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陈云同志薛暮桥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 1962 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的领导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虽已年老体弱，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调整、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的英明领导，有口皆碑。记得 1962 年我按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的指示，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起草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即“保一块停一批”）文件的时候，我们（包括我和邓力群、许明等同志）曾窃窃私议，说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同志在党中央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力；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国民经济是持续稳定发展或迅速恢复生机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意见，而是全国绝大多数经济工作者的共同意见。

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各个时期都能够抓住经济工作的中心问题，反复研究，根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提出最佳决策。他当时是党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副主席，衷心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但不唯上、不唯书，唯的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他曾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有些时候曾被免去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力，使国民经济受到巨大损失。

我是 1949 年 2 月初北京刚刚解放时，在北京饭店初次见到陈云同志的。当时我任党中央财政经济部的秘书长，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北京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定同志，共同检查印制钞票的生产能力，并向陈云和董必武同志请示今后的货币发行方针。周恩来同志所以如此重视货币发行，是因为当时财政收支仍由各解放区自己管理，中央能够支援各解放区的唯一财富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以下简称人民币）。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迅速崩溃，我们可以发行人民币来占领市场，适应解放战争日益扩大、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的需要，按此来制订人民币的印制发行计划，对保证供应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重要问题。董必武同志原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长，他因战争迅速胜利，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迅速扩大，对稳定物价颇有信心，估计物价每月上升 10％。陈云同志一贯比较稳健，遇事总要考虑到最坏的可能，以期万无一失，争取最好的结果，所以估计物价每月上升 20—30％，当时人民币的最大票面额已经是 50 和 100 元，如果物价上升 20—30％，应当立即准备印发

500 和 1000 元的货币，才能保障货币的供应。完成任务后，我立即回西柏坡向周恩来同志报告，周恩来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立即亲自与我共同制订人民币的印发计划，并电告南汉宸同志，他还告诉我，党中央已决定把中央财经部改组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同志任主任，今后我将受陈云同志领导。

事实证明陈云同志的估计是正确的。1949 年第一季度物价上升幅度已经突破 10％，到 4 月份突然上升一倍。原因在战争规模迅速扩大，人民币的增发幅度较大，使物价上升幅度随之提高。陈云同志反复指示我们，目前货币发行计划，应当首先保证军费供应，其次才是物价稳定。物价上升的原因是巨大的财政赤字迫使我们增发货币，而要缩小甚至消灭财政赤字，决定性的关键是解放战争早日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胜利到来愈快，我们才愈有可能减少以至于消灭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从而逐步稳定物价，事实证明，陈云同志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这年 5 月解放军解放南京、上海，为了保持社会安定，接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暂时不能遣散，我们的包袱愈背愈大。7 月物价又一次剧烈上升，上升的幅度比 4 月更大。7 月下旬陈云同志亲自去上海，召开关内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会议，讨论如何稳定物价。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经济中心，很多大的投机资本家集中在这里，因而是哄抬物价的策源地。陈云同志指出，他们抢购的主要物资是银食和纱布，因此布置我们的贸易公司集中收购粮食、纱布，并从外地调粮食到上海，有计划地吞吐调剂，使物价能按我们的计划比较平稳地上升。到 11 月物价第三次突然上升，我们就按陈云同志指示，选定时机抛售物资，使投机资本家受到初步的打击。1950 年 1 月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基本结束，在陈云同志指挥下，统一全国财政收支，达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货币发行得到控制。春节期间投机资本家又一次哄抬物价，我们抛售粮食，坚决制止粮价上涨，而让纱布价上升到与粮食保持合理的比价，2 月国家发行 12000 亿元公债来紧缩货币，到 3 月物价就基本稳定，持

续 12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从此结束。投机资本家是向私营银行用月利高达 40

％的借款来抢购囤积的，物价稳定以后，为了还清高利贷而纷纷抛售存货，但无人购买，因此纷纷破产，贷款给他们的私营银行也纷纷倒闭。陈云同志所领导的稳定物价的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

