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的社会矛盾和张居正改革

朱元璋、朱棣时代，是明王朝的创业时期。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继位，他当了 10 个月皇帝就病逝了，继位的是宣宗朱瞻基。仁宗、宣宗统治时期，明王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史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廪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②，被称为“仁宣之治”。

朱高炽、朱瞻基上台以后，重用东宫的旧僚。朱高炽刚即位，就令杨荣、杨士奇分别以阁臣兼工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且加少傅、少师、少保一类的头衔。这样本来品位不高的内阁学士就成了正一品、正二品大员。阁臣的地位大大提高，阁臣加三孤师保官从此成为定制。朱瞻基即位，又令杨溥以太常卿入阁为大学士，与杨荣等共典机务，阁权日益加重。由于内阁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与朱高炽、朱瞻基父子关系密切，他们参赞机要，忠于职

① 《明史·方孝孺传》。

② 《明史·宦官传》序。

① 《明史·郑和传》。

② 《明史·宣宗本纪》。

守，为“仁宣之治”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①。明代的内阁权限进一步扩大。《明史》说：“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俨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②又说：“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望益尊。而宣帝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③内阁权位之重，突出表现在掌握了票拟权。凡臣僚奏章，在送呈皇帝批阅以前，先由内阁成员检阅题奏的内容及方式，用小票（即小纸条）拟出批答处理意见，贴于奏疏上面进呈皇帝，称为票拟。“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④

1435 年（宣德十年），朱瞻基病死，年方 9 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年号正统。皇太后张氏委托“三杨”辅助，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在正统初年得以继续推行。但是，受朱祁镇宠信的宦官王振在 1442 年（正统七年）开始擅权，明代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王振是司礼太监。他利用朱祁镇年幼和对外廷的顾虑，玩弄权术，诱使皇帝追求享乐，不问政事，唆使皇帝用酷刑对待大臣。他把权力独揽在自己手中，排斥异己，安插亲信，任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朝中官僚见了他要下跪叩头，争着向他行贿免祸，公卿勋戚得称他为“翁父”，甚至朱祁镇本人也称他为“先生”。朝政完全被王振控制。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备渐弛，居住在漠北的蒙古族瓦刺部首领也先于 1449 年（正统十四年）举兵南犯，王振挟朱祁镇率大军迎敌，双方在土木堡

（今河北怀来西）展开大决战，明军大败，朱祁镇被俘，王振被乱兵所杀。这次由明统治者昏愦无能所招致的失败，史称“土木之变”。

败讯传来，朝廷大为震惊，一片混乱，“群臣聚哭于朝”①，不知所为。宫中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搜寻珍宝绸缎，打算去赎朱祁镇。几天以后，皇太后命朱祁镇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代皇帝总管政事。朱祁钰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翰林侍讲徐珵主张迁都南京避难。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主张坚决抵抗。他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朱祁钰和皇太后采纳于谦的抗战主张，并擢升于谦为兵部尚书，提督各营兵马，保卫京城。是年九月，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次年年号为景泰。

于谦领命后，一面征调援兵，一面整饬军备，并清洗王振同党势力。于是，将士斗志旺，防御力量大大加强。十月，也先挟持着朱祁镇直逼北京。于谦分遣诸将率大军 23 万，列阵九门外，自己屯驻德胜门外，迎战敌人主力。双方在彰义门、德胜门、西直门等处展开激战，也先的军队死亡万余人，散失 9 万余骑，损失惨重。“相持五日，也先邀请既不应，战又不利，知终弗可得志，又闻勤王师且至，恐断其归路，遂拥上皇由良乡西去。谦调诸将追

① 《明史·杨溥传》。

② 《明史·宰相年表序》。

③ 《明史·职官志》。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三》。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击，至关而还”①。此后，也先一面诱和，一面不断扰掠大漠南北。于谦拒绝议和，并在军事上继续重创也先。也先计穷，不得不于 1450 年（景泰元年）八月将朱祁镇送回北京。1457 年（景泰八年），朱祁钰病危，总兵官石亨、副都御史徐珵（已改名为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夺取了东华门，拥立朱祁镇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朱祁镇重新登基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于谦惨遭杀害。夺门有功的人被授以勋爵，政权又被宦官邪党所把持。

朱祁镇死后，朱见深继位，是为宪宗，改元成化。朱见深在位 23 年，仅召见阁臣一次，内外朝政都由太监汪直把持。1477 年（成化十三年），朱见深为了加强特务统治，另设西厂，令汪直为西厂提督。西厂有比东厂、锦衣卫更大的势力。从京城到各府州县，从王府直到平民百姓家，到处密布西厂特务，以至民间打鸡骂狗一类琐事都秘告朱见深。西厂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请”，有先下狱而后奏闻者，有旋执旋释，竟不奏闻者，弄得人心惶惶。当时的人“只知有汪直太监，不知有天子”。汪直出外，前呼后拥，公卿大臣见了要回避，地方官见了要下跪迎接。汪直则毫无顾忌地屡兴大狱，陷害无辜。1483 年的（成化十九年）西厂被罢，调汪直南京御马监，降为奉御。汪直专权历史至此结束。

