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王朝的建立

1351 年（元至正十一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安徽阜阳），领导人是韩山童、刘福通；一支起于蕲州（湖北蕲春）、黄州（湖北黄岗），领导人是彭莹玉、徐寿辉。

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四方民众蜂起响应，芝麻李、赵均用、彭二在徐州，布王三在南阳，孟海马在襄阳，郭子兴在濠州，徐寿辉、彭莹玉在蕲州先后起兵。

在红巾军以外，1348 年（至正八年），方国珍在浙东起义；1353 年（至正十三年），张士诚在泰州起义。这两支起义军的反元斗争，牵制了元朝的兵力，有利于红巾军力量的发展。

当红巾军正和元军主力进行浴血奋战的时候，投奔郭子兴的朱元璋乘机壮大自己的势力，夺取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成果。

朱元璋，原名重八，后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出生在农民家庭。1344 年（至正四年）江淮大疫，父母兄相继死去。17 岁的朱元璋穷困无依，不得已入皇觉寺做和尚。因庙里缺粮，不到两个月被迫离去，以流浪乞讨为生。1348 年（至正八年）底，朱元璋复返皇觉寺。1352 年，郭子兴在濠州领导红巾军起义。元将齐里克布哈（彻里不花）统兵 3000 围攻濠州，但见红巾军势大，乃放火焚烧皇觉寺。朱元璋断了生活出路，遂毅然投奔郭子兴起义军，充当九夫长（小头目）。他作战勇敢，做事果断，服从调用，颇得郭子兴的赏识。1354 年（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率领徐达、汤和等 24 人南下定远，收编义军数万，随即进占滁州。1355 年（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克和阳（安徽和县），奉郭子兴命总领诸将。不久，郭子兴死，朱元璋代领其众。这时，刘福通迎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毫称帝，建号大宋，改元龙凤，委任朱元璋为左副元帅。自此，朱元璋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正式成为北方红巾军的一支。同年，朱元璋渡过长江，一举攻占采石、太平。1356 年（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建立江南行中书省，以此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

朱元璋占据集庆以后，一面进兵各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一面采取措施，恢复生产，以供应军需。朱元璋还特别注意争取士大夫分子，筑“礼贤馆”，让他们议论军政大事，运筹帷幄，定计献策。如随同他起义的幕僚李善长劝他效法汉高祖刘邦，元池州学正朱升为他制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刘基、宋濂等更是得到朱元璋的特别

重用。这些措施，再加上严明的军纪，为最后推翻元王朝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后，便和东边的张士诚、西边的陈友谅两大割据势

力交锋。1360 年（至正二十年）。陈友谅率兵东下进占太平，为朱元璋所败。1363 年（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于鄱阳湖，陈友谅中流矢死，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朱元璋解除西方威胁后，遂移兵东方。1367 年（至正二十七年）攻下平江（苏州），张士诚被俘自缢身亡。这时，割据浙江温、台、庆元一带的方国珍，为势所迫向朱元璋投降。同年，朱元璋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平定南方后，于 1367 年（至正二十七年）发布讨元檄文，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决计北伐灭元，统一中国。征虏大将军徐达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卞梁、潼关等地打败元军。1368 年（至正二十八年），书、侍郎；地方设行中书省，总管一省军政事务。很快，朱元璋即发现丞相和行中书省的权力太重，决心加以改革。1376 年（洪武九年），他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俗称省），并把各省的兵、民、钱、谷分别由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掌管。布政使掌管民政，按察使掌管刑法，都指挥使掌管军事，合称“三司”。“三司”地位平等，虽共管一省事务，但不相统属，各自直属中央。布政使司下分府（直隶州）、县（州）两级。明时全国分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个布政使司和南京、北京直隶区。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则单设都指挥使司，实行军政和民政的合一统治。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1377 年（洪武十年），朱元璋设通政使司，长官称通政使，主管章奏出纳和封驳，裁抑中书省的“关白”之权。1380 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下令废除中书省丞相制度，分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归属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的命令。为了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1382 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并在左右都御史之下，设有许多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出为巡按御史，代皇帝巡视地方，监视和纠劾地方官吏的行动。中央还设立大理寺，负责司法案件的复审，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1382 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专掌缉捕、刑狱和侍卫之事，直属皇帝指挥。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

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朱元璋创设了卫所制度。在军事上重要的地区设卫，次要的地区设所。当时明朝约有军队 180 万，都编制在卫所中，大抵 112 人为一百户所，1120 人为千户所，5600 人为一卫。卫所的军官叫卫指挥、千户、百户。军户皆另立军籍，是世袭的。军户皆由国家分给土地，平时军队由卫所军官负责操练、屯田，战时调遣权由皇帝掌握。军队始终控制在皇帝手中。这是朱元璋在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的重要措施。

