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典》以后的续作

继《通典》之后，纵论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有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但此前宋郑樵的《通志》虽是另一类型的通史著作，历来只有二十略受到重视，而二十略又是专叙历代制度并有所发明创新，所以不能不先介绍一下《通志》。

据厦门大学历史系调查研究，郑樵的著作多达八十四种，现存的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六经奥论》以及一些零散的遗文而已。其中《通志》二百卷则是其毕生心血的结晶。（关于郑氏生年卒年和《通志》的成书年代有不同的说法，可参看《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所载杨国桢《郑樵年代考索二题》。）

前人评论《通志》，认为他要创作一部伟大的通史，达到“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目的，那是完全失败的。因为《通志》所归纳的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没有突破传统的旧史格式，而其纪传和载记等部分又都是抄录旧史略予增删而已。《四库提要》谓《通志》纪传部分“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旧目，为例不纯。”

《通志》的精华在于二十略。梁代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于志。” 郑樵《通志》总序亦说：“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 所以郑樵用心修订志书部分——二十略：（1）氏族略；（2）六书略；（3）七音略；（4）天文略；（5）地理略；（6）都邑略；（7）礼略；（8）谥略；（9）器服略；（10）乐略；（11）职官略；（12）选举略；（13）刑法略；（14）食货略；（15）艺文略；（16）校雠略；（17）图谱略；（18）金石略；（19）灾祥略；（20）昆虫草木略。

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加以分门别类探求其发展的过程，不仅大量收集整理了文献资料，而且郑樵还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和精心研究，或多或少有所创新，其中氏族、都邑、六书、七音、昆虫草木等略，为旧史所无，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尤其值得重视。《四库提要》尽管对《通志》全书包括二十略有所批评，但其结论不得不说：“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使典志体史书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马端临非常赞赏司马迁的《史记》和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

但可惜一限于汉前，一限于唐、五代，不能集著述之大成。他认为，社佑的

《通典》记上古至唐代制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凡历代因革，粲然可考，司马光的《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都是很好的著作，可是《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通典》则节目未为明备，都有一定的缺陷。因此，他就着手编纂他的《文献通考》。

他的编著原则，自序说得很清楚：“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 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已意，附其后焉。”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等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

则续而成之”。另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通典》原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虽简严不及《通典》，然材料丰富，分类详细，其参考价值又在《通典》和《通志》二十略之上。

《四库提要》对《文献通考》各门疏略均有具体批评，指出：“如田赋考，载唐租庸调之制，而据《唐会要》，则自开元十六年以后，其法屡改；载五代田赋之制，而据《五代会要》，尚有天成四年户部奏定三京诸府夏秋税法一事，乃一概略之。杨炎定两税法奏疏，最关沿革，亦伙不载。”但总论该书时仍指出：“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通典》、《文献通考》旧入史部政书类，《通志》另入别史类。后人于《通志》只看重二十略，故与杜氏、马氏之书相配，称之谓《三通》。

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清四库馆臣讥其“体例揉杂，颠舛丛生，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论者病焉”。康熙时朱奇龄又撰

《续文献通考补》四十八卷，补充王书，但为钞本，未尝刊行。乾隆时特设三通馆，奉敕续编三书，先编《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后编《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为《九通》。朱次琦称： “《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读《九通》，是谓不通。”说明朱氏极为看重此类著作。后刘锦藻以一人之力，经过二十八年的辛勤劳动，将乾隆五十一年至清末的材料搜集整理，编成《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遂使《九通》而增为《十通》。刘氏之书材料极为丰富，其中四裔考和新增加的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考，尤为可贵。

《十通》可分为《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各自的续编三个系统。今天从研究历史和分门查考古代典章制度来看，以《文献通考》及其三部续作这一系统最为完备有用，刘氏只续《通考》，不续《通典》、《通志》，也最为得体。当然，这样说，并不否定《通典》、《通志》二十略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