物价稳定以后，为着防止死灰复燃，继续紧缩货币发行，物价开始下落，这时，许多工商业者过去因怕物价上升而超量存货，现在则因存货卖不出去，资金周转困难，面临停产困境。陈云同志向中央建议并指挥调整私营工商业：当时我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4 月初奉命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并邀工商业资本家代表人物参加，会上工商业资本家纷纷反映存货过多，希望准许出口外销，各地工商局长则反映农村土特产品没有销路，希望政府收购。我向陈云同志报告，他指出这是 12 年战争和通货膨胀使城乡物资交流阻塞所造成的后果，商品不是过多而是还少，命我指挥各地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对于工厂存货过多而濒临停产的，国营商业部门大量收购他们的存货，帮助他们克服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供销合作社也大量收购粮、棉等农产品和其它土特产品，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样，不但农业生产（包括副业生产）迅速恢复，同时农民千里有了钱，纷纷购买工业产品，一场工业品滞销停产的危机也迅速克服了。

采取这些措施后，国家大量掌握了粮、棉等农产品。这是当时作为私营工业支柱的纺织业、面粉业的主要原料。许多私营工厂为着取得这些原料同国家签订加工订货合同，按照国家需要进行生产，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经销代销，这样就建立了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地位，并且把十二年战争造成的经济崩溃的危局挽救了过来。在这方面，陈云同志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不是一个终日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是把日常事务都交给我们，自己高瞻远瞩，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英明的战略决策的伟大的指挥者。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能否稳定脆弱的经济，稳住市场物价，这是对陈云同志的又一次考验。他全神贯注于保障工农业生产的继续恢复和发展，以此来保证市场供应。当时棉花供应不足，有关部门建议纺织工厂改三班制为两班制。陈云同志看到 1950 年 2 月 6 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时，为防备美国飞机也来上海轰炸，决定所有的纺织厂都实行三班制，从虎口中抢时间。当时经过多方调拨，纺织厂在新棉上市前还缺一个月棉花。陈云同志决定让纺织工人停工学习，由国家照发工资。经过陈云同志精心筹

划，1951、1952 年市场商品供应充足，物价基本上保持稳定。虽然财政开支增加，收支仍能基本上保持平衡，工农业生产以很高的速空恢复和发展，从1950—1952 年三年恢复时期，工业生产每年增长 20—30％，农业生产每年增长 10％以上，1952 年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超额完成党中央所提出的三年治愈过去十二年战争创伤的光荣任务，当然，这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努力奋斗所取得的成果，陈云同志作为经济统帅是功劳卓著的。

在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陈云同志还主持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就，在 1949 年上半年北京、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以后，解放军席卷全国，工商业资本家认为，共产党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 100 分；政治方面，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 80 分；但

是经济工作缺乏人才，无力稳定物价，要打 0 分，企图要我们把经济工作交给他们去领导。1950 年第一季度物价突然稳定，使他们陷入困境，不得不向国家求救，被迫承认我们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1950 年稳定物价和1952 年“三反”“五反”以后，工商业资本家躺倒在地，准备倒闭，在陈云同志指导下，我们用扩大加工订货等办法使他们起死回生，使不少人感到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有出路。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社会上失业问题很严重，为了减少失业，陈云同志主张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采取慢慢来的政策，当时我作为私营企业局的局长，在处理公私关系时往往要求过严，他几次告诫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急急忙忙去限制他们”。他说，“要让私营工商业发展，发展起来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他特别指出国营零售商业不要发展太快，以免挤占私营零售商的阵地，增加失业人员。这时国营工业和国营批发商业发展很炔，在比重上迅速压倒私营工商业，但后者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1950 年仍有少数资本家

