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语言同质

巴尔特对文学的语言学—符号学研究，是与他对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的认识密不可分的。

在他看来，文学代表着语言的“至福境界”或“乌托邦”。他充满信心地说：

文学的写作仍然是对语言至福境界的一种热切的想象，它紧忙地朝向一种梦想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清晰性借助于某种理想的预期作用，象

参 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7—132、140—141 页。

参 见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征了一个新的亚当世界的完美，在这个世界里语言不再是疏离错乱的了。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如果这种文学仅是为了如下的目标才创新其语言的话，这就是：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巴只有在文学中，并通过文学，语言才能结束“疏离错乱”的苦难时代，而达到理想的清新与纯粹境界。同理，也只有从语言角度，文学对人类的特殊的“乌托邦”意义才能被发现。

巴尔特对文学与语言的这种关系的认识，是他从结构语言学立场获得的：

结构主义本身是从语言范例中发展起来的，却在文学这个语言的作品中找到一个亲密无间的对象：两者是同质的。巴

对这位结构主义者来说，文学与语言的本质是彼此互训的：语言的本质在文学中，而文学的本质在语言中。

这种文学与语言同质的观点固然具有启发意义，但也会带来疑难；文学与普通语言是完全等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