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薛 莘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40 年，虽有曲折经历，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举世瞩目。在这一历程中，陈云同志亲自领导或指导经济工作，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宝贵历史文献。这些论著中阐述指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学习他的论著，可以鲜明地看出陈云同志指导经济工作始终贯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唯物主义世界观；他指导经济工作的正确意见， 都是他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晶。

从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入手

1949 年至 1956 年，是新旧中国的交替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动的时期。旧中国的长期反动统治和多年战争，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满目疮痍、遍地荒凉，经济遭到破坏，千百万人失业、半失业，在饥饿线上挣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财政经济困难，而贪得无厌的剥削者、投机冒险分子却兴风作浪，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物价大波动。人民革命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了根本的胜利，在经济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就是说，能不能使几亿炮尝苦难

的人民群众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能不能在贫穷落后的大地上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强大国家？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当时，上海的资本家就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则经打 0 分。”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工作上注定是要吃败仗的。

能不能扭转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那种困难局面呢？陈云同志作为当时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针对当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意见。在经济方面，当时哪些事是最紧迫、人民群众要求解决而且急需解决的呢？在那个时期突出办好了以下几件事。

（一）稳定物价。长期以来，人民群众吃够了通货膨胀的苦，朝不虑夕， 特别是城市人民靠市场过日子，更是人心惶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人民当然有理由首先要求稳定物价。但是，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多， 而行政、军费开支浩大，只好多发票子；另一方面，投机资本家兴风作浪， 从 1949 年 4 月到 1950 年 2 月，掀起 4 次物价大波动。190 年 11 月的一次最大，从上海开始，粮食、棉纱、五金、化工产品的价格以每天百分之二三十的幅度猛涨。很明显，这种状况不改变，人民是无法安居乐业的。陈云同志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陈云同志坐镇北京，指挥全国，运用各种手段，主要是经济手段同投机资本家作战，经过几个回合，获得全胜。如果以 1950 年 8 月批发价格为 100，到 12 月为 85；

1951 年 12 月为 92.4；1952 年 12 月为 92.6。这就说明，全国范围的物价稳定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二）统一财政经济。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用于最需要的地方，是统一的人民民主国家必须采取的重大措施。中国革命走过了自己的特殊道路

——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根据地长期是分散的。各有货币，各管收支，只有政策是统一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如此。可是在取得全国胜利后， 再继续这种状态就非常不利了。当时还存在这种情况，国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依靠增发通货，而公粮和税收这些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却大多尚由各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种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

的脱节现象，既不利于克服则政困难，也不能集中财力、物力与投机资本作斗争，当然也很难办些必须办的大事。陈云同志说，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儿件大事。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为此， 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当时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制止自行添招工作人员；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厉行节约；公粮和主要税收统一调度使用；国营贸易机构的物资统一调动；公营企业和合作社按时纳税，所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经管的企业上缴折旧金和利润的一部分；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保证军队及地方人民政府开支及恢复人民经济所必需的投资，由于采取了上述正确的措施，国家财政迅速实现了收支平衡，货币发行趋于正常，为金融物价稳定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安排就业，各得其所。随着革命的胜利，社会大变动和经济改组， 旧社会突出的就业问题在城市里更尖锐了。这要靠尽量维持生产及事业部门、城市服务行业来维持职工就业，当时如果让过多的私人企业垮台，职工失了业就会埋怨人民政府。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旧人员，党中央决定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陈云同志说，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把这些人全裁了，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是很大的。党中央还特别注意安排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作用。陈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的产业工人不过 300 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 30 万。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的。只要领导正确，他们是可以做些事的。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党中央采取的正确的就业、安置政策，成为保持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把粮食抓紧，把布匹抓紧，国家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消费品。治理一个贫穷落后的几亿人口的大国，首先必须解决人民的吃穿住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日没有基本解决，国家就一日不得安宁。1950 年 11 月，陈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为此，建国初期就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组建了粮食、花纱布、煤炭、食盐、土产等国营专业贸易公司，掌握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保证市场供应， 稳定市场物价。以后，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又于 1951 年 1 月，实行了对棉纱、棉布的统购，1953 年 10 月、11 月对粮食、油料实行了统购、统销，并加强对主要农副产品、主要日用工业品的收购工作，确保人民生活供应和对外贸易的需要。实践证明，这些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经济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是治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重要经验。

（五）疏通流通渠道。全国解放初期，五种经济成份同时存在，如何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尽快建立新的市场秩序，疏通流通渠道，扩大城乡物资交流， 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是陈云同志当时着重抓的一件大事。他认为，广大农村小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受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调节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也需要有健康的活跃的市场。因之，在财经工作统一管理以后，陈云同志就集中力量抓城乡物资交流。1950 年 11 月，