投资开设新厂或者扩充旧厂， 1952 年“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丧失投资的积极性，许多老厂设备陈旧，急待改造。因此决定开始向国家急需的某些私营工厂投资扩建，试办公私合营工厂（第一个是南京的永利化工厂）。这些公私合营工厂发展很快，盈利大增，许多有困难的私营工厂因而也来要求公私合营。1954 年开始提倡合营，公私合营企业迅速发展，剩下来的私营工业竞争不过国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要求公私合营的企业愈来愈多。

1955 年 7 月毛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当时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象“小脚女人”，行动迟缓。毛主席的批评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同年 10 月，毛主席又召开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资本家代表人物的座谈会，鼓励他们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国工商联的主席陈叔通先生，是陈云同志青年时代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的前辈，有困难常来求见陈云同志，有时也来找我，一次他对我们说：“国家把肥肉都吃光了，剩下来的骨头国家不能不管，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它丢到垃圾箱中。”他代表全国工商联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一股高潮势不可挡。

这时私营大工厂大部分已经公私合营了，剩下来的在高潮中也已经申请公私合营，中小工商企业有一部分确实面临困境，要求：公私合营；但大部分还是社会所必需的，仍可独自经营。在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连小商店和手工业作坊都要求公私合营，都想躺在国

家的身上吃大锅饭。1956 年春节北京市的工商业资本家带领本企业的职工在天安门广场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各大城市纷纷响应，这为国家出了一个难题，怕背不起这个大包袱。陈云同志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公私合营分两类：一类是大中型企业的公私合营；另一类是小商店和手工业作坊等准许挂“公私合营”的牌子，仍然自负盈亏，实际上仍是私营。二是许多小型工商企业不能全都照样保存下去，必须合并改组，有一部分还要淘汰。因此不能像过去那样各企业都各计盈亏，分别发给红利；只能统负盈亏，按照投入股本每年统一发给 5％的定息。陈云同志的建议，得到全国工商联的同意，并经国务院批准。清产核资结果，全国私营工商业的资本只有 30 多亿

元，国家每年讨 1 亿多元定息，就把全国的资产阶级都赎买下来了，定息发

了 10 年，到“文化大革命”时就取消，私营工商业完全变为国营企业。

资本家敲锣打鼓要求公私合营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有些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要求公私合营，晚间回家就抱头痛哭。陈云同志了解到这一点，向国务院建议所有公私合营企业的原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尽可能都留在原单位工作，量才录用，工资不减，希望他们经过儿年，能够摘去资本家的帽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一措施受到资本家的普遍欢迎，陈云同志多次告诫我们，派到公私合营企业去的领导人，要与原企业主好好合作，说资本家有经营管理的经验，应当放手让他们参加管理，指出这是比接收的资产更宝贵的财富。可惜这个指示没有普遍地被认真执行。

1956 年 9 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同志曾经建议小商业、小手工业不要合并得过多，没有它们，就会有许多种社会需要的产品没有人生产和经营，产品的品种和花色就会大大减少，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当时刘少奇同志也曾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营和集体经济满足不了多种多样的社会需要，留下许多空子，可以让个体户和资本家去钻，钻大了我们再去改造，让他们去钻新的空予。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地下工厂，连毛主席也曾说过可以让地下工厂到地上来， 20 年不变，可惜在三年“大跃进”中，把自负盈亏的小商业、小手工业也完全合并了。“文化大革命”中把农民的家庭副业也当“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约有 20 年时间许多种小商品在市场上几乎绝迹。

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恢复起来，使人民生活变得丰富多采。

建国后前 6 年，党的各级领导十部都是比较谦虚谨慎的。随着国民经济

的迅速发展，到 1956 年公布《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粮食、棉花产量增加一倍半之后，许多领导人的头脑开始热起来了，要求提前多少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不切实际的急躁冒进计划。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及时起来纠正，在《人民日报》发表“反冒进”的社论。不料这件事触怒了毛主席， 1957 年春节在怀仁堂开会批评，周恩来、陈云同志被迫作了检讨，翌年 8 月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轻率地作出 1958 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 1070 万