1487 年（成化二十三年），朱祐樘继皇帝位，是为孝宗，年号弘治。朱

祐樘在位 18 年，致力于内政，亲贤臣，远小人，黜宦官，广开言路，恭俭自饬，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缓和社会矛盾，使弘治朝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明史》称他使“政不旁挠，财无滥费，滋培元气，中外人安”②，“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①，史称“弘治中兴”。

武宗朱厚照是一个纵欲逸乐的荒唐皇帝，所有的政事交由宦官刘瑾处理。刘瑾直接操纵内阁，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一份送刘瑾，一份送皇帝。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主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明中叶宦官权势之大已到了顶峰。

嘉靖初年，由藩王而入承皇位的朱厚熜在如何对待他的生身父母的问题上，与朝廷官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内阁首辅杨廷和主张朱厚熜尊伯父明孝宗为皇考，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朱厚熜极为不满，生气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杨廷和等持原议。观政进士张璁、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主张以孝宗为皇伯考，兴献王为皇考，迎合了朱厚熜的心愿，决定以张璁等议行。杨廷和一派的许多廷臣在左顺门跪伏哭争，请求继续尊称孝宗为皇考。朱厚熜大怒，“命司礼监录诸姓名，收系诸为首者丰熙、张翀、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等八人于狱”，“逮系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于狱。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庚辰，锦衣卫以在系上请，⋯⋯命拷讯丰熙等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者俱夺俸，五品以下者杖之，于是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各杖有差”②。朱厚熜不久将生父的神主从湖广安陆迎到北京，册封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改称孝宗为皇伯考。至此，历时十余年的大礼仪之争结束，朱厚熜以血腥镇压实现了自己

① 《明史·于谦传》。

② 《明史·孝宗本纪赞》。

① 《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

② 《明史纪事本末·大礼仪》。

的意愿。议礼派张璁、桂萼等人先后入阁，参预机务。不久，张璁成了首辅，他“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③。由于张璁以议礼开罪多人，廷臣一有机会便攻击张璁，连朱厚熜也嫌张璁跋扈，结果朱厚熜的新宠夏言得以入阁，并为首辅。夏言好张权势，专横用事，受贿枉法，逐渐失去皇帝的信任。他的同乡严嵩趁机而起，利用矛盾，依靠大豪门和宦官的势力，把夏言攻倒，坐上首辅交椅，从此执内阁牛耳 15 年。严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①，儿子世蕃由尚室少卿升迁工部左侍郎。严嵩还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②。早就觊觎首辅职位的徐阶策划御史邹应龙“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从而使严嵩倒台。徐阶得任首辅。徐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引进东宫官僚高拱。1566 年（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吃丹药中毒死，徐阶起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由于高拱是穆宗朱载垕当太子时的侍讲，所以徐阶虽然为首辅而高拱则以皇帝的旧臣与他争权，迫使徐阶自请致仕。高拱也因“专权擅政”、“不许皇帝主管”被罢官，由张居正继任首辅。

“土木之变”后不久，蒙古瓦刺部落衰落，鞑靼部乘势兴起。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嘉靖年间，蒙古统治者屡次侵入内地，蹂躏今河北北京一带，威胁北京。日本海寇又肆虐东南沿海。面对“北虏南倭”，明兵疲于奔命。

万历初，大学士张居正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在内政方面，张居正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③，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张居正认为，嘉、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管钱谷的不知出纳之数，掌刑名的不懂律例条文，官场争名逐利，贪赃枉法。为了励精图治，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即根据“实绩”任用官吏，“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各部衙门把应办事情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符存照，每月终注销⋯⋯，同时另造文册二本，一本送六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抚、按奉行不力者，六部举之；六部斯蔽，科臣举之；六科违制，内阁纠之”①。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张居正又严格规定各级衙门的权限，裁减冗员，精减机构，提高行政办事效率。经济上下令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实行赋役改革。对鞑靼贵族的骚扰和日本海盗的侵略行径，张居正力主抵抗，命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 余座。张居正奉行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接受鞑靼的臣服。明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从此北方的防御更加巩固，二三十年没有战事。面对沿海日本倭寇的侵扰，俞大猷、戚继光率领军民坚决抵抗，取得了重大胜利。张居正下令在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造成戈铤东方的阵势，全面抗战，巩固了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