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话语、对话和异声同啸

把文学视为意识形态符号是否会冒一种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危险呢？巴赫金对此似是胸有成竹的：诗学应当“依靠语言学，但它不是语言学研究。” 作为语言学对象的语言不可能具有“诗意特性”，它“只有在具体的诗意结构中才具有诗意特性”。也就是说，“诗的特征不属于语言及其成分，只属于诗意结构”。《这里把艺术特征确定为诗意特征而不是语言特征，是明确同一般语言学研究划清界限。但“诗意”概念显然是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相信艺术符号具有不同于一般符号（语言）的特殊结构。

那么，这种具体“诗意结构”怎样呢？巴赫金用“艺术话语”（相当于英文 discourse）去阐述。“话语”是语言在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形式，即人们的具体说话行为及所说的话。文学作为“艺术话语”正是一种具体话语形式。“只能谈论语言及其成分在诗歌作品或更简单的诗意构成物—话语—的结构中的诗意功能。”而且，“脱离话语及其形式和具体组织，势必同时失去诗意特性。”《这似乎是把“诗意”归结为话语结构本身的特性，这就有些费解。话语特性难道就等于诗意特性？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 11、14、10 页。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 15 页

转引自克拉克和霍奎斯特著《米哈伊尔·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9 页。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 116 页。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 116、114、164 页。

这就需要在“话语”的内涵上做文章。巴赫金相信，“话语”的“诗意” 特性在于它包含比一般“语言”更特殊的东西。这更特殊的东西是什么？是“历史现象的现实性”。“话语已不是自然体和自然过程，而是历史事件”。

《作为历史事件，话语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社会评价”，即人对历史现象、社

会环境的主动的情感反应。这种“社会评价”正是贯穿于话语中决定其意义的那种历史现实性：

正是社会评价使得话语的事实上的存在以及它的思想意义具有现实性。它决定对象、词、形式的选择，决定它们在具体话语内独特的组合。它也决定内容的选择、形式的选择以及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社会评价”的注入赋予话语以活力—历史的现实性在此生成。如此，“诗人选择的不是语言形式，而是其中包含的评价。”《显然，巴赫金试图通过强调“艺术话语”中语言形式对于社会评价的从属性，把诗意特性植根于“历史现实性”之中，从而一面拒斥形式主义反历史的偏颇，一面为意识形态诗学所特有的社会功利立场找到话语结构的具体依托。这使他必然赋予“社会评价”概念以不大相称的过重的“中介”内涵：

社会评价在作为各种能力的抽象体系的语言和它的具体现实之间起中介作用。它既从选择语言形式方面，也从选择意义方面决定着现实的历史现象—话语。⋯⋯意义、符号和现实这三者通过社会评价而实现统一。《

这段话的重要性不应因“社会评价”概念的依旧过于空洞、抽象和陈旧而遭到忽视，因为，它表露出二十年代时人为解决本世纪诗学中至今仍属疑难的语言与意义问题的可贵努力。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列维—斯特劳斯、前期巴尔特等）主要在语言与意义关系的语言学模式中求解不同，巴赫里输入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现实”，由它代表“社会环境”、“历史”等，相当于语境因素，另一个就是“社会评价”，由它去以“中介”的身份串连起语言（符号）、意义和现实三者，这显然是属于艺术的“灵魂”一类关键的东西，倘无它，艺术本文便是散沙一盘，或者用后结构主义术语说，是“碎片”一堆。可见，巴赫金既不同于形式主义或语言学的符号学，也有别于后结构主义的本文理论，因为后者正是相反全力拒斥“社会评价”一类当被称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东西。巴赫金的上述考虑稍嫌笼统而令人难以掌握，但从社会评价、语言、意义和现实这四方面探索艺术话语的诗意特性，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例如，如果用后结构主义的“延异”、“本文的快乐”等去有节制地抹掉上述四方面的某些机械的绝对性、确定性色彩，增加诸如杰姆逊对“符号矩阵”的改造等可操作内容，再回注入克里丝蒂娃那种强烈干预现实的邀请，巴赫金的上述设想也许会更为可观，也更具实用性。

