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语言论诗学的兴起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暂且归纳说：文学内部认识论诗学的理性专权危机和文学家的语言渴望作为“内因”，与共时语言学、语言论哲学及物质生产推动的语言奇迹等“外因”一道，共同促成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的建立。

这种新关系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学把传统认识论哲学扫地出门，虚上位以待，躬身请入语言学（即现代共时语言学和语言论哲学）作为新救主。因为，既然语言已取代理性而成为文学的中心，那么，也就只有语言学才能统领文学理论——诗学了。

于是，作为以语言为中心、以语言学为基本研究模型的文学理论，语言论诗学兴起了！以二十世纪初为起点，形形色色的语言论诗学流派相继勃兴。主要有：结构语言学诗学、象征语言学诗学、无意识语言学诗学、存在语言学诗学等。除此之外，还有作为对立面出现的超语言学诗学，如巴赫金、洛特曼、巴尔特、克里丝蒂娃、新历史主义等。这些诗学诚然彼此各有其理论背景和特点，但都一致地把语言问题置于中心地位，由语言进入文学的堂奥， 强调语言创造意义。正如伊格尔顿所说：

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20 世纪的“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即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 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伊

不过，同样是以语言为中心，语言学与超语言学具有颇为不同的立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