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专史的产生和发展一、从《史记》八书到《通典》的编撰

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我国典章制度的原委。班固的《汉书》，乃在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合并、增补而改写成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十志，使记载更趋详备。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写完纪、传之后因事被杀，梁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把晋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八志补入范书；司马彪的《续汉书》早已失传，八志却因《后汉书》得存。晋陈寿的《三国志》过于精简，有纪传而无志表。晋书、宋书、齐书、魏书、隋书均有志，但有的并不全，如宋书缺食货、艺文二志，齐书缺食货、艺文、刑法等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和南史、北史则无志。其中宋志叙事往往追溯三代及秦汉，而特详于魏晋，虽与断代为史的体例不合，然而材料丰富并有完整的体系，可以补《三国志》等前史所未备，唐初修晋书诸志即取材于此。《隋书》十志原为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而作，实统括了南北朝的典章文物，值得特别重视。但志书均断代为之，缺乏古今会通之意，欲纵观各种制度的因革损益，仍然很不方便。

根据时代的需要，在纪传体志书的基础上，唐杜佑撰成《通典》一书， 成为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史，为后来典志体史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认为《通典》的产生，正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纪传体中有志书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 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 则唐杜佑之《通典》也。”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汉书》的精华在十

志。《史记》八书取法于儒经，十志又取法于八书。十志规模宏大，记事比八书丰富。律历志合并《史记》的律和历两书，礼乐志合并《史记》的礼和乐两书，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郊祀志补充《史记》的封禅书，天文志补充《史记》的天官书，沟洫志补充《史记》的河渠书，此外又增立《史记》所无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十志比八书详备，显然可见。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依据十志有所增减。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间马端临作《通考》，大大发展了志书体。历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藉志书得以保存，八书十志创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又说：“《通典》之作，虽源于‘正史’的书、志，但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本书所载，上自黄帝，下迄天宝，肃、代以后的重要因革，亦附载于注中，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尔后发展为三通、十通，蔚为大观。”

《通典》之前，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曾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杜佑于代宗大历间得刘秩《政典》， 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入开元时代所编礼乐书等材料，开始编纂《通典》，至德宗贞元时方成书，共二百卷，前后费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通典》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天宝，肃、代以后的重要因革亦附载于注中。李翰《通典序》谓《通典》分八门；杜氏自序亦谓“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 边防末之”，将兵刑合一称之谓刑，共为八门。然而实际分类时又将兵、刑分开，故多一门而为九门，即：（1）食货典十二卷；（2）选举典六卷；（3） 职官典二十二卷；（4）礼典一百卷；（5）乐典七卷；（6）兵典十五卷；

（7）刑典八卷；（8）州郡典十四卷；（9）边防典十六卷。

《通典》是我国史学中最早的一部有系统、有门类、专详历代典章制度的辉煌巨著，为后代典志体史书的编写开创了优良的先例，同时为我们今天查考古代制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