吨）。粮食产量达到 7000 亿斤的决定，并在报纸上公布（当时陈云同志曾建议不要公布，以免被动，未被采纳），为此发动了全国钢粮大会战的“群众运动”。周恩来、陈云同志明知做不到，但不便出来反对。在同一次会议上，中央还作出关于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为了完成高不可攀的发展任务，各级党委被迫弄虚作假， 1959 年初统计局公布了 1958 年钢产量达到

1100 万吨，粮产量达到 7500 亿斤的虚假数字，在这个基础上，国家计委作

出 1959 年钢产量 2000 万吨，粮食产量 10500 亿斤的庞大计划。陈云同志亲

自到计委。说服他们把钢产量降为 1600 万吨，讨论结果降为 1800 万吨，也在报纸上公布了。这时我已调离统计局，到中央财经小组任秘书（只有一个秘书，实际上负秘书长的责任），周总理要我到统计局去核实统计数子，核实后 1958 年的钢产量为 800 万吨，粮食产量为 500G 亿斤（后来又核实为 4000 亿斤）。这年 3 月，已可明显看到这个计划决不可能完成，4 月初召开上海会议，把钢产量计划核减为 1650 万吨，当时计委自己估计核减后的数字也难

于完成，毛主席不放心，请陈云同志去研究，陈云同志建议减到 1300 万吨。

据此，这年 8 月周总理到人大常委会去更正钢和粮的统计和计划数字，工作搞得十分被动。

这时陈云同志被任命为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中央决定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指全国说的，现在许多大区甚至省也要求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不必要而且做不到的。他建议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不要超过国家计委规定的指标。我和宋劭文同志赞成这个意见，同去见陈云同志，希望他找毛主席谈谈。陈云同志说： “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果然， 1959 年起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60 年起轻工业生产随之大幅度下降。全国农民吃不饱饭，城市粮食和其它商品的供应也十分紧张，进入三年困难时期。1960 年夏中央北戴河会议后讨论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陈云同志所提的意见实际上被采纳了。

这时很多地方和部门的负责干部对困难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所制订的计划大部不可能完成。陈云同志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 w 是一个无实权的机构，它的任务只是向毛主席、党中央提供经济信息和各种意见，为此办了一个每星期出一期的《经济消息》刊物。按照陈云同志指示，这个刊物要登载各种不同的意见，好消息坏消息都要报道，曾因此而受到一些爱唱高调的同志批评， 1961 年陈云同志决定出去调查研究，六七月间要我组织一个小组到他的家乡上海附近的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去调查，参加的有青浦县本地人顾复生、陆铨两同志，还有陈云同志的秘书周大和同志和我的秘书赏纯同志。我们研究决定调查种双季稻、公私养猪等农民最有意见的问题。

青浦县原来是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农忙时加一餐，我们去时由于组织人民公社，社员都到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一日三餐都吃粥。我们到一个大队去参观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愤愤地对我们说：“解放前受难，吃饭；解放后享福，吃粥”。这话使我们很伤心，然而又确是事实。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公社还要逼迫他们种双季稻，这里无霜期不够长，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要弯腰劳动 16 小时以上，陈云同志找他所认识的老农算了笔细帐，知道种双季稻除了费劳动力外，还多费种子、化肥等，实际上并不能增产，实收入（扣农本）还要减少。这年晚稻播种时，农民无力劳动，公社决定包插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插秧勉强完成了。老农向陈云同志反映，秧是插下去了，插得不好，要减产。陈云同志问怎样能不减产？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以促进加强田间管理，这事引起陈云同志深思。回来时路过上海，听到安徽省包产到户的消息，他要我同周太和同志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其次是关于养猪问题。三年“大跃进”时期，我国对于农民私养的猪和

