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生命幻象形式

朗格思索的问题是：为什么诗的语言总被人们说成是“创造性”语言？如果肯定诗的语言的“创造性”，那么，它创造的是什么？“情感”抑或是“真实的生活”？

根据卡西尔的象征语言学，朗格指出，诗并不创造情感，相反，情感只是由诗激发起来的，正如普通的人际交往也能激发情感一样。这样，朗格就使自己的理论与传统的诗表达情感之说相决裂了。

同时，朗格认为，诗也不创造真实的生活。因为诗仅仅谈及生活，而不是创造了生活，生活在被诗谈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诗的语言的创造性何在呢？

朗格主张，诗人用语言创造出的是关于事件、人物、情感反应、经验、地点和生活状况的“幻象”。“幻象”不是实体或实象，而是“外观”。这里的“外观”，可以从席勒、尼采的“外观”概念加以理解。“外观”就是语言创造的虚幻的审美意象。朗格指出：

这种创造出来的诗的外现并不一定要与真实的事物、事实、人物或经验的外观等同或对应，它在标准的状态下是一种纯粹的幻象或一种十足的虚构事物，这样一种虚构事物便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品，它完全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原先就有的，它的构成材料是语言、题材或原型。⋯⋯ 由它创造出来的真正的东西是一种具有一定结构和一定形状的虚象，是一种再现了某种新的人生经验的虚象。朗不过，这种由语言创造的虚幻意象也具有一种确定的结构，这就是“生命的形式”。这样，诗的创造性就在于，它运用语言创造出生命的幻象的形式。

在这样论述的基础上，朗格认为，应当关注诗的语言的独特功能的研究。她主张，语言的功能可以分为三种：陈述性功能、情感性功能和造型性功能。诗的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它的造型性功能，即创造生命幻象形式的功能。“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种东西能象诗这样把语言的造型功能如此清晰地展示出来，⋯⋯诗的语言是高度造型化的”同。

朗格相信，这样来认识诗的语言，足以把诗学从一种进退维谷局面中“解放”出来。从而，人们不必象过去那样，既耍顾及诗对诗人意图的叙说，又要关注诗的特殊陈述技巧，以便保持两方面的平衡，而是直接考虑诗所创造的生命幻象的形式。也就是说，

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2-143 页。

同上，第 145 页。

诗批评的任务就不应该是通过个别的或所有现成资料去了解诗人的哲学观点、伦理观点、生活历史或精神变态，也不应从他的言谈中去了解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就他所创造出来的虚幻形象，就他创造的情感和思想的幻象或外部表现去进行评价。同诗学的工作便是研究诗的语言所创造出的生命幻象形式，并对其作出“评价”。这种注重“评价”的诗学思路，显然不同于结构语言学只管描述不问评价的诗学思路。

美国现代诗人艾米·洛威尔（1874—1925）有首题为《幻象》的诗，全诗如下：

漫步在芍药树旁我瞧见一只甲虫，漆黑的翅膀上

有着奶白色的斑点，我本想抓住它，

但它从我手边飞快地跑开了，藏身在托着佛像的

石荷花下。

“我”在芍药树旁信步闲逛，突然被一只甲虫吸引住了，它有“漆黑的翅膀”，带着“奶白色的斑点”。我想“抓住”它，但它却“飞快地跑开”，藏身于“托着佛像的石荷花下”。问题是，这里的甲虫究竟是实际甲虫的显示，还是甲虫的“幻象”？这首诗表达了这样的意义：我们无法或不必凭借诗抓取实际的事物，相反，我们总是在诗中创造实际事物的“幻象”。尽管我们奢望象去抓住甲虫一样抓住实际事物，但我们往往只是抓取了它的稍纵即逝的“幻象”。所以，洛威尔的《幻象》诗可以说是朗格的“幻象”理论的诗意表达。

再来看他的另一首小诗《风和银》：光华四射，

秋月飘浮于稀薄的夜空，塘鱼翻动它们的脊背，闪动它们的龙鳞，

此时秋月在上面掠过。

这里描绘出秋月飘浮、塘鱼遨游的夜景。但“秋月”、“夜空”、“塘鱼”、“龙鳞”等并不必然与真实的景物相联系，它们其实是诗所营造的虚幻意象。以“银”色比喻“秋月”的皎洁与明朗，是我们熟悉的诗的语言，然而，用“龙鳞”和鱼的游动分别比拟月光和月的飘浮情景，却显得新奇动人，别有一番情趣。试想，秋月与游鱼二“银”上下辉映并灼，加上飘忽的轻风的吹拂，带给人的该是多么新颖、甜美和梦幻般的体验！这首诗的价值，正在于它运用一组语汇创造出一幅前所未有的新奇而动人的幻象。

路，常常是诗人吟咏的题材。在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的《未选择的路》里，“路”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全诗是这样的：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同上，第 246 页。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呵，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但我知道路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初看起来，这里呈现的是与我们的真实经历相似的遭遇：我们沿一条山路前行，它蜿蜒到黄色的树林却分做两条，一条宽敞、平顺，易于行走；另一条荒草萋萋，人迹罕至，但更具诱惑力。当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条时，我们自然走向那更荒僻却更诱人的一条。这样的“路”的意象无疑是确定的。然而，这里的“路”的含义难道就止我们日常遭遇的实际的“路”吗？这种理解未免过于简单化。细加品味，“路”带给我们的是对人生的道路的丰富联想和想象。我们的人生选择不也往往面对同样的情境么？在职业、婚姻、宗教、党派、社团、国籍、朋友等种种选择中，我们总会犹豫、优柔寡断，因为人生际遇变幻万千，哪一种选择都可能有利有弊，而我们又只能作一种选择。无论如何，我们终会作出选择，但也终会留下遗憾的。诗的效果显然是利用实际的路与幻想的“路”的相似性联想而达到的。不过，这里的幻想的“路”却是十分不确定的。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它是名副其实的路的幻象，幻象的路。正由于它的虚幻性，它才能丰富我们的联想和想象，显得余味无穷。不同读者以不同心境去体味，自然会发现不同的路的幻象。如果说，实际的路是确定的或实际的意象，那么，它的任务则是激发、开拓出不确定或虚幻的意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格总结说：“诗⋯⋯是通过语言对现实表象的造型能力产生出来的，⋯⋯由语言的造型性机能产生出来的纯粹产品是一种语言创造品，是一种形象的构图，是一种艺术品。它不是陈述，而是诗”。同诗的价值正在于利用语言的造型功能，创造出生命幻象形式。

从这里可知，卡西尔和朗格的象征语言学是可以用来分析诗的，尤其是分析诗创造生命幻象形式的功能。在分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期的象征主义和后期象征主义诗、“意象派”诗，以及其它注重“象征”的诗派时，象征语言学确实能显示特殊的洞悉能力。因为，这些诗恰恰致力于运用语言构造“象征的宇宙”，追求诗的暗示效果、绘画美、音乐美等，建造不同于

同上，第 155 页。

现实世界的诗意幻象世界。不过，它却难以适用于分析其它种种诗，如注重情感表现而不那么重视语言造型的浪漫主义诗。

同时，象征语言学在分析叙事性强的小说时，也似乎办法不多，无法与结构语言学的叙述学相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