他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说：“扩大农副上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财经工作的实践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忖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这样， 可以进一步促进正当工商业的发展，打击投机，使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这是一连串的收获。经济生活的内部是互为关联的，只要找到了症结所在，抓住关键的环节，就能带动整个链条。

正是由于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分析了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我国迅速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长达十儿年的通货膨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制止了，沪津京的投机资本家领头掀起的几次物价风潮被平息了，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员逐步走上了劳动岗位，人心安定，经济恢复， 并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共产党人所以高明，并没有什么神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出发，善于抓住当时经济生活中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去做，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由于它制定的每一项方针、政策都是从维护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办广大群众最希望办的事，从而也就得到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它是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能把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办好。

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是陈云同志 1957 年 1 月 18 日在一次讲话

时概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针对 1956 年我国财政超支、信贷规模过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部很紧张的情况，陈云同志指出： “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为了能在经济建设中把握这一数量界限，陈云同志首先肯定了薄一波同志提出的国民收入和积累、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收入、国家预算支出和基本建设投资要保持恰当比例关系的意见。同时，根据几年的实践经验，他又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制约方法，即：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一极为重要的思想已被我国 40 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的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 社会主义事业就取得大的成就，就发展；反之，什么时候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就出现严重困难，从而不得不进行大的调整。

1979 年，为纠正延续了 10 年之久，特别是 1978 年的高积累，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的情况，陈云同志就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有过两次重要讲话：一次是 3 月 21 日的《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他说，按比例发展是最快

的速度。另一次是 9 月 18 日的《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他说，基本建设投

资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状况，自 1970 年以来或多或少就存在了。基本建设战线大长，这是一个老问题。根据过去的经验，实事求是地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这一条杠杠，是必要的。特别应当指出，陈云同

志 10 年前的讲话中还提出了如下警告：“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10 年过去了，情况如何呢？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失控，财政连年有赤字，货币发行过多，社会经济生活确实出现了“爆炸”的危险，集中表现是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升，以至引发了 1988 年下半年的抢购风。这一严峻的现实，再次证明陈云同志坚持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一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陈云同志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指导经济工作的思想，就是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来组织经济建设。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只有根少一点工业，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基础；我国又是一个大国，必须和应当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此，就必须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用于建立基础工业， 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央从 1951 年就开始着手编制 1953 年至 1957 年的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实行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是保持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

陈云同志 1954 年 6 月向党中央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时，着重讲了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 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以及保持财政收支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技术力量的需要与供应之间的平衡。陈云同志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实行的结果，证明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完成情况是很鼓舞人的，它为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但是，从中国的实践经验看，并不是经济越集中、计划包罗万象就好。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他说：“我们必须及时地纠正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作法。否则，在生产方面、流通方面和为消费者服务方面已经出现的一些毛病，就会继续发展。”对此，陈云同志在讲话中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管理体制作了如下的原则性的设计：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生产，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陈云同志说：“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后来，由于“左”的思想的泛滥，陈云同志的这一思想没能在实践中被接受，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很不好的后果。

事过 23 年以后，陈云同志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他说：“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

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这是基本的：市场调节部分，这是从属的，是有益的补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计划经济，又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为整个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党中央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做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商品经济必然受价值规律的支配，组织社会经济活动中有计划的部分和无计划的部分，都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重视市场调节，是完全必要、不可须臾轻慢的。

随后几年，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过程中，陈云同志又针对新出现的问题，重视总结新的经验，多次强调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坚持计划经济的重要性。1981 年 12 月 22 日，他在《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的讲话中说：“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他强调搞活经济不能离开计划指导。1985 年 9 月 23 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同任何社会一样，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自然历史过程。采取何种经济形式，决不能根据人们的喜好而决定弃取。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已被实践证明其具有客观必然性。离开了计划经济，各个企业、单位、个人都按各自的利益去行事，就不可能按社会的公共利益、长远利益组织社会生活，从而陷入一种盲目竞争的混乱状态，也就背离了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宗旨；同样，如果不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然存在多种经济形式、各种利益关系，不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性，不认识市场交换的巨大积极作用，从而过急地限制、消灭商品经济，必然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到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具体结合形式，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国情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

1979 年 3 月 21 日，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 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是一个 11 亿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经济文化落后，这是中国国情的基本事实。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订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1980 年 12 月，陈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说：新

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 8 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 8 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

陈云同志这里说的“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这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很值得重视的一句话。

应当说，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一直是比较清楚的，但 50 年代未，在如何认识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现状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偏差。由于脱离了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正确认识，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做出了使社会主义改造急躁冒进的决策；由于对农业生产状况的过分乐观的估计，作出了抽调过多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

