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查考地名的工具书之源流一、地图发展小史

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有关记述地名的书籍，如古地图和古地理著作，正史地理志和方志等等，为数很多。早在商周时代遗留下的甲骨金文中， 就有不少地名可见，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知识的积累，就进一步导致地图与其他地理著作的出现。

《尚书·洛诰》记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建筑洛阳城的事迹，其中有“伻来以图及献卜”一句，王国维等认为此“图”字当作“谋”解，但多数学者、特别是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同志认为非图谋之图，而是地图，即营建洛邑时画的洛邑城址附近地形图。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制图事业大为发达。

《周礼·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

《管子·地图篇》：“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 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 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① 据考证，其中有少数几篇可能写成较晚，但学术界尚无定论。

从《周礼》、《管子》二书关于疆域地图和军事地图的论述，联系《战国策·赵策》记苏秦以合纵说赵王：“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和《史记》、《战国策》所载荆轲刺秦王、“献督亢地图于秦” 的故事，可以想见当时地图的绘制已很普遍，且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古代地图与军政关系密切而必须藏之官府，又由于古地图的摹绘和保存都要比书籍难，所以流传存世的机会也远比古籍为少。长期以来传世的我国古地图，以南宋时期刘豫阜昌七年（1136 年）刻于石碑上的《禹迹图》、

《华夷图》（现藏西安陕西省博物馆，旧称西安碑林）为最古。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两幅西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 168 年）以前绘在帛上的地图碎片，经故宫博物院等许多单位整理拼复，考订研究，暂定名为《地形图》和《驻军图》，并由文物出版社于 1977 年影印出版。这两幅埋藏地下二千一百多年的古地图的发见，是地图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谭其骧指出，它至少有四大特点：（1）时代早，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早地图《华夷图》、《禹迹图》早了一千三百多年，为地图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2） 准确性很高，从而推翻了晋朝裴秀“汉氏舆图”“皆不精审”的旧说，为我国地图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3）图的内容既准确又详细，可据以窥见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深平防区）的政治经济概貌，解决若干历史地理上的问题；（4）该图注记用的字体，测绘的方法、技术及其所用的工具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值得加以深入的研究。（见《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 原载《文物》1975 年 2 期，又收入《古地图论文集》。）

晋代裴秀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已失传，仅其序文幸存。但正是从

《禹贡地域图序》开始，我国历史上才有明确的记载绘制地图的方法，使地图学在理论上有了准则可循。序文指出制图之体有六：

“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 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制图六体”今天看来极为平凡，但距今一千七百年前的裴秀，除了还不知地球经纬度外，能提出这些符合近代科学制图的原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卓越的贡献。另据唐虞世南《北堂书钞》，裴秀还发明了方格缩制地图的办法，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把一幅用缣八十匹的旧“天下大图”，裁减为方丈图，这也是了不起的创造。

唐代极其重视地图的绘制。据《唐六典》、《唐会要》和《唐书·职官

志》的记载，当时规定全国州府三年（后或改五年）一造地图，交兵部职方掌管；中央又依据州府所上地图综合编制成一统的总舆图《十道图》。

德宗时，宰相贾耽绘制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在地图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贾耽在制图技术上，基本上承袭裴氏的“制图六体”， 但也有创新：“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以颜色分注古今地名，这是沿革地图以朱墨分注古今地名的最初记载。据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史纲》的意见，宋代传世的著名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受贾耽《华夷图》的深刻影响，甚至可能即是贾图的缩绘本。

又《南史》及《宋书》记载，刘宋诗人谢庄曾制成木方丈图，可以自由拆并，所谓“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尝自述制作木图的经过，南宋黄裳等亦曾制作木图。这种木图，有人认为是一种活动地图，有人认为是地形模型，无论怎么说，都与地图有关， 而且是一种发明创造，值得一提。

元代朱思本为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朱氏“周游天下”，遍访四方使臣，参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及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元《一统志》等，积十年之功力，绘制《舆地图》二卷。朱图计里画方，在比例、方位、距离上都用过功夫，惜原图已失传。不过，明罗洪先依朱图增广而成《广舆图》四卷，今可据以略知朱图概要，而明清舆图， 自此多受其影响。

