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超语言学

阅读至此，读者可能会问：文学的奥秘难道就仅仅在语言本身吗？语言学真的就能道尽文学的魅力？

我们上面讨论过的结构语言学、象征语言学、无意识语言学和存在语言学，尽管彼此各有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赋予语言问题以中心地位，并且深信语言学（狭义或广义语言学）可以解决文学的根本问题，从而给诗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在研究文学的时候，语言学途径毕竟有限：它们可以清楚地描述文学的语言构造，但在阐释这种语言构造的历史根源和情境时却显得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或者说，它们原本就轻视或忽略语言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情境。对此，拉康、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等已经逐渐有所醒悟，不过还缺乏走出语言学困境的有效办法。

这样一来，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途径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了。超语言学不是要对抗或拒斥语言学，而是既正视它、利用它，同时更超越它， 伸展到它之外的更广阔领域中去。超语言学要求吸取语言学的成果，但注重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综合视界去看问题。也就是说， 它仍然以语言问题为中心，不过是要把语言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或更根本的历史根基上。在这方面，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尔特和克里丝蒂娃， 符号学家巴赫金、洛特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杰姆逊、伊格尔顿，新历史主义者如格林布拉特，文化唯物主义者如道利摩尔等，曾作过各自不同的建树。限于篇幅，我们这里暂且只约略介绍巴赫金、洛特曼和格林布拉特的有关论述，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