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时期

前面我们已经谈及，在封建时代欧洲的地理学濒临窒息，但我国古代地理学却在近二千年的长时期内持续发展着。在这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地理学成果累累，主要的有：

（l）地理志的成就。在我国，全国性的地理志发展很早，而且长期持续不断，这是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其他各国无与伦比。东汉班固（公元 33—92 年）编著的《汉书》开了我国史书中“地理志”的先河。它以疆域政区为纲领，详细记述了我国西汉的行政建置、户籍人口、山川水泽、物产资源、民间风俗等等。其著述体例成为后代地理志的模范。西晋以后，地理志在许多正史作品中前后相承，似乎构成一个体系。由各家分别编写的总地志或地方志纷纷问世。南北朝，总地志尤其风行，到唐代盛极一时，而现存的总地志就以唐代李吉甫（公元 758—814）的《元和郡县志》最为精湛。宋开始，地方志逐步定型成为府志或县志，由有关府县不定期刊行。地理志的发展，在西汉、隋唐和宋元明三个时期进步特征比较明显，其中一些优秀作品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地图的成就。从西周初年到明代末年的漫长历程中，我国地图的绘制和使用，在东西方各国中进步非常突出。其中留存至今的三尊宋代地图石碑《禹迹图》、《华夷图》和《地理图》，对于我国海岸的轮廓、主要山川的布局、以及一般州郡的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刻石年代迟者也距今700 余年，相当于欧洲文化衰落的中世纪。长沙马王堆新出土的帛图，更是

公元前 2 世纪西汉的作品，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而又详确的地图。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制图方面作出特殊贡献而著名的专家是三国、西晋间的裴秀

（公元 224—271）。他曾主编过各种地图，著名的有《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通过实践及总结前人制图经验，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即地图绘制上的比例尺、方位、距离等原则。自此至明末，这些制图原则和方法均为我国制图者所遵循，在世界地图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地理专著的成就。在我国历代的地理著作中有许多专著尤其值得重视。它们涉及到水文、地质、地貌、植被等领域，标志着我国地理研究的进步。其主要代表作有：

北魏郦道元（公元 466 或 472？527）的《水经注》，其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作了 20 倍于原书的补充和发展，自成巨著①。记载水

道 1000 多条，一一穷源究委，详细记述了流经地区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的地理情况。

宋代沈括（公元 1031－1095）所撰《梦溪笔谈》内容广博，是反映我国当时科学水平的一部科学巨著。所记自然地理方面的材料虽不算多，但足见作者对自然地理现象观察入微、探索至深的科学精神。这本著作叙述了海陆变迁的事实，说明了地壳的变动，并用河流沉积作用加以合理解释；对河流的侵蚀作用有相当正确的认识，且比欧洲人要早 600 余年；在气候方面也有慎密的观察和正确的阐述，提出了一些物候见解，并注意到山地气温的垂直

① 这是传统的看法。另一观点认为《水经》及《注》均是郦氏的贡献（见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变化。

明末的《徐霞客游记》汇集了作者徐霞客（公元 1586—1641）对祖国长期而广泛旅行观察所得，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其考察地理现象的方法，以及比较各地特征的结论，都超越了一般欣赏性的游记。作者视野宽广，对河流的侵蚀作用、各地岩石特征、腾冲火山现象、我国西南的岩溶现象等都有精确的记载；对山地植被垂直变化的观察比沈括更为细致，阐述更为精采；对石灰岩地貌的分布、类型及其成因的科学记述，无疑是国际上有关文献的先驱，部分见解几乎接近于西方地理学在 18 世纪初的水平。

二、新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

在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作为一门比较完整的自然地理学分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解放后，由于引进原苏联地理学理论和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迅速铺开，并取得可喜成果。从此，湮没千年的我国古代综合自然地理思想，在新时代的地理工作者身上重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