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碎片的拼贴

还有一种超语言学诗学，它把形形色色的超语言学理论汇集为一体，以便发掘文学的“历史性”。这正是“新历史主义”诗学，其代表人物为美国的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 blatt）等。

语言，具体讲，本文，仍然是新历史主义关注的中心。但新历史主义的独特处，不仅仅在于它标举超语言学的研究途径，而且更在于，这种超语言学途径比在巴赫金、洛特曼、巴尔特、克里丝蒂娃或杰姆逊那里有着远为复杂和异质的形式。它是此前种种超语言学形式的新的“综合”。但这种“综合”是奇特的。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作为它的特征之一的“本文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本文性”（蒙特鲁斯）见出。关键是对“本文”和“历史”有着特殊规定。

当新历史主义沉思本文时，这个本世纪诗学的关键概念之一已然承载着种种理论负荷了。首先，虽已失势但仍盘根错节的“新批评”，把本文看作与作者意图、读者反应和社会环境无关的纯粹形式，这对新历史主义来说是一种偏狭的形式主义本文理论；其次，在新历史主义看来，结构主义符号学在把本文视为能指与所指的完整统一体时，忽略了其中的个性、差异、非中心化以及社会历史具体性；再次，阐释学的“本文”虽具有基于个体自我阐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但与具体历史如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联仍被切断；复次，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巴尔特把本文视为能指游戏或能指碎片、认

洛特曼：《艺术本文结构》，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77 年版，第 186、187 页。

定本文中别无一物，这诚然可以纠正结构主义的机械而僵化的中心观、整体观，然而却以舍弃任何确定意义或历史内容为代价；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不过未能注意到权力、性因素的支配性作用。格林布拉特等漫游于这零散化的本文理论迷津中，一方面热烈欢迎对本文持不确定的和开放的眼光，但另一方面又对脱离历史的纯粹形式主义方法深感失望，渴望输入一种历史视界。

然而，现成的历史理论也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支援。“历史主义”最初源于德国十八世纪历史哲学倡导者赫尔德尔，到十九世纪黑格尔唯心主义和斯宾塞进化论达到高潮。这种历史主义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语境中研究文学，把一个民族的文学史看作这个民族的进化文学，把一个民族的文学史看作这个民族的进化的“精神”的表达。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

—1881）甚至断言：“一个民族的诗歌史正是它的政治史、科学史和宗教史的本质。”转这种把丰富而复杂的文学本文现象完全等同于统一的“民族精神”

（或时代精神）的作法，往往为着虚幻的普遍性而遗忘现实的特殊性。显然，这种陷于“主义危机”中的历史理论本身就有待于拯救，又怎能拯救他人呢？

正当格林布拉特等面对现成本文和历史理论的严重缺憾而仿徨无计时，后结构主义阵营中的福柯送来不同凡响的福音。与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执持于语言中心论、符号中的差异分析，否定历史叙事不同，福柯大力标举超语言学的话语与权力分析，鼓荡起新的激进的历史主义浪潮。

福柯与众不同地把本文置于话语活动中去考察。话语（discoruse）是比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和“言语”更多的东西，它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本文和语境等多种因素。正是通过对上述众多因素的综合强调，作为话语活动的本文得以指向具体的社会历史。更为特殊而重要的是，福柯认为，话语始终是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通过话语去运作。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知识）。从而话语总是具体的、历史性的话语实践，植根在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这就能够给格林布拉特以一种启示：本文作为话语总是权力运行的场所，是历史现形的所在，即，本文具有历史性。