鸡鸭曾两次没收，两次发还，第一次没收是 1958 年秋人民公社化时期，到

1959 年春发还；第二次没收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到 1960 年冬交还，1961年初，中央规定养猪的方针是“公私并举，私养为主”；但是上海市规定公养为主，而且不准农民私养母猪。由于母猪只准公养，不但产苗猪大大减少，而且公养母猪的饲养员，远不如农民细心照顾，产苗猪少，苗猪死亡也较多。陈云同志亲自写了调查报告（见《陈云文选》第三卷《青浦农村调查》），指出不准许私养母猪，就解决不了苗猪的供应。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同志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老农答：“上面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老农答：“还不大敢，说不定那一天又是没收对了”，陈云同志说：“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后再不会没收厂’。老农听了喜出望外，当天这个喜讯就传遍全公社。第二天是 7 月 1 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苗猪，并把所有的小船都开出去抢捞水俘莲（养猪的青饲料），掀起一个养猪的高潮。陈云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否则改正了，农民还不相信我们的正确政策。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黄浦江去摘鱼，黎明运到上海，就在上海出卖，解放后上海市为保证水产品供应，规定青浦县每月要向上海供应一定数量的水产品。因此青浦县规定渔民的鱼不准在上海出售，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县水产公司，再由县水产公司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不但多一次来回运输，而且往往把活鱼运成死鱼，价格大落。陈云同志觉得这样做太不合理，亲邀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同志来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在上海出卖。青浦县委回答说如果这样做，必须由上海市委取消我们的供应任务，上海市是不会同意的。陈云同志只得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会后他叹一口气对我们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全国人民”。事后把这个意见向上海市委反映，陈丕显同志亲自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直到 70 年代末期，仍有人向我反映，水产品要经过几个批发环节才能进入市场，所以，市场上看不到活鱼。这个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

农村调查完毕后，陈云同志回到北京，研究工业问题。这时煤炭、钢铁等都大幅度减产。1961 年，煤由上年的 3.97 亿吨降到 2.78 亿吨，钢由 1866

万吨降到 870 万吨（1962 年又降到煤 2.20 亿吨和钢 667 万吨），原因不明。陈云同志同煤炭部和冶金部党组分别开座谈会各一个月，讨论得非常详细。调查完毕后，他要我向周恩来总理写报告，指出大滑坡的原因：第一是煤和钢的产量计划大大超过现有综合生产能力，他计算钢的综合生产能力只有1200 万吨，煤只有 2.5 亿吨，1960 年的产量都是超负荷运转逼出来的。陈云

同志的计算很正确，钢产量到 1965 年才恢复到 1232 万吨，煤产量到 1966

年才恢复到 2.52 亿吨。第二，由于超负荷运转，设备不能按时检修，损坏严重，这几年需要停产检修。今后几年重工业生产不但需要“先生产，后基建”，而且需要“先维修，后生产”。第三，小高炉炼铁浪费煤炭。小高炉炼一吨铁耗焦炭二三吨，大高炉只要半吨。由于小高炉耗煤过多，使若干大高炉因缺煤而停止生产。第四，煤矿这几年只顾采煤，矿井没有掘进，坑道没有延长，几乎把所有能采煤的工作面都采完了。今后要掘进、延长，创造新的工作面，要花二三年时间。因此煤到 1964 年仍继续下降，1965、1966 年才回

升。第五，粮食和副食品减少，体力下降。因此需要酌量增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陈云同志的报告得到周总理的高度赞成，说这一下把原因说清楚了。

四

三年“大跃进”由于基本建设投资过多，财政赤字巨大，通货膨胀，物价上升过多。为了克服困难，中央决定在提高粮、棉、肉、禽、蛋收购价格的同时， 18 类重要消费品的销售价格不变，限量供应。由于限量太低（猪