颇富戏剧性的是，巴赫金的上述构想似乎对当今被后结构主义的轰击震懵了的西方人并无太大吸引力，相反，他们为重新“发现”老巴赫金二十年代就推出的“对话”（dialogue）及相关概念“异声同啸”（heteroglossia）等而拍手称快。为什么？西人此时有自己的特殊胃口，这就是说：既为后结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 116、114、164 页。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 165、169、170 页。

构主义的狂轰滥炸而称快但又不满足于其只破坏而不建设，而巴赫金却能有此功而无此过，何不“拿来”？这样一来，“对话”等概念就需注意了。

对巴赫金而言，文学这种“艺术话语”并非单个人的讲话或句子成分，而就是“对话”：“话语是双方的动作，它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谁在说，二是对谁说”。巴比之早先的“话语”，“对话”突出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社会沟通以及必然性的沟通障碍如差异、冲突等，尤其重要的是突出对话中的双重声音关联这一生存基本条件：“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这等于说生存就由“对话”构成，你时时同一个“声音”对话，这“声音”可能时而熟悉、亲切如“你”，可能时而陌生、敌对如“它”（马丁·布伯尔），反正你正是在这种对话中活着，由这种对话而活着。“对话”就是生存。这表明， “对话”已是一个本体论和语言论相同一的概念，这倒近似于加达默尔的本体论和语言论的阐释学。后者以“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和存在一理解的“语言性”和同样字面形式的“对话”等道出了某种相同信息。但巴赫金的“对话”毕竟自有其特殊内涵。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对话”概念已跃居中心地位，被视为解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言之谜的关键：

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这里明白地让“对话”效力于较早的关于意识形态符号的社会沟通意图的观点。但巴赫金赋予对话以新的含义，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

对话是“我”与“他者”的对话性对立：“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

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
对话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对话本身就是行动；巴
对话就是存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沟通”；巴
对话是永恒地未完成或不可完成的；这五条可以说实质上并未超出加达默尔的视界：对话的存在—本体性、语言性和开放性等等，不过由于早于加达默尔数十年并且是从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路径提出，足可以令西方学者惊奇而肃然了。但更具独创性因而更引人注目的在于：
对话具体表现为“异声同啸”，即“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巴或“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巴经典小说往往以“独白”为主导，一个权威声音统治其它声音，这意味着拥立与德里达的指责相类似的权威等级制；而“异声同啸”则意味着消除唯一权威或权威，

每种声音即每个人平等对话，竞相鸣放，而且还包括与自己的对话。例如，

巴赫金（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第 86 页。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 344、252 页。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 344、252、79 页。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 79 页。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 343 页。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 29 页。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 362 页

《罪与罪》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独白充满对话性，“他不是思考种种事物，而是与这些事物说话。”这些话中塞满他人的语言，成为他与之争论的对手，于是他同这些声音展开对话：

他组织内心的语言，就是针对他近日来听到的、触动他的他人话语，组织一连串生动的、激烈的对语。他称呼争论的对方，都用“你”字，对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引述回敬他的原话，却改变了语气。同时每一个物，每一个新的人，对他来说立即变为一种象征⋯⋯是某种生活目的和思想立场的象征，是在令他苦恼的那些思想上的问题中代表着生活中某种解决办法的象征。⋯⋯他把所有这些人物相互联系起来，让它们相互比较或者相互对立，迫使他们相互回答问题，相互呼应或相互揭露。结果，他的内心的语言就象哲理剧一般展开，其中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现实存在的不同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体现

