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商业的正常经营， 保障其正当的利润。陈云同志指出：“我们和私人商业关系搞好搞不好，能不能协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价格政策问题。”为此，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价格政策问题，如工农业产品之间的比价，各种主要农产品之间的比价， 原材料与工业成品之间的比价，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两者之间的合理差价， 等等，熟练地运用着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指导工农业生产正常、合理地发展和内外贸易的发展。在国内贸易中，他特别强调要确定合理的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差价、季节之间的差价和地区之间的差价，使私商的正当经营有利可图。陈云同志亲自制订的这些调整工商业的措施实施以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国的经济情况就大为改观了，各地大中小城市就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在调整工商业过程中，陈云同志极为重视恢复和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特别是做好农副土产品的购销工作，并亲自进行动员和作具体部署。他说：“扩大农副上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这样，可以进一步促进正当工商业的发展，打击投机：使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这是一连串的收获。因此我们说，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有效措施，全国城乡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50 年，是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

难、治国安邦的极为关键的一年。陈云同志 1951 年 4 月在总结这一年的财经工作时说得好：“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六月以前是统一，六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