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兴起

启蒙运动发端于 18 世纪 20 年代，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达到高

潮的过程，直到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一场思想革命终于引发为政治革命，加上它的准备阶段，前后近百年，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各个思想领域，先后约有 200 位启蒙学者参加，形成西欧近代最壮观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是继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启蒙运动的准备阶段早在 17 世纪就开始了。法国思想家比埃尔·贝尔等人，以怀疑论为武器，针对天主教信仰体系发起进攻，对后来许多启蒙学者思想的形成，都起了很大作用。

进入 18 世纪，启蒙运动正式展开。发难者是一位造反的天主教神甫让·梅叶（1664—1729 年，一译梅利埃）。梅叶本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乡村神甫，临终留下 3 卷巨著《遗书》。《遗书》尖锐抨击宗教与封建专

制，指出一切宗教都是欺骗与谬误的混合物，暴君是当代最大的强盗与凶手。梅叶从社会贫富悬殊现象出发，说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主张土地应成为公共财产，人人都应劳动，社会应保障每一成员的生活必需品，认为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推翻教会和君主的暴政才能建立。梅叶《遗书》的基本内容表明，批判教权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根本任务，决定了启蒙运动必然围绕着哲学和社会政治两大领域展开。梅叶作为它的开路先锋，紧扣着运动的这一主题，为运动的全过程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有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老一辈人物，有狄德罗及其他唯物主义哲学家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狄亚克、拉美特利、孔多塞等，还有卢梭、毕封、魁奈、博马舍等思想家、博物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

伏尔泰（1694—1778 年）出身于资产阶级公证人家庭。年轻时受过贵族的侮辱，因写讽刺专制制度的作品曾被关进巴士底狱。他是博学而著名的作家，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和自然科学。主要著作有《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哲学词典》、《路易十四时代》等。伏尔泰无情地批判了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天主教会，公开反对宗教迷信、宗教迫害和社会上的种种弊病，指出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就在于天主教会的欺骗。他痛斥天主教会是“九头鸟”，罗马教皇是“骗子”，天主教教士是“文明的恶棍”。他在政治上主张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将天赋人权交与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消特权，限制王权。但是，由于他站在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此，思想上又经常处于矛盾之中。他既反对特权等级，又主张保留君主制；既宣扬自由主义，又害怕人民革命；既反对宗教迷信，又强调宗教的必要性。伏尔泰社会政治观点的两重性，反映出大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中的两面性。

孟德斯鸠（1689—1755 年）是法国杰出的社会学家，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和伏尔泰一样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任波尔多省议会议长、法院法官、院长等职，他的著作

《波斯人信札》辛辣地讽刺了专制制度的劣迹、王权的残暴、宫廷的腐朽生活。他遭到教会和政府的疯狂反对，便离职专门从事著述。经过 27

年的辛勤写作，终于在 1748 年发表了《论法的精神》一书。孟德斯鸠试图根据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解决人类社会及政治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探寻政治法律制度的存在规律，揭示法的精神。他指出法律同政体、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有关系，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所有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认为，在所有的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因素，亦即政治制度。他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律的精神及立法的内容，它甚至可以抵销地理因素的作用。在这里，孟德斯鸠虽然夸大了政治制度的意义，但比起天主教神学观点，是前进了一大步。正因为他重视政治制度的作用，所以，他拿出更多的精力研究了政治制度。他认为，政权属于全体人民的是民主政体，政权属于有限的人的是贵族政体，一个人按照法律并且依靠贵族来统治国家的是君主政体。在孟德斯鸠看来，最好的政体是贵族政体。贵族的存在，是君主政体不可缺少的标志，贵族是君主政体中的“调和”

力量。他认为，三种政体都是合理的政体。除这三种政体以外，还有一种不合理的暴君政体。暴君政体是靠恐怖来维持的，在这个政体下，君主把自己看成一切，把其他一切人视同草芥；同时他不要任何法律，他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孟德斯鸠激烈地谴责暴政违背人性，认为为了避免暴政的出现，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要分开，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机构。他论证道：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掌握在一个机构中，则颁布法律的机构同时也执行法律，这样，它就不会严格遵守法律中的规定，就会破坏法律，国家就将处于暴政之下；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机构里，则法官就将成为压迫者，因为他既是法律的监督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同样，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集中于同一机构，法官在判决案件时，将不会严格遵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他自己制定的，他可以改变法律的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他主张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机关，行政权归属世袭君主所有，而司法权由选举产生的常任法官掌握。他在解释行政权时说，行政权应该交给一个人，只有这样，办事才能迅速而有效率。在要求三权分立的同时，他还强调三个权力要互相牵制。

三权分立原则的锋芒是指向当时法国的专制制度的，因为从路易十四统治时起，君主便独揽立法、行政及司法大权。实行三权分立，就意味着国王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三权分立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意义。

《论法的精神》一书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它的三权分立理论被后来的美国宪法、法国大革命中《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所吸收。可以说，19 世纪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这部著作的影响。

在法国启蒙思想中，反映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是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他们是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其中包括狄德罗（1713—1784 年）、霍尔巴赫（1723—1789 年）、爱尔维修（1715—1771 年）等人。他们在狄德罗主持下编辑出版了一部《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技艺详解辞典》，全书共 35 卷。百科全书派拥有许多启蒙思想家，当时为这部《百科全书》写