者。《

这种消除“最强音”、“主调”而让众声齐鸣的平等、民主的语言世界，尽管还充满着不安与恐怖气氛，但能够平等对话本身，不就是一种“语言乌托邦”么？我们能够在现实中随处与这种无权威的每个人平等对话的境界相遇么？同时，作为作者，我们能如此自信地写作出这样的对话小说么？作为读者，我们能这样自如地深入其中而获得参与对话的快乐么？确实，巴赫金的如上描述令人想起加达默尔的“对话”中的“视界融合”和巴尔特的“本文的快乐”，即都强调对话世界的不确定、差异、平等和由此而生的特殊快乐。如此，当今西方文坛一致看好巴赫金，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巴赫金的“异声同啸”对话自有其机杼。每一种声音并非不确定的或总是“延异”的能指碎片，而是生活世界的“象征”，是意义的携带者，因而是确定的；同时，各种声音之间的对话虽然充满差异、冲突、宛如“哲理剧”，但这个剧本并不象巴尔特所以为的那样是没有作者的“孤儿”，而是由一个确定的、超然其上的作者去创造的。这个作者懂得如何安排出一场“异声同啸”对话：

他要表现的，恰恰是一个主题如何通过许多不同的声音来展示，这可以称作主题的根本性的、不可或缺的异声同啸性和不协调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重要的，也正是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

可以说，巴赫金是从一个与众不同的确定的根基上去描述一种不确定的对话，从而既关注加达默尔和巴尔特等人为之兴奋的不确定对话，却又克服了他们轻易抛弃确定性把握的偏颇。但是，“异声同啸性”难道就需要从作者意图去领会吗？凭什么证明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图呢？而且，这样的领会和证明是否必要和有多大价值？为什么不能说是读者巴赫金个人的阅读感受呢？因此，巴赫金对“对话”、“异声同啸”现象的描述，还有相当浓烈的绝对或决定论色彩。对此作适当的“擦洗”工作，上述“对话”、“异声同啸”概念的真正价值才会显露其光泽。巴赫金上述概念的魅力，部分地还来自于如下事实：它们的出现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阐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表明，真正有力的理论总是同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交相辉映，互为阐释，形成文学与诗学的阐释上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 326 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 361—362 页。

相关性，这大概正是“互本文性”或“互文体性”可以部分地表达的吧？巴赫金的上述观点是他的独特语言观和研究方法的体现。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前面我们已领略过语言是“隐喻”（卡西尔）、“诗”

（海德格尔）等不同说法。在巴赫金看来，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如果说生存充满“对话”，就是“对话”，那么，“对话”就是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生存，而正是在这种生存与“对话”同一的状态中，语言的“对话”本质显露出来。生存的特性也就是语言的特性—“对话性”。同加达默尔的“语言性”相比，“对话性”显得具体、实用，突出文学本文内部的异质、多样、冲突等复杂关联，尤其在运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这一现代主义经典本文时，展示出特别的魅力，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惊人地生动和奇妙的对话世界。但如果就此扩展进文学以外的非语言符号世界（如绘画、音乐、电影、戏剧等），也许就不会那么顺畅和实用了。加达默尔的“语言性” 虽然失之宽泛或大而无当，但有一个好处：适用于几乎一切艺术现象。由此看来，“对话”概念在伸展到非语言符号领域时所带来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倘能有所破解，会增强“对话”在今日语言学诗学中的威力。

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乃至他的全部诗学探索，都没有局限于纯语言学方法，而属于“超语言学”。正是在此他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划清了界限。例如“对话”，它被认为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这就决定了不仅涉及语言学，而且还涉及社会学、历史等，因此，“对话关系是超出语言学领域的关系”，它恰是“采用纯语言学标准所无法揭示出来的”，这就要求运用超语言学方法。“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即社会、历史、存在等。对巴赫金来说，超语言学也就是意识形态语言学，即把语言视为处于意识形态环境作用中的人们的具体话语行为。当然，巴赫金并未因此轻易抛弃语言学，而是穿越它，带着语言学的馈赠而进入超语言学之域。“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只不过，这种运用已是在意识形态视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