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失地农民的皿腥立法和凯特起义

从 16 世纪开始，英国工场手工业有了迅速发展。作为传统工业的毛织业在工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毛织业的迅速发展，引起羊毛需求量的增加，1430

—1540 年 100 多年间，羊毛价格上涨了 2 倍①，养羊有利可图。许多贵族地主用篱笆把土地圈起来变成养羊的牧场。贪婪的贵族大肆强占传统的公用土地，或强迫农民退佃，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圈地现象在 13 世纪时出现，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形成高潮。圈地运动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使与市场有联系的新贵族和租地农场主增加了土地和货币收入，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前提条件。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对圈地运动的实质作了深刻的揭露：“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的，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从此，圈地运动就有了“羊吃人”之称。

圈地运动的发展影响国王的税源和兵源，大批农民丧失土地，颠沛流离，无以为生，社会动荡不安。都铎王朝的历届政府和国会曾多次颁布法令，限制和禁止圈地。1489 年，亨利七世颁布法令，禁止将那些至少带有 20 英亩土地的农庄圈为牧场。1515 年，亨利八世限令把改为牧场的耕地在一年以内复原；1533 年，又颁布法令，规定一个牧场主饲养的羊群数不得超过 2000 头。但这些法令从没有认真执行过，政府对违背法令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从没有绳之以法。因为那些执行这些法律的法官，就是圈地既得利益者①。

另一方面，从 16 世纪 30 年代起，都铎王朝却制定一系列禁止流浪的法

① E.N.Williams：《企鹅英国及欧洲史大辞典》，1980 年英文版，第 399 页。

①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期），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25 页。

① [英]阿·莱·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224 页。

令，迫害破产农民。1530 年的法令规定，除年老、丧失劳动力者得领取乞食特许证外，凡身体健壮的流浪者，一律逮捕，系于马车后部，鞭打至流血为止，然后迫令立志愿劳动誓言，遣送回原籍。1536 年，亨利八世又重申前令，并规定凡第二次违令被捕者，鞭打之外，再将耳朵割去一半，第三次违令者，则处于死刑。1547 年，爱德华六世即位，迫害流浪农民的法令更为残酷。凡拒绝工作的人，一经别人告发，即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有权用鞭子或铁链强迫其工作。如果奴隶逃跑超过 14 天，就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上或背上打上“S”（“Slave”[奴隶]一词的第一个字母）烙印，主人可以任意赠送、转让或出卖。三次逃跑的奴隶，以叛逆罪处以死刑。如果奴隶企图反抗，主人可以立即将他处决。如果一个流浪者在某地 3 天无所事事，就要被遣送回籍，在胸前打上“V”（“Vagabond”[流浪者]一词的第一个字母）的烙印，并系上锁链，在街头等处服役。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 24 岁，女的当到 20 岁；如果逃跑，则罚为“师傅”的奴隶。为了便于识别，主人可以在其奴隶的脖子上、手上或脚上套上一个铁环。1572 年，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规定，14 岁以上没有领到乞食特许证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 2 年，就要受毒打，左耳打上烙印；如果

再次行乞而且年过 18 岁，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他 2 年，应处死刑；第三次重犯的，以叛逆罪处死无赦。据哈林兹海德编年史记载，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

—1547 年）被处死的失地农民有 72000 人。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每一年都有

300—400 人被送上绞刑台。马克思把这些法令称之为“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①。它所起的作用，就是农民在被剥夺土地之后，又用暴力把他们变成工资奴隶，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廉价劳动力。

圈地运动和迫害流浪者的血腥立法，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抗。整个 16 世纪，农民运动风起云涌。1536—1537 年，英国北方的约克郡和林肯郡爆发了农民起义。此后农民起义连续不断，其中以爆发于诺福克郡的起义影响最大。

1549 年 6 月，在圈地运动比较激烈的地区诺福克郡温千姆镇，农民拆毁地主圈地的篱笆，成为起义的开端。农民推举小贵族罗伯特·凯特兄弟二人为起义领袖。凯特率领起义农民直捣诺福克郡首府诺里季，起义迅速波及全郡。7 月初，起义农民扎营城外一个名叫摩斯荷尔德的丛林中。城市里的失业工人、破产手工业者和丧失土地的流浪者，纷纷参加起义，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 2 万多人。

起义农民在丛林中拟订了 29 条纲领，准备送交国王。纲领要求停止圈地，任何庄园主不得自由购买土地，恢复农民使用公有地的权利，降低地租，废除庄园法庭，消灭农奴制的残余，所有农民应该得到自由，不得再向居民征收任何什一税。这是一个温和的纲领，并未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取消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只反映了小贵族和富裕农民的利益，显然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和城市平民的要求。起义的贫苦阶层在另一份文件里说：“我们要拆毁栅栏，填平沟渠，让每一个人都有使用公共牧场的机会。⋯⋯我们希望自由、平等和同样使用一切物品。”

英国政府被起义的规模所吓倒，国王爱德华六世采用欺骗和镇压的手法对付凯特起义。一方面派人带来大赦令，假意答应农民的部分要求；另一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39 页。

面派兵进攻起义军的营寨。农民军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他们说：“我们是无辜的人，正直的人，用不着任何人来赦罪。”起义军击溃了国王的军队，并于 7 月 22 日攻占了诺里季城。这时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和康瓦尔郡也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凯特想和西南农民军联合，但计划未能实现。英国政府镇压了西南部的起义后，由瓦维克伯爵率领 1.5 万人的德、意雇佣军，勾结当地贵族武装，疯狂镇压起义。起义军被迫撤出诺里季，驻扎在城外丛林里。在斗争的关键时刻，起义军内部出现矛盾和分裂，又不善于同正规军作战，经过 2 天的激战后，于 8 月 27 日在杜辛德尔河谷完全溃败。3500 多农民军在战斗中牺牲，凯特兄弟被俘后，被绞死。

凯特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农民以革命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土地权利，使封建主从此不敢到起义地区收租，因此诺福克一带保存了许多自耕农。这些自耕农后来成了 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会军的主力。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农民起义的浪潮此伏彼起，动摇了封建统治，预示了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