文章的启蒙思想家达 160 多人。他们通过出版百科全书，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文化知识，以揭露宗教迷信的荒谬，尖锐地抨击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他们的学说成了反对封建制度的锐利武器。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彻底，他们把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提高到民主主义的高度，把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提高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高度。但在政治态度上，百科全书派是温和的，主张将王权限制到最小的程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因此，百科全书派的观点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启蒙运动中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是让·雅克·卢梭（1712

—1778 年）。卢梭出身于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早年由于家境贫寒，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其间深刻体验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和心情。因此，他的思想较为激进和革命。其代表作有《爱弥尔》、《社会契约论》、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忏悔录》。卢梭认为，私有财产是

人类不平等及一切罪恶和不幸的根源。私有制出现以后，一些人变成富人，一些人变成穷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一切风俗道德败坏也随之而来，而国家则用法律把这种不平等固定下来。因此，他激烈地抨击社会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现象。但是，卢梭并不主张铲除私有制，只是希望通过均贫富，实现小私有制，达到经济上人人平等的目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主权在民”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其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是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公民以契约形式组成的国家，公民人人享受平等和自由。他针对路易十四提出的“朕即国家”的理论，提出人民的意志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源泉，代表人民的立法机构是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监督统治者。国王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仆人。如果统治者违反了人民的意志，侵犯了人民的主权，人民就有推翻统治者的权利。卢梭的“社会契约” 和“主权在民”思想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参政的要求。这些思想对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雅各宾派所执行的恐怖政策、土地法令和 1793 年宪法无不带有卢梭思想的痕迹。

在经济学说方面，18 世纪法国还出现了重农学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魁奈（1694—1774 年）和杜尔果（1727—1781 年，一译杜尔哥、杜尔阁）。他们竭力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私有财产、贫富悬殊以及自由是自然法则，经济生活应当自由发展，任何来自国家的干涉都是对自然法则的破坏。他们还认为，工商业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农业以地租形式创造剩余价值，因此，课税的全部负担应由工商业者转到土地所有者身上。重农学派反对行会特权、工业法规和包税专卖制度，要求工商业活动的自由。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有着极为鲜明的历史个性。作为一次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各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势力的运动，启蒙运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从来没有偏离自己的任务，始终如一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天主教反动势力。这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之外，启蒙学者之间有共同的哲学基础作为各自学说的根据，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法国著名史学家米涅曾深刻地指出：“最专制的君主也曾赞助提倡思考的运动，结果非其所望地建立了公众舆论。原来是想鼓励人们歌功颂德的，结果却为人们提出指责准备了条件；因为，为了要人说些对自己有利的话而引入思考，而后却又不许人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是办不到的。等到颂歌唱完了，人们就要开始辩论是非了。⋯⋯正如哲学的时代之脱胎于艺术的时代一样，革新的时代是脱胎于哲学的时代的”①。

另外，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还在于这场长期的思想文化运动，不仅有着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也是直接面向群众，以整个第三等级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的。启蒙思想家自觉地以宣传群众、启迪民智为己任。他们宣传科学思想，以广大青年为对象；他们反对宗教狂热和宗教偏执，揭露教会黑暗和教士罪行，也以法国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绝大多数居民为对象。在宣传和教育，即“启蒙”的形式上，他们不仅完成

① 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 1977 年 9 月版，第 10 页。

了许多象《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这样的学术性、理论性著作，出版了普及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而且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大量出版发行通俗易懂的文章和小册子，并且多方面利用小说、戏剧、诗歌等接近大众的文艺形式，力求让更多的群众受到教育。在这方面，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剧作最具代表性。他在《费加罗的婚礼》剧中，将贵族的腐败、愚蠢与第三等级小人物费加罗的机智、聪颖作了鲜明的对比，寓意深刻地表现出第三等级要比特权等级强大得多，有足够力量战胜贵族势力。在剧本中，他让贵族人物声色俱厉地宣布： “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永远有理！”但是，在任何一次较量之中，胜利者却总是当仆人的费加罗。费加罗的一段独白说得痛快淋漓：“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多么得意洋洋！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多的享受？除去从娘胎里走出来的时候用过一点力气之外，您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我呢？淹没在无声无色的广大人群之中，仅仅是为了生活而施展出来的学问和手段，就比统治整个西班牙一百年所用去的还要多。您居然想跟我争夺果实！”这充分显示出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战胜封建特权势力，夺取统治权的自信心。怪不得路易十六在看到这一剧本时惊呼：它的后果将会导致摧毁巴士底狱①！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启蒙运动的这一特性，甚至将狄德罗的小说《拉摩的侄儿》一书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并称为“辩证法的杰作”②。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不仅为行将来到的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推动、影响了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涌现的哲学和政治理论，已成为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和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国启蒙运动中提出的口号、思想和原则，由于其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在我国也产生过历史的回响。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来，启发和鼓动过不止一代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邹容在 1903 年发表的《革命军》一书中写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吾请执卢梭诸

大哲之宝旛，以招展于我神州土。”①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颂扬，都体现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