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语言论转向”

文学内部理论界和创作界对语言的热烈迷醉本身，还不足以引发文学向语言学的实质性靠拢。它还只是“内因”。这“内因”有赖于与某些“外因” 的结合才能成事。哲学的“语言论转向”有力地满足了这一要求。因为，在西方传统上，文学理论（诗学）总是从哲学寻求基本理论支点的。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大约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哲学家们在厌恶了理性的专横后，转而“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柏格曼），相信凭借“改革”和“理解”语言可以解决“哲学上的种种问题”（罗蒂）。这就导致了作为“认识论转向”和“认识论哲学” 的反动的“语言论转向”和“语言论哲学”的出现。“语言论转向”意味着： 其一，不是通过叙述“理性”、而是通过叙述那借以叙述理性的叙述方式本身即“语言”，才能开辟叙述“世界”之路；其二，相应地，“语言论哲学” 取代“认识论哲学”而成为“第一哲学”。

“语言论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即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哲学，

这与以理性为中心的“认识论哲学”不同。它虽然只在“分析哲学”中才形成集中和典范的形态，但实际上具有涵盖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的宽泛和全面意义。德国阐释学家加达默尔正确地指出：“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在本世

纪哲学中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加英国意识形态批评家伊格尔顿也对此确信无疑：“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 20 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伊

这就是说，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都可以大约归结为以语言为中心的广义的语言论哲学（或语言学哲学）。这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去理解；第一，在最基本的本质与现象问题上，反对本质先于现象，主张否定本质在先甚至拒斥本质问题（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重要的不在“说什么”，而在“说”本身，即在语言。第二，不是理性内容决定语言形式，而是语言形式决定理性内容（分析哲学、卡西尔、心理分析学和结构主义）。第三，从而不再把自身奉为万能的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而是自动“降格”为具体、专门的学问或知识体系。这样，全部哲学问题就似乎只是语言问题或者它的扩展了。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必然会带动诗学的“语言论转向”。在此过程中， 哲学的新语言观提供了强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