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内战

查理一世的出走，终于使国王与国会的分裂公开化。国会在 7 月 12

日通过决议，决定组织国会军，保卫国会和自己的权力。8 月 22 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城堡上升起国王的旗帜，向国会宣战。从此，内战爆发。

内战爆发后，英国国内明显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拥护国王的旧贵族、官僚、国教教士的保王党，由于他们头戴假发，身佩长剑，故称“骑士党”，其阵地在较落后的西北部。另一方是以国会为首的革命阵营， 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大多数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由于他们发短不掩耳，不戴假发，故称“圆颅党”，主要阵地在经济发达的东南部。

内战开始后，尽管国会军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明显地占有优势，但在军事上却一再失败。1642 年 10 月，国王军队在埃吉山大败国会军，占领牛津后，兵分三路直扑伦敦。只是在伦敦各阶层人民的英勇抵抗下，国王军队才被迫撤离。1643 年夏季，战场上的形势仍对国会军队不利，国会军曾经占领的约克郡、林肯郡、德比郡等地先后失守。

国会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掌握国会大权的长老会派的动摇和妥协。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长老会派，具有一种正统的君主制思想， 他们只希望国王能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允许他们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想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因此，他们在与国王军队交战的同时，又以国王的臣属自居，始终不放弃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1644 年 11 月，在国会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曾在前线贻误战机的曼彻斯特伯爵就公开说，国王是不可能战胜的，这是“上帝的意志”。在受到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的指责后，他又说：“即使我们打败国王 99 次， 国王仍然是国王。可是国王只要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会全都被绞死， 我们的后代子孙就将沦为奴隶”①。这种君权神圣的思想是长老会派指挥战斗失利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长老会派坚持要通过议会合法斗争的途径实现其纲领，根本没有考虑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种保守态度明显地表现出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阶级局限性，因而受到了独立派及其领袖克伦威尔的谴责。

克伦威尔（1599—1658 年）是剑桥郡经营牧场的地主，新贵族中激进的革命家。内战开始后，他招募了一支主要由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组成的骑兵部队。该部队士兵都是虔诚的清教徒，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在国会军屡战屡败的时候，这支军队却不断取得胜利，被称为“勇士军”。正是这支军队，在 1644 年 7 月的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大败国王军，取得了国会军开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战局开始向有利于国会军的方向发展。但是，从全局上看，国会方面仍处于被动状态，3/4 以上的国土已被国王军占领。

内战开始以后，城乡下层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城市里出现了要求政治民主、信仰自由的势头。仅在 1645 年一年里，

全国就出版了 722 种书刊，伦敦出现了约 80 个不同的教派团体。农民斗

争也到处蔓延，仅反圈地运动就发生了 15 起以上。有些地方的农民由于不满国会中长老会派的动摇妥协，走上了既反对封建王党、也反对国会的中间道路。“棒民”运动就是如此。

“棒民”运动发生在西南各郡，大约有 10 万人参加，除农民外，还有教士、贵族、军官、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等。他们宣称斗争的目的是

① 叶·阿·科斯明斯基等：《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8 月版，第 241 页。

为了联防互保，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财产”免受一切掠夺者和其他非法暴力的侵犯。但总的说来，“棒民”对王党更为敌视。

形势的压力和群众的斗争，更加剧了独立派同长老会派的矛盾，其焦点首先表现在怎样对待内战，是否要在战场上将国王打败。1644 年底到 1645 年初，长老会派把持的长期国会在内外压力下，终于通过了《自抑法》和《新模范军法案》。前者规定，凡国会议员都要辞去军队中的职务；后者规定改组国会军。这两个方案的意义在于，军队领导权从长老会派手中转移到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手中。

在担任了指挥全军的重要职务后，克伦威尔便以勇士军为模式改组军队，解除了原来一些由长老会派担任的军官职务，建立起主要由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新模范军”。新模范军作战目的明确，革命热情高涨、斗志旺盛、纪律严明，改组后的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1645 年 6 月，在纳斯比战役中大败国王军主力，几乎全歼敌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646 年 6 月，“新模范军”攻克王党的大本营牛津，查理一世逃到苏格兰。第一次内战基本结束。1647 年 2 月，国会以 40 万英镑的代价从苏格兰把查理一世赎回，并将其囚禁在纳斯比附近的洪比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