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扮男装与性政治

新历史主义的上述特点，集中体现在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之中，由此可以见出它在文学研究上的特色。

《第十二夜》是莎士比亚的一部著名喜剧。其中女主角薇奥拉女扮男装的情节受到格林布拉特的精心研究。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往往只是弗洛依德主义的性压抑与升华、阿尔都塞的文化机器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的拼贴的产物。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协商》第三十章《虚构与摩擦》中，通过

《第十二夜》薇奥拉女扮男装情节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格

薇奥拉在整个剧中都是以女扮男装的形象出现的。她因海上遇险而与孪生兄弟西巴斯辛分离，流落伊利里亚。她女扮男装，充当奥西诺公爵的侍童， 代他向伯爵小姐奥丽维娅求爱。谁料奥丽维娅却爱上她，而她又暗恋公爵。这场爱情纠纷后来以薇奥拉与公爵、奥丽维娅与西巴斯辛双双结为美眷而告结束。由于薇奥拉处于全剧矛盾的中心，理解这位女扮男装的人物就成为理解全剧的关键。那么，这里的女扮男装有什么意义？这一情节源于何处？

人们一般认为这个故事最初见于意大利喜剧《欺骗》，但直接取材于巴那比·里奇《阿波洛尼斯和西拉的历史》对《欺骗》的转述。格林布拉特的作法是：撇开这个经典结论，精心搜寻出两则轶闻掌故去加以重新“考证”。这一作法本身就是新历史主义教义的具体化：本文是模糊的历史残片，经典阐释不足以用来擦亮残片，而必须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通过发掘某些边缘性的“其他本文”，以使湮没无闻的意义清晰起来，并重构为整体。一则轶事出自十六世纪法国散文学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

—1592）的《随笔集》。一个姑娘女扮男装与另一姑娘结了婚，但被判死刑， 罪名是“利用非法手段弥补自己性别的缺陷”。另一则轶事出自十七世纪法国医生雅克·杜弗尔专著《论两性人》。名叫玛丽的女子与一寡妇同床共枕数月，彼此相爱。玛丽告诉她自己本是男人，于是改名马伦，穿上男服，结了婚。政府对马伦作生理鉴定，认为他并非男子，将处火刑。但马伦一再上诉，医生再作检查，终于裁定他是男子。

格林布拉特以为，由这两件轶事（“其他本文”）可以重建起据以理解莎剧本文的历史语境。他相信，这两件轶事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所复活的古希腊观点：人本来是双性同体人即阴阳人，自从分离后，每个男性或女性都本能地和正当地向往着他或她所缺失的另一半。如柏拉图所说，“我们本来是完整的，对于那种完整的希冀和追求就是所谓爱情。⋯⋯全体人类都只有一条幸福之路，就是实现爱情，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爱人，总之，回原到人的本来性格。”柏而对性的改变和性方面的奇迹抱有浓烈兴趣，渴望自主婚姻合法化，正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一个普遍旨趣。格林布拉特由这两则“其他本文”以及相应的时代文化语境获得了理解《第十二夜》的门径：这出戏正意味着把性活动提炼并转换成以薇奥拉的女扮男装为中心的的性竞争，不过

怀 特：《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第 496—198 页。

格 林布拉特：《莎士比亚的协商》，加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66—128 页。

柏 拉图：《会饮》，《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第 238—243 页。

是莎士比亚自己及其同时代人的性冲动借助传闻而作的舞台游戏，是这多种性因素的“协商”的产物。而且，这种性的快乐是充溢在莎士比亚的全部喜剧形式之中的。可见，向真正的“性”发出呼唤，正是莎士比亚戏剧魅力的核心。格林布拉特相信，这样的阐释可以实现“本文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本文性”的目标。

这种“历史性”能令人信服吗？格林布拉特当然知道莎士比亚未必了解那两则轶事，但他相信，作为喜剧的话语实践与医学文献都从属于当时更大的文化语境或文化符码。可以不管本文本身究竟如何，只要重构起这种更大的文化符码，就重构起了本文的秘密得以破译的根本的历史性“密码”。这里的“历史”其实与特定的生产方式、阶级意识并无多大关系，只不过是历史轶事。而按照旧历史主义，偶然的历史轶事并不必然与“时代精神”相关， 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轶事也许是真实的，然而它与本文的联系却不一定是必然的或直接的，而是随意的、间接的或可有可无的。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本身不过是历史碎片。

上述三种超语言学诗学，都从比语言学更广阔的视界上看待文学。比起结构语言学、无意识语言学等语言学视界来，它们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关注语言本身的魅力，而且能追究语言“背后”的更广阔的文化、历史内涵。这无疑有助于纠正语言学途径忽略文学的历史性的偏颇。不过，这些理论本身也各有其局限，需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