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共时语言学

文学与语言学发生真正的实质性联系，是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共时语言学取代历时语言学而实现的。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内某一种语言系统的研究。与历时语言学关注语言变化不同，共时语言学强调语言系统。以下几位欧美语言学家在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

首先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他在 1907 至1911 年间在大学作了有关“语言作为自治系统”的讲座。在他死后的 1916 年，学生们根据课堂笔记把他的讲座整理出版，题为《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著作使索绪尔成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卓越奠基人，给予二十世纪语言论诗学以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著名的美国“描写”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他们首创一套语言学理论和语汇，作为言语“行为”方式对美国各印地安语支的现状进行分析。尤其是萨丕尔的语言即社会生活的基础的理论对文学批评有较大影响。他们共同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兴盛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还有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逊（ Roman Jacobson）以及特鲁别兹科伊

（N·Trubetzkoy）。他们追随索绪尔致力于语音系统的探究，实现了“音位学革命”，为后来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提供了最明确的语言学模式。雅各布逊本人同时也是文学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以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为首的丹麦哥本哈根学派尤其强调语言系统的形式本质，主张可以根据一定的逻辑前提对语言系统过程进行分析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语符学”（glossematics）的构想，旨在为那些渴求科学化的人文学科提供理论框架。这些研究都有力地启迪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

法国的本维尼斯特（Emile Beveniste）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的研究不仅为结构主义提供了有关符号、语言学的层次和关系的透辟论述，而且被结构主义者直接吸收进文学问题的讨论。

正是以上述理论家为主发展成的现代共时语言学，给予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以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体学、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的兴起都与这种影响相关。所以，说文学与语言学发生真正的实质性联系，主要是就现代共时语言学来说的。

但是，这里的语言学还是狭义上的。如果我们跳出这种狭义语言学视界而伸展到广义语言学即语言论之域，就会看到：在二十世纪，文学与语言学建立实质性联系，具有更为多方面和更加复杂的原因。约略说来，正是文学内部运动引发的必然要求，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和更为基本的物质生产的发展的推动，综合地促成了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