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新语言观

有三位哲学巨人对这种新的语言观的确立作出了特殊贡献。

首先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在西方较早集中深思语言、符号问题，作出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从而提出建立统一的“符号学”（semiotics）的伟大梦想，这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语言学或符号学旨趣。这一主张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semiology）设想不谋而合，更有力地搅动着二十世纪语言论大潮。

德国哲学家弗雷格首次规定了心理与逻辑、主观与客观、概念与客体的区分，强调从命题的语境中追问词义，从而把哲学的焦点从理性转向语言逻辑。这种语言观直接成为维特根斯坦等的分析哲学的理论来源，也由于与胡塞尔的“亲缘”关系而影响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并由此波及二十世纪哲学的各个领域。难怪有人会把它视为与“笛卡尔的同类革命规模相当”的一场哲学“革命”（达美特）。

另一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宗师胡塞尔也对语言作了深入探索。他早期从逻辑角度研究语言与意向活动，主张语言与逻辑的同一，寻求绝对意义； 晚期则转而从“生活世界”追问语言的实际的、多变的意义，强调语言与丰富、复杂的实际生活的联系。这种语言观及其演变可以在海德格尔前后期语言观的演进中找到回声，并由此扩散到加达默尔和德里达，甚至助成现象学、阐释学、解构主义和分析美学等当代几种语言论诗学的汇流态势。

这三位哲人（当然还有其他人）的语言观自然并不完全一致，但确实显示了一些共同的方向，从而使我们可以感受到新的语言观的新气象：语言是

加 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公司 1988 年版，第 3 页。

伊 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1 页。

探究世界和我们自身的主要通道，是唯一真正可靠的、确定的东西，因而应是哲学和其它各种学问研究的中心；相应地，语言学或符号学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哲学”、“第一科学”，而其它各种学问只是由此而派生的。这种新的语言观自有其空想色彩，却给予人们以无比的鼓舞。

于是，深受理性专权折磨而渴求救渡的文学理论家们竞相为新的“语言乌托邦”而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