生产的决策。一个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一个经济建设“大跃进”，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损害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在如何克服当时那种严重困难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业生产问题，当时还是首先从帮助农民恢复生产为出发点。为此，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稳定农村小型的集体经济； 纠正“一平二调”，赔偿农民的经济损失；工业大力支援农业；进口粮食， 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以支援农业。由于中央对农村经济采取了正确的决策，全国的经济建设很快又走上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便中国的农村经济没有多大发展，而且不少地方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陈云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指出，要首先稳定农民，中国农村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他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经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指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使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 这是一个科学的、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论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党中央对振兴农业采取了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粮食进口，减少征购任务；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要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市场商品丰富，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可是，在取得这种突出成绩的面前，有的同志对农村状况的认识又不清醒了，对农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上估计过分了，采取了一些削弱粮食生产、减少农业投入等不当的措施，致使全国农业生产从 1984 年以后又出现连续徘徊几年的局面。

从 40 年的曲折经历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出发点，就是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现状及其发展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既然世界人口有 1/5 生活在中国，那么我们在从事建设的时候，就必须解决好吃饱饭的问题。这是第一件大事。制定发展战略和采取实际建设步骤， 只有首先保证 11 亿人吃饱饭，才谈得上建设现代化国家。

既然庞大的人口在农村，农业生产只有首先满足了农村人口的生活需要，看有多少剩余能满足工业、运输业和其他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需要，才能决定这些产业建设的规模。

既然庞大的人口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消费品生产必须以农村市场为主市场；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以装备农业为自己的重要方向。

既然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而且也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农村人口向工业、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可能太快，规模不可过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部分只能在农村广开就业门路来吸收，整个经济建设的速度也不可能太快，只能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

既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就要不间断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制定和执行调动农民多投入的政策，国家和社会要从多方面支援农业。只向农村素

取，不投入、少投入，农业就不会有发展的后劲，整个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也就难以有牢固的基础。

谨慎从事，摸着石头过河

前两年有的人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大不以为然，甚至在报刊上加以贬抑。在他们看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的凭经验办事。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注意领会陈云同志讲的原意。

1980 年底，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伟大实践，要有理论指导和经济预测。但是，几从事过实际经济工作的同志都懂得，理论和预测，只给实践指明方向，而不可能替代具体的实践活动。一项改革措施是否正确，能不能取得实际效果，这只能靠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稳稳当当前进。近十年改革的经历，证明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盲目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去走，是不行的。

陈云同志说，做好经济工作，一定要谨慎从事，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 更须注意这点。所谓谨慎从事，就是说，制定一项经济政策，采取一个重要措施，都需多瞻前顾后，权衡利弊，而不能头脑一热就做决定。1953 年 10 月陈云同志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为工作中谨慎从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这篇讲话详细地分析了粮食购销出现很大差额的形势，说明如果不搞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因为吃的东西的价格统统是跟着粮食走的。为了解决这个差额，陈云同志设想了好多种办法。先想了几种减少支出的办法， 如减少市场粮食销量，减少出口，减少军队和机关人员的口粮，减少储备等， 但反复考虑结果认为都不行。减少支出不行，那就只有多收购。可是，用什么办法呢？陈云同志想过儿个方案：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即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只征不配；自由卖出，自由买进；“临渴掘井”，到紧张时再说；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地各行其是。最后衡量利弊得失，还是实行农村征购，城市定量配给。为什么想了这么多呢？就是因为在粮食问题上涉及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是很复杂的。陈云同志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这是一种多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作风啊！进入 80 年代，我国

出现了连续丰收的好形势， 1984 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时， 有些同志又不大冷静了，以为中国的粮食问题解决了，急急忙忙提出废除粮食统购这一多年行之有效的政策，结果给粮食收购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不得不承认急躁行事的失误。

要搞好经济工作，就要强调谨慎从事，“摸青石头过河”，要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不能任意决定政策，确定建设项目。我们从陈云同志 1952 年 2 月审查一个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的那种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中可以看到，作为我党最高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多么精细，对兴建一个年产铝合金

仅一万吨的工厂调查得多么具体。他审核了这个厂的产品产量、品种、规格、质量，主要车间、主要设备，工厂人员、用电、用水、厂址面积，以及所需投资及外汇数量，陈云同志当时就明确指出，今后，各级工业交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他还曾经提出要反对“情绪投资”。他说，只凭热情和愿望，在动工以前，缺乏切实的设计和必要的施工计划，因此个别兴建工程，或则中途改变，或则重建，使国家蒙受不少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尽力避免。回忆我们走过的建设历程，如全党同志都能掌握陈云同志这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多算算帐，学会他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重视探索客观规律的作风，那就会减少很多浪费，我国社会主义的家业无疑会比现在大得多！

