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诗学及其断裂

进展到十九世纪后期，文学内部运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导致雄霸二百余载的认识论诗学的断裂，并向语言学发出拯救的吁请。

认识论诗学，是对西方十七至十九世纪建立在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的种种文学理论的统称。它主要以理性为中心，突出文学的认识特性，强调理性内容决定语言形式。按当代西方知识界的通行说法，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其结果是，哲学“认识论”（epistemology）取代中世纪经院哲学而登上“第一哲学”的宝座。它强调不是“上帝”而是“理性”才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内在能力。不是由于叙述“上帝”，而是由于叙述我们的“理性”，才开辟出叙述世界的途径。所以，至关重要的是理性内容，是被叙述的东西；而语言形式或叙述方式只是传达理性内容的次要工具。

从这种哲学认识论，认识论诗学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基本原理： 1、理性是文学的中心，从而也是诗学的中心；

2、文学创作是文学家的天才、想象力受到理性引导和节制时才发生的；

3、文学作品因而是理性光芒的结晶，是理性内容的语言表达；

4、最后，由于理性的统率，一切文学问题都是可以说清的。

法国新古典主义诗学代表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对此作过经典性阐发： “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与此同时，文学也能反过来使理性权威具有魅力：“良知”（理性）当其与“音韵”配合时会奇妙无比，“虚构”会使“真理”之光“更耀眼”。布这样，理性就成了文学以及诗学的中心和最高主宰。

单从理论上讲，重视理性在文学中的作用本身不一定不妥，但重要的是平等地对待理性与语言，使其达成和谐统一，而不能单独强调一方而贬斥另一方。然而，事实却是，认识论诗学尤其是黑格尔竭力膨胀理性的绝对权威， 贬低语言的地位。这就必然引伸出如下危机：急切上升的理性日渐变得专横、强暴，终于遁入空气稀薄的高空，反而丧失其权威。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

布 瓦洛：《诗的艺术》，据《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8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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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它“如此高升到感性世界之上，以致我们忘掉了它的地上根源，它具有人性特点的根源”。卡对理性专权造成的这种灾难性后果，恩格斯从根本上作了深刻评判：

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思由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这幅“讽刺画”在文学领域的投影是：理性为中心而语言只是边缘；理性是绝对权威而语言为忠实仆从；只要知道万能的理性，就可以掌握文学的全部奥秘，无须正视个别、偶然或差异性；作品的意义取决于它的作者的理性，而语言并无特别价值。

这样，由于片面强调理性而导致理性专权，认识论诗学必然丧失其权威性，走向断裂。

这种断裂鲜明地表现在；文学家们不再相信理性的引导，而是搬出了新的偶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