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目的产生和图书六分法

春秋以前，由于书籍尚处于发生时期，数量有限，当然没有必要编制书目。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学派的崛起，图书的增多，这才使划分学派和依学派而将学术思想或图书进行分类，其中包括编制书目等等工作，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以六艺分科教授学生，可以说是我国进行学术思想分类的开始。《庄子·天下篇》分诸子百家为七派，评论颇有见地。《荀子·正名篇》关于“究名实”、“辨同异”的论述，所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 等等，应是我国较早的分类原理。荀况的《非十二子》和汉代的《淮南子·要略》等篇，都对学派进行了具体分类。而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派之特点和相互关系，论述尤为精到，可以说是对先秦以来学术分类的一个总结。所以梁启超说：“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櫽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釐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八册）

分类学在科学研究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能指导研究的途径，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虽有所不同，但就我国古代来

说，二者之间关系至为密切。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首撰《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国家书目，也是我国目录学的真正开创者。刘歆《七略》中的诸子略，即以司马谈所分六家为主类，益以纵横等家，就是很好的证明。

《隋书·经籍志》认为我国目录的体制起源于《诗》、《书》的序：“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见《簿录篇》小序）

《诗》、《书》的序是否孔子所作，这早已成了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 它和司马迁《史记》、扬雄《法言》的自序一样，分释各篇的旨意，是一种图书的目录，也是我国目录的最早体制之一。

秦始皇焚书时，李斯定下法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 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记》）据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的意见，这种全国范围的行动，倘若政府没有图书分类目录下达，即没有目录以为纲纪，吏民势将无所适从。所以，仅从这个法令加以分析，也可以推想当时一定有了图书分类目录的编制。

秦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史记·萧何传》： “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与秦代焚书相反，汉初采取重视收藏图书的政策，按理来说，也要对图书编目登记，做一些最必要的目录工作。另据《史记》、《汉书》的记载，高祖时尝令萧何次律令，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对有关图书显然要进行审校和整理， 这无疑是西汉初年大规模的官校书籍的一个创举。

自文帝、景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了武帝时候， 国力已相当强盛。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在文化上推行崇儒术、黜百家的方针，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于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当时为配合抗击匈奴等军事上的需要，又让杨仆进一步整理兵书，“纪奏《兵录》”。到了成帝时候，“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完一部书，都由刘向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给成帝等阅览，所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以上见《汉书·艺文志》）当时曾把这些提要另写一份，汇编成《别录》一书，这便是我国第一部解题式书目。

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受哀帝之命，继续校理群书。他在《别录》的基础上，对序录删繁就简，进一步将全国图书详加分类，编成《七略》一书。前面所说《诗》、《书》的序，乃 是一书之目录，杨仆之《兵录》，为兵法一类书籍的总目，《七略》则是校理全国图书而编成的综合性的群书目录。

《七略》有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其中集略为后列六略的总序及总目，所以实际上只分六大类。我国古代图书主要有六分法和四分法两大系统，六分法即创始于刘歆的《七略》。

刘向、刘歆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经过选择、校勘、写成定本和分类编目等程序，并且写了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工作是艰巨的，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七略》，它不只是一部目录学的巨制，同时也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它们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以当时政府丰富的藏书为先决条件，另方面也是先秦以来有关学术思想分类，校理和序录图书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先秦至西汉中期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时期，那么西汉末年刘氏父子在校书编目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就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的正式建立，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目录事业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宋郑樵、清章学诚等对《七略》均有所批评。诚然，《七略》所分类目并非尽善尽美，但初创之际，能有如此成绩，已属难能可贵；不足的地方，后人自应求得不断的改进，而不能苛求于古人！

《别录》二十卷、《七略》七卷，唐代已佚失。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即删改《别录》、《七略》而编成，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著录式书目，也是第一部史志书目。由于史书体裁和篇幅的限制，班固删掉了刘书大量的叙录，又把《集略》分割开来，属于总论性质的列于六略之前，大序小序则分别置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增加了刘向、扬雄、杜林等人的著作，在细目和具体归类方面有所变通和改进，特别是注明“出”、“省”、“入”若干篇，以示更动之处，态度较为严谨。唐刘知几批评他“因人成事”，然而《别录》、《七略》以及汉代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的状况，均赖班志而可考见其梗概，其功似不可没。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见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这当然不光是对《汉书·艺文志》的推崇，而是对刘向以来所建立的目录学的重视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