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及其它

语言游戏、成见、对话和视界融合是加达默尔的独创性概念中颇引人注目的。

我们遨游于艺术本文的语言迷宫之中，就意味着我们在从事“语言游戏”。“语言的生命就存在于当我们第一次说话时便开始了的游戏的经常不断的进行之中”。加。这不是说当我们说话时我们只是在随意嬉闹，而是说， “我们找到的词汇才抓住我们要讲的意思，”或者，“词义的每一次确定都可以说是在具体情况下以游戏方式从词的含义中生长出来的”。加。这“游戏”

加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据《美的现实性》，第 157 页。

不同于维特根斯坦那种语言运用中的不确定或多义特征，不是巴尔特意义上的缺乏所指的能指飘浮状态，更不可与席勒所谓主体的自由状态同日而语，而就是指艺术理解的语言性，具体讲，指艺术理解中对话规则对于游戏者的优先性和主导力量。游戏的特点在于，它具有一套不以游戏者个人意愿为转移的独立的规则体系，游戏人只有适应并遵守这套规则体系才能从事并享受游戏。因此，“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得到表现”。同理，在艺术理解中，真正的主体不是作者或读者，而是“艺术作品本身”。《艺术作品是一套独立于作者或读者之外的语言符码世界，它具有存在上的优先地位，可以说，在艺术理解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同时，正象游戏规则对游戏者具有吸引力一样，艺术品又必须以其特有的魅力去吸引读者，依赖于与读者的相遇才能真正实现其存在。这种魅力正来自其“内部” 特有的语言“秩序”。加达默尔的“语言游戏”概念表明，艺术理解的语言性就在于艺术的内在语言秩序对于主体的构成关系。艺术作为“语言游戏”，就是具有魅力地吸引和赢得读者的东西—而在此，艺术的语言秩序是真正的主体。

如果说，“语言游戏”主要阐明艺术的内在语言秩序本身的优先地位和主导性的话，那么，“成见”概念则突出过去传递下来的现成语言秩序即“传统”的威力。“传统”由语言构成，它象“你”一样对“我”说话，是对话中的“他者”，而不是对象。参加达默尔认为，“成见”是人们进入艺术理解前的先入之见，是由传统支撑的人们理解本文的“前结构”。

“我们与传统共有基本的成见”加。“成见”根本上属于历史现实，“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所以，“成见”非但不是理解的障碍，相反，正是理解的必需前提，并且也是理解的基本组成部分。由此他强调，真正的阐释学应关注“成见”、“传统”或“历史”的作用，具有“效果史意识”，即关心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相互作用，在理解中显示历史的真实。这里显示出一种视界：由传统支配的语言符码（“图式”或“游戏规则”）在艺术中处在优先地位。

如果人们都拥兵自重般地拥有“成见”而划地为牢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艺术理解又如何可能发生呢？于是加达默尔呼吁“对话”。引入“对话”这一语言学术语，正是要在种种“成见”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对话”是人与人之间应用语句来表意和交际的活动。语句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不同反正，“在相互交谈中，我们经常逾越到他人的思想世界之中；我们参与了他，他也参与了我们”。《“成见”在此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面构成人理解本文的基本“视界”，一面又标明我们与本文之间存在某种“时间距离”（如年代、地理、民族、文化等。）“对话”就是基于“成见”视界去交谈，同时，也是跨越“时间距离”而力求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相沟通。加达默尔自信地认为，“对话”概念不仅“克服了把中心确定在自我意识的主观性中的做法”，而且“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海德格尔所领导的⋯⋯反对重新落入形而上

《真理与方法》，中译本，第 148 页。

参见霍埃：《批评的循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77 页。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二部第二章，1982 年英文版。

《哲学阐释学》，英文版，第 9 页。

《美的现实性》，中译本，第 158 页。

学语言的斗争”。加应当讲，这一自我评估虽然过于自信和乐观，但作为意图却是值得重视的。随着“理性王国”的崩溃，绝对的、独断的即形而上学的语言（其典范形式是内心语言、独白）已遭受重创，但依旧根深蒂固，力求枯木逢春；另一方面，新起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不及物语词，在其超个人、客观或永恒逻辑程度之说的深层，则独断语言依旧。人们各执己见，沟通如何可能？加达默尔倡导“对话”，无疑是消除偏见、歧视、误解、敌意而走向平等、互谅的一条可行的路，尽管他终无力使这条路铺设成功。

“对话”的目标在于“视界融合”：理解者的现在个人视界与本文所含过去历史视界达到沟通，这是自我与“成见”、“传统”的疏离的瞬间性解决，是存在的呈现。“视界融合”并不能与席勒“游戏”、尼采“沉醉”、狄尔泰“体验”等浪漫美学概念同等看待，因为后者显然是关于人的理想存在方式的乌托邦陈述，而前者主要指非乌托邦意义上的人与人的相互了解、谅解或尊重，即不是指双方完满同一状态，而仅仅指双方在保持各自独特前提下的交谈的融洽状态。当今世界，分歧、争辩在所难免，但重要的是“对话”本身，是“对话”的愿望、乐趣及其持续的可能性。不过，“视界融合” 这个词一经使用，就难免给人以“乌托邦”式感受，尤其当加达默尔试图用它来达到阐释学的普遍性梦想之时。由此而论，“视界融合”以及加达默尔的整个阐释学美学构想，还是带有了“语言乌托邦”味道，只不过，这味道正在淡下去，不妨称作“亚乌托邦”，但决不是反乌托邦。这表明，“语言乌托邦”的解构并非易事，总会遭遇相反的建构力量的拆解。加达默尔的阐释学美学还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解构美学，而只算得处于由建构型美学走向解构型美学的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