肉每人每月 2 两，棉市每人每年 6 尺），陈云同志建议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开高价饭馆，后来又出售部分高档的高价工业品作为补充，并借此回笼货币，稳定物价。此后三四年间靠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笼货币 50 亿元，相当于1961 年货币发行总额（125 亿元）的 40％，这就为稳定物价创造了条件。1963 年起物价不但开始稳定，而且略有下降，高价商品不断降价，最后恢复平价供应。一度猛烈上涨的集市贸易价格也逐步下降，恢复到正常水平，这是继1950 年稳定物价后又一次创造奇迹。

三年“大跃进”造成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在 1962 年 1 月党中央召开有

7000 人参加的扩大工作会议中，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承认工作中有失误。会后少奇同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过去对局势的困难认识不足，需要痛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克服困难。陈云同志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长篇发言。少奇同志赞赏他的发言，要他到国务院小礼堂向各部委党组成员再做一次报告。陈云同志在报告中指出， 1961 年比 1957 年粮食减产 800 多亿斤，估计每年粮食增产只能 200 亿斤上

下，所以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要化四五年时间，应当把 1961 年至 1965 年这

五年作为恢复时期。当时有些同志认为每年增产 200 亿斤估计过低，可以达

到 300 亿斤。事实证明，粮食产量到 1965 年只恢复到 3891 亿斤，还略低于

1957 年的 3901 亿斤。从 1957 年到 1077 年这 20 年，粮食产量只增加到 5655

亿斤，平均每年增加不到 100 亿斤。陈云同志的估计并不保守。

这年 2 月，少奇同志告诉陈云同志，毛主席已经同意改组中央财经小组，

授权小组审查修改国家计委制订的 1962 年经济建设计划。我也参加了财经小组，仍任秘书。这时陈云同志身体十分虚弱，医生要他长期休养。3 月 8 日由周总理主持召开成立新的财经小组会议，陈云同志抱病参加会议并作了相当长的发言，建议暂时不搞十年计划，规定 1961 年至 1965 年为恢复时期，

争取到 1965 年农业生产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基本建设要综合平衡，量力而行，不是按长线而是按短线安排，只有如此，计划才能保证完成。会后他就到杭州去休养了。

在中央财经小组起草《关于调整 1962 年计划的报告》过程中，4 月 8 日

至 9 日又在周总理主持下讨论。我作为财经小组的秘书，和邓力群、许明（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梅行、房维中、吴俊扬（国家计委综合局长）等同志负责报告的起草工作。我们建议对耗煤过多的小企业（主要是 10 万个小高炉）和大部分没有前途的地方建设项目实行“关、停、并、转”，并对关停的企业和建设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便在 1961 年已经精减 1000 万城市职工的基础上，1962 年再精减 1000 万人，回到农村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使大减产的农业有力量支持已精减的城市职工生活，两年（1961、1962）期间职工总数从 5000 万精减到 3000 万人（1957 年是 2450 万人）。这是在周总理和刘少奇、邓小平（总书记）同志主持下提出的十分大胆的建议。由于各级党委安排得好，执行得相当顺利，从而把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根

本扭转过来。报告起草完毕并经总理审查修改后，总理叫我把草案带到杭州去征求陈云同志的意见。这时陈云同志的身体仍很虚弱，每天只能谈 2 小时，

分 3 天报告完毕，他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见，要我把他的意见转告总理。陈云同志在小礼堂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经中央常委通过后，由刘少奇、

邓小平同志带到武汉，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正式下达。这使周总理能够继续把“五年恢复”计划执行下去，使原定方针和目标得以胜利实现。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负责主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但对经济工作仍很关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信给党中央，指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这对此后提出调整、改革方针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从 1979

年起，共花了 5 年时间才把比例关系调整得比较合理，为此后进行经济体制

的全面改革铺平道路。遗憾的是 1981 年下半年开始又发生经济过热现象，宏

观失控，比例失调，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致 1988 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又不能不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再来一次调整，陈云同志所提出的国民经济必须综合平衡的方针，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