我国早从隋代开始已有刘焯建议测量纬度，以后，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曾实测子午线，元代则由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进行了大规模的纬度测量， 但都没有运用到绘制地图方面来。只是随着阿拉伯天文地理学的输入，由札马鲁丁造过一架画着经纬度的地球仪，然亦未曾广泛传播。明神宗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澳门等地传教，把他绘制的世界地图（或称《山海舆地图》、《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献给中国的士大夫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使我国对于世界地理和用经纬度绘图的方法有了新的认识，但仍局限于少数人，影响也不太大。利玛窦之后直到清朝初年，都有传教士相继绘制世界地图，如西班牙人庞迪我的《海外舆地全说》（未刻，有传写本）， 意大利人艾儒略的《万国全图》（见《职方外纪》），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兰西人蒋友仁各有《坤舆全图》等，其影响更远在利氏之下。

1707 年开始，在清康熙帝的亲自主持下，由法兰西人白晋、雷孝思、杜

德美等十人分组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经纬度和三角测量，而于 1717—18 年完成了著名的《皇舆全图》的编绘工作。这份康熙朝的《皇舆全图》，1929 年由沈阳故宫博物馆石印出版，计 41 幅，图上包括西经 40°以东、北纬 55

°以南地区，题作《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乾隆朝在康熙图的基础上，扩大改制成《乾隆内府舆图》，又称《乾隆十三排地图》或《乾隆皇舆图》、

《清一统地图》；原题乾隆二十五年铜镌，实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以后开雕。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于 1925 年发现此图铜板 104 幅，1932 年重印，

题称《重印乾隆内府舆图》；1966 年台北又据以重印，比例尺改缩为二百万分之一，题作《清一统舆图》。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大规模的测绘全国地图，在世界测绘史上也可算一件大事。因为，一、康熙规定以二百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每里 1800 尺，每尺合经线千分之一秒，这种以经线弧长决定长度标准，比法国以赤道长度规定公尺长为早；二、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沿北京中央经线曾测量霸州至交河的直线距离，1710 年又在东北地区测定了北纬 40°—47°间的经线长度，发现纬度愈高则经线一度的距离愈长，这是第一次实测地球为扁圆形的重要证明材料；三、新疆罗布泊的位置，经过实测画在北纬 40°40′，后来这个湖泊迁移到北纬 40°以南，这成了地理学界研究自然历史变迁的著名例证。此外，测绘了位于西藏边境的世界第一高峰，并命名为“珠穆朗玛峰”， 也是大有意义的。可惜的是此图绘成，即深藏内府，虽有李兆洛、董祐诚据以复制，但流传也不广，直到同治年间胡林翼根据康、乾两朝内府图并参考了李兆洛图攻编成《大清一统舆图》，才广为流布。

自清末至 1933 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等编《中华民国新地图》（又称《申报馆地图》）这一世界著名的中国地图集问世，坊间所流行的地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清初的测绘地图。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英明领导下，地图科学欣欣向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以及各种精确的专科地图大批涌现，举不胜举。

前面提到的裴秀《禹贡地域图》，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图集。贾耽图以颜色分注古今地名，乃是沿革地图的一个创举。宋税安礼《地理指掌图》是现存最早的统贯古今的地理沿革图（今存明翻刻本及何镗编《修攘通考》本）。清顾栋高《春秋舆图》、李兆洛《历代地理沿革图》亦为有名的作品， 而清末杨守敬所编《历代舆地全图》、《水经注图》，尤为历史地图中的空前杰作。解放后于 1955 年除了顾颉刚、章巽编和谭其骧校的最新的沿革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的出版外，在毛主席亲自提议下， 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等单位具体负责，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以及杨氏《历代舆地全图》与近现代大量地图，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分八册，于1974 年开始陆续发行。这部内容丰富、考证精详的历史地图集的问世，是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