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权力

卡西尔认为，语言的“权力”来自其与神话和艺术共同的原初“神话的母体”。在这里，语言与神话和艺术还是“一个具体的未分化的同一体”，它们有着“共同根基”或“共同中心”。这种“共同根基”正是“隐喻型思维”。“隐喻型思维”不同于那种依据相似性以彼代此的狭义隐喻，而是一种“原根型隐喻”—即原始的“简单感性体验的中心化和强化”。

这是原始体验向语词规范转化的过程，是“内在张力的转化渠道”，是“以确定的客体形式和形象对主体冲动和激动情状的表征”。也就是说，当

卡西尔：《文化哲学的批判唯心主义》（1936），《符号、神话、文化》，东方出版杜，1988 年版，第 26、28、29 页。

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第 25 页。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 83、62、55、63 页。

西尔：《语言与神话》，第 83、62、55、63 页。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 83、62、55、63 页。

卡西尔：《历史哲学》（1941—942），《符号、神话、文化》，东方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3 页。

原始人急切地要使简单的感性体验获得语词规范时，“原根型隐喻”就产生了卡。在这里，“语词”（woed）亦即“逻各斯”（logoS）的权力在于，它作为最高的“神之名”而使得“存在”以规范化的形式呈现于人，从而它是“首要的权力”，“在起源上居于首，因而在权力上也位于尊”卡。于是，作为“原根型隐喻”过程，语言意味着首次赋予原始感性体验以规范。卡西尔通过这番繁琐论证阐明了一个观点：语言的权力正是“隐喻的权力”。或者说，“原根型隐喻”的权力。

这表明，语言的原初本质正是“隐喻”。隐喻的也就是诗意的、想象的或直觉的。“人类文化初期，语言的诗和隐喻特征确乎压倒过其逻辑特征和推理特征。但是，如果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就必定把人类言语的想象和直觉倾向视为最基本的和最原初的特点之一。”单纯由此看，似乎会认为卡西尔有返回原初感性根基的感性崇拜倾向。但是，他所真正强调的则是，语言原初地预设了两种权力：一是“隐喻”的权力，另一是“逻辑”的权力。“从一有语言开始，语言在其自身内部就负载着另一种权力：逻辑的权力”卡“逻辑”的权力也就是“理性”的权力。这也仍是从“逻各斯”的原初“语言”与“理性”两义着眼。在卡西尔看来，随着文化的发展，语言的原初同一体被打破，它与神话和艺术分道扬镳，而自身越来越为“逻辑”的权力所控制。“语词越来越被简约为单纯的概念的符号（sign）”。卡那么，语言的原初隐喻本质怎样才能获得拯救呢？

卡西尔并不对这种分裂感到悲观，参相反，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分裂才导致由语言、神话、艺术、宗教、历史和科学组成的“象征的宇宙”的产生。而在此“宇宙”中，艺术的独特功能在于，它使语言的隐喻本质获得“再生”。在艺术中，语言保存并更新其“原初创造力”，经历着感觉与精神之双重“再生”。“语言复活了全部的生命；但这已不再是被神话束缚着的生命，而是审美地解放了的生命了。”卡如此讲，艺术该是语言的“乌托邦”了。反过来说也一样，当艺术从语言的隐喻本质汲取其灵性之源时，语言不也正是艺术或审美的乌托邦么？可见，对卡西尔而言，语言的隐喻本质正是艺术的本质。而艺术的权力也正在于隐喻的权力。艺术与语言是相互以对方为乌托邦的，因而具有一种“互乌托邦性”（interutopianality），正象对克里丝蒂娃而言存在着一种“互本文性”（intertextuality）一样。

卡西尔强调艺术的隐喻本质，看来与维柯、尼采、狄尔泰、柏格森和克罗齐的“生命”、“直觉”、“体验”等概念具有相通之处。然而，在他这里，在复活了的隐喻即艺术中，感觉体验或生命直觉却相反是受制于“形式” 的规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才成为“象征的宇宙”，由此方显出卡西尔象征论美学的独特所在。

从卡西尔的上述讨论中，不难发现一种贬低感觉体验的倾向。后来的“格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 105—113、70—72 页。

卡西洋：《语言与艺术》（1941—1942）见《语言与神话》，第 134 页。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 113 页。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 113、114 页。

参见卡西尔：《象征性形式的哲学》，据《语言与神话》第 252 页。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 113、114 页。

式塔”心理学美学家阿恩海姆会挑战说，视知觉本身并非就是混乱无序的，而已内含一种“格式塔质”，不必由语词自外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