总结经验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方法

1958 年 12 月，陈云同志发表了《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的讲话。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时期，党内、社会上的空气是“反对保守”， 讲大话、高指标之风正盛。而这篇讲话却是清醒地总结了 n58 年基本建设工作的经验，发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即质量事故比往年多得多，工伤事故也多。从这里，陈云同志看出一种倾向：在“多”、“快”、“好”、“省” 中，注意了“多”、“快”、“省”，注意“好”不够；注意了数量，忽视了质量。陈云同志指出，破除迷信是对的，但“不能把科学当成迷信去破”， 合理的必要的规章制度是不能破的。这篇讲话，虽然说的是基本建设中的倾向，实际在当时经济建设的许多方面都是存在的。比如，当时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指导方针是“以钢为纲”，搞钢铁生产的高指标，1957 年产钢 535 万吨， 1958 年就要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结果是“全民大炼钢铁”，小土炉炼出

来的几乎全是废铁碴。鉴于这一严重教训， 1959 年 5 月 11 日，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钢铁指标问题讲了一次话，5 月 15 日，又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为了使当时的指导方针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陈云同志用了很长的篇幅讲确定钢铁生产指标需要考虑的若干条件和应计算的指标。陈云同志还说：“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这些本来是确定钢铁生产指标的起码常识，但是，由于当时在指导方针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在实践中既不能按客观规律办事，也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搞好建设。

怎样才能“善于总结经验”，在陈云同志的论著中，也为我们在思想方法上提供了启示。

（一）头脑要清醒。陈云同志说：“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领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并在前进中随时总结经验，这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陈云同志当时讲这个话，首先从我们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后，还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讲的；其次是说，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办工厂大部分已靠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了。他说：“弄得不好，就一定会碰钉子，而且会碰得很多。”碰钉子有两种， 一种是经验不足，即是懂得谨慎行事也是要碰的，但由于头脑清醒，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刚刚碰了钉子就回头，再找顺道走。另一种是，已经碰了钉子， 还不回头，一碰再碰，从而酿成大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总结了过去历史教训，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丰富得多了。但是，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的新情况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几百年的商品经济，至今仍驾驭不了它，常常被各种危机所折磨。中国过去长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更缺乏驾驭商品经济的经验。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是前无古人的。这就更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总结实践经验。陈云同志提出“头脑要清醒”，就是要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时，始终采取谨慎态度、谦虚态度，在正确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前进。

（二）认识方法要正确。陈云同志讲过一件往事： 1942 年他在延安养病，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他说：“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于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真正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否则，总结了的经验也不会是正确的。要做到实事求是，陈云同志提出了儿个方法，即：全面、比较、反复。后来，陈云同志概述这六个字时说：所谓全面，就是不仅要看到问题的正面，还要看到反面和各个侧面；不仅要听正面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无疑， “全面、比较、反复”的方法，也是正确总结经验、取得正确认识的方法。

（三）听得进不同意见，事物是复杂的，善于总结经验，就一定要从多方面听取意见。这一点，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难，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甚至可以说能做到的并不多。陈云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 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1956 年 11 月 19 日，陈云同志就如何做好商业工作发表了一次讲话。在谈到如何估计成绩和缺点时，他作了如下论述：“有了成绩也不 要老讲，一年讲几次就够了。有成绩是明摆着的， 用不着天天讲。对于缺点错误倒是应该经常注意的。”“一有错就有人骂， 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不同意见的重要作用， 就在于它能促使我们多方面地想问题、看问题。不同意见被实践证明不正确， 不照着做就是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意见，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有了不同意见，不但不欢迎，甚至采取压制办法，轻率地给人家扣政治帽子， 那就不妙了。在《陈云文选》收入的文稿中，在时间上有两段空白，一短一长。一是收了一篇陈云同志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时间是 1959

年 5 月 15 日，在此之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再没有文稿收入。再是，收入了

1962 年 3 月 7 日陈云同志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随后，长达 15 年再没有文稿收入。原因是大家已经知道的。当时，陈云同志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意见，本来是正确的，却受到了压制。而恰恰就在这两段空白时间内，发生了我们前面谈到的陈云同志说过的那种事：“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锗。”“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大错，正是以往和“文化大革命”中天天喊万岁的结果。这种沉痛的历史教训，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要的一点是学习他们如何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中得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提高自己认识能力和工作能力的启示。《陈云文选》是指导我们总结经验，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教材。其中收入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篇文献，都是

为了指导当时某一方面的实际工作的；而文献的形成，却是以总结经验作为基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