鉴于元末封建纲纪的破坏，朱元璋和他的臣属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制订

《大明律》，于 1397 年（洪武三十年）正式颁布施行。《大明律》共分三十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仗、徙、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 460 条。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国家的统治，明律规定封建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如犯有所谓“谋反”、“谋大逆”之“罪”者，明律规定不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他的祖父、父、

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年龄在 16 岁以上的都处斩刑；如对“造妖言”和“劫囚”之人，在被发现之后，也要处以死刑。这些律令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朱元璋还在明律之外颁布《大诰》三编，汇集了他审讯和判决官民犯罪的案例，尤其是惩治豪强和贪官污吏的案例，解释明律。

为了严格控制人民，朱元璋建立了黄册、鱼鳞册和里甲制度。1381 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令全国地方官府编制差役图。以户为单位，每户成员分成丁和不成丁两等，登载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图册一式四份，一份上户部，另三份由布政司、府县存档。因上户部图册用黄纸作封面，所以叫“黄册”。明政府根据“黄册”向人民征收赋税，所以也叫“赋役黄册”。1387 年（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在全国丈量土地，编制了鱼鳞图册，记载每乡土地的亩数四至、田主姓名和田地土质优劣，绘制成图，因所绘的田亩形状象鱼鳞，就叫作鱼鳞图册。明朝政府还规定，民户以 110 户为一里，推选人口和税粮较多的十户，每年以其中的一户轮值为里长，其余九户休息。每里管辖的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设甲首一人，由十户轮流担任。里长、甲首各一人，管理一里一甲的公事，里甲内的民户要互相作保。这就是里甲制度。朱元璋通过用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朱元璋很重视学校和科举考试，以加强对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明朝的学校，分国子学和府州县学两种。在中央的叫国子学，学生叫“监生”，多数是官僚子弟，其中也有一些土司的子弟。府州县学的诸生必须入国子学才能得官。国子学的监生结业后可直接作官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1370 年

（洪武三年），明政府正式建立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考试。四书要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凡参加科举考试的府、州、县学生员，首先在各省布政使司主持下进行考试。考试合格者，通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年，举人赴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合格者，通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贡士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合格被录取者通称进士。进士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的第一名，称传胪。凡考中进士、举人者，都可以被任命为中央和地方官。

朱元璋在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过程中，用严刑竣法来整顿吏治。据

《草木子》和《明朝小史》记载，他规定：地方官受贿钱财一贯以下者，杖九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监守自盗仓库钱粮一贯以下者，杖八十，至四十贯斩；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者，斩首，剥皮示众。朱元璋在府州县卫衙门的左面，建立高庙宇一座，称为“皮场庙”，专供剥人皮之用。在官府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官员稍有触犯，即刀锯随之。1382 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各布政司、府、州县计吏到户部核算钱谷军需帐目时，都随身带着盖有布政司各级官印的空白文书，以便在帐目遭部驳改正时可随时填用，极为愤怒，下令将各布政司府州县衙门的主印官全部处斩。1385 年（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贪污集团勾结地方官吏贪污税粮事发后，朱元璋严加惩治，牵连致死者达数万人。

为了保持朱姓的天下，防止任何人从事危害朝廷的活动，朱元璋对大臣进行侦察监视活动，对起义时帮助他取得天下的功臣则大加杀戮。有一天，大学士宋濂在家请客。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就问他昨天请了什么人？喝了什么酒？吃了什么菜？宋濂如实一一作答。朱元璋听后高兴地说，没骗我。

说毕，拿出一张锦衣卫绘制的宴席坐次图样给宋濂看，把宋濂吓出了一身冷汗。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秉性刚直，能言敢谏，因他曾是陈友谅部下，朱元璋一直怀疑他有二心，便微服私访，突然出现在罗复仁家，当看到罗复仁家徒四壁，窄小简陋，而罗复仁本人在打扫房屋、粉刷墙壁时才放心，并赏赐宽大宅第给他。为了扫除专制集权的障碍，朱元璋对功臣曾两次大肆杀戮。1380 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的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如有告发某人是胡党，并不调查审问，也立即捕杀。韩国公李善长全家被诛杀，宋濂也因长孙宋慎坐胡党而被安置茂州，死于途中。因胡惟庸案牵连被杀的达 3 万多人。1393 年（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兴起大将军蓝玉之狱，以“蓝党”罪名株连残杀 1.5 万多人。朱元璋还因他自己出身“微贱”，怕地主文人不肯合作，也不断制造罪名，把他们杀害。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允亮，为海门卫作《谢增寿表》，因有“作则垂宪”之语，朱元璋以“则”字和“贼” 谐音，是影射他当过红巾军，而下令把他杀掉。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

《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之语，朱元璋认为“生”是“僧”，是讽刺他当过和尚，而下令把他处死。类似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结果吓得一些文士不敢做官。但朱元璋又不准这些人辞官，如诗人高启就是因为辞官的罪名而被朱元璋处斩的。

朱元璋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极大地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