但历史在福柯这里已打上了后结构主义的深深烙印，这正是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的主要来源。其一，历史并不是旧历史主义那种“过去的事件”，而始终是“被叙述的”关于过去事件的故事，过去并不能以真实的面目现形而仅仅存在于“表征”形式中；其二，不存在单一的，具有统一分期的历史实体，而只存在非连续的和矛盾的历史；其三，历史研究不再是纯客观的和独立的，因为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境遇，过去只是从与我们的特定历史关怀相一致的所有已写就本文中建构起来的东西；其四，由于文学并无那种稳定不变的历史“背景”，这种所谓“背景”始终只是以作为互本文的其他本文去重写的东西即本文，从而文学本文并非崇高的超验性的人类精神的表达，而只是存在于其他本文中的本文。文学是互本文性的本文，历史也是如此。这种历史观同福柯特有的知识考古学及相应的话语与权力、文化档案、认识阶等结合起来，就为新历史主义的“本文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本文性”命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然，阿尔都塞也是新历史主义的精神导师之一。他关于意识形态与想

转引自塞尔登（Roman Selden）《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伦敦 1989 年版，第 104 页。

象态、物质存在和主体的“质询”的关系，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和文化表征的种种见解，为新历史主义者提供了性能精良的武器，使他们能够透过本文去分析背后的学术教规、经济再生产、物质机器和主体异化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来尝试理解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主张和特征：“本文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本文性”。本文的历史性，是说本文总属于特定历史。本文作为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它并非一无所有但也不是确定的和完整的，它是模糊不清的历史残迹，重要的是以“考古”或“考据”方式、以发掘“档案”的方略，去重建这本文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根据这一背景去重新理解本文，颠覆对本文的现成的传统理解，从而形成对本文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机器、权力结构或文学惯例的批判。格林布拉特写道，他的目标是“尽可能找回文学本文最初创作与消费时的历史境遇，并分析这些境遇与我们现在境遇之间的关系”。格这里要“找回”的“历史”既指文学本文产生和接受的那个时代状况，也指现在阐释者对过去那个时代状况的新姿态。但显而易见，这种历史既不是旧历史主义那种“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也不是浪漫主义的作者体验与意图，而只是阐释者出于自身需要、根据某些文献遗迹或档案而随意地重构的具有支配本文写作的权力的本文。因此，如果说，“本文的历史性”是指作为过去残迹的本文总是受制于特定权力关系、社会制度即历史的话，那么，“历史的本文性”则指作为本文的支配力量的特定权力关系、社会制度即历史本身也只是重写的本文。作为本文的历史是符号性的而非实在的，差异的而非同一的，碎片的而非整体的。这等于是用文化或文学“符码”去取代更基本的政治、社会、性别等“符码”。怀

可以说，新历史主义的语言观以及相应的本文和历史观没有根本上独创性的东西。它是结构主义的语言重要性和语言学模型，阐释学的本文开放性，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的能指游戏和移心化、福柯的话语与权力，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再生产等多种理论的综合。但这种综合不是整体性的，而只是缺乏统一支撑的理论碎片的拼贴—是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拼贴”（collage）艺术的那种七拼八凑的东西。这似已表明，后期现代美学或二十世纪诗学进展到此，已耗竭了创新和开拓的能量，而只剩下收集理论残片的余勇。当然，这种拼贴还是产生了一种外表新奇的理论品种，它表现为“用一种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本文代替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史的历史性本文”。这本身就意味着对新历史主义自己所师承或反对的种种理论的“触犯”：（1）由于提出从本文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去研究本文，触犯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2）主张区分本文与语境，触犯了认定本文之外一无所有的后结构主义；（3）把历史语境视作支配政治与社会的文化系统，触犯了强调文化受制于政治与社会的一般历史学家；（4）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看作“互本文性”的，触犯了习惯于在文化背景中阐释文学的传统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一个有趣的情况是，集中地看，新历史主义似乎是在把历史学家斥为“形式主义谬误”的东西（文化主义和本文主义），同形式主义以为“历史主义谬误”的东西（发生论和参指性）奇特地揉合起来。于是，人们不得不遗憾地感到：它“既过于是历史性的又不够是历史性的”，“既过于是形式主义的，又不够是形式主义的。”

格林布拉特：《回声与惊叹》，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80 页。

怀特（H. White）：《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第 503 页。

怀因此，拼贴的理论确能标新立异，但魅力有限和令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