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诗学的症候

无论是弗洛依德还是拉康，心理分析诗学都体现了同一条思路：从无意识语言学角度探寻叙事、象征、寓言、化装和重复等语言规范对主体、审美的功能，或者说，语言的权力对主体、审美的影响。弗洛依德最初与后来的拉康相近，认为无意识具有语言性，但后期却转而强调无意识先于语言，这等于亲自舍弃以前的语言论视界。拉康虽然致力于返回前期弗洛依德语言论思路，并且更坚决地突出语言的重要性，确乎可以说建构起心理分析学的“语言乌托邦”了；但是，这一“乌托邦”之所以是“乌托邦”，就在于它本身不是要证明语言对主体的正面建构力量，而是相反要表明语言对主体的负面颠覆力量。其实，当弗洛依德后期注重无意识对语言的先在性时，也等于是体察到语言对无意识的负面压抑力量，因为语言代表着超我、理性、文明性道德等对无意识的颠覆性规范。心理分析诗学既说语言是重要的，又说它是颠覆性的，岂不矛盾？如果真的相信语言是颠覆性的，那就索性承认好了， 为什么偏要自欺欺人地说语言是重要的颠覆性的？其重要性难道就是其颠覆性？实际上，心理分析诗学的危机存在于如下症候之中：它正确地发现语言的权力，但却无法找到使这种权力效力于主体的解放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主要是由于，它无法把无意识语言结构研究置于更为根本的历史视界之中。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抛弃心理分析学的遗产，相反，应当重视它提出的问题和它的症候。它提出的主体在语言结构中的位置、无意识的语言性等问题，提醒我们关心语言的威力；而在它陷入迷津之处或病入沉疴之时，我们的历史视界却可能展示走出迷津、或者妙手回春的前景。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有等于深入谈论的话题。

总之，心理分析诗学从无意识语言学探索文学，不失为二十世纪西方语言论诗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是富于特色的，但又是偏颇明显的。

伊 丽莎白·赖特：《现代心理分析批评》，据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30 页。

参 见约翰森：《参照框架》，据扬（Robert Young）编：《松开本文—后结构主义读本》，伦敦，1981 年版，第 225—2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