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方志的演变

记述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风土、物产、人文等资料的著作，是为地方志书，简称方志。这类书，早在先秦就有，而魏晋以降，日益增多，内容转繁，论其名目：有异物志，如三国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物志》是其类；有风土记，晋周处的《风土记》、宋盛弘之的《荆州记》是其类；有山水图记，宋谢灵运的《游名山志》、南齐宗测的《衡山记》是其类；有州郡地记，吴顾启期的《娄地记》、宋刘澄之的《永初山川古今记》是其类；有图志图经，南齐王逡之《广陵郡图经》和不著撰人的各州郡图经是其类。此外，尚有记外国的，如晋法显的《佛国记》一卷，记寺观的， 如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五卷，都极为有名，而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晋挚虞的《畿服经》和南齐陆澄的《地理书》，则是在魏晋方志的发展基础上，完成了全国性的和集大成的地理总志的编纂工作，影响极为深远。据《隋书·经籍志》：“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

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这些地志，显然多是私家著述。

随着隋唐大帝国的建立，开始由官方主编地方志。据《隋志》记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方志和全国总地志，十九已经亡佚。其流传到今天的

代表作，首推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宋代开始失附图，故略称《元和郡县志》）。这不仅是现存最古而且也是编写得较好的一部地理总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体例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所以，它对于后世总志的编纂实有很大的影响。宋代开始，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地方志的编纂更趋发达，其编制体例也日趋完备和标准化， 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其流传至今的著名总志，北宋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十卷、欧阳忞的

《舆地广记》三十八卷，南宋有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二百卷、祝穆的《方舆胜览》七十卷。著名方志流传至今的也有几十种，如宋敏求的《长安志》十卷、《河南志》二十卷，元潜的《咸淳临安志》九十三卷，范成大的《吴郡志》五十卷，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罗愿的《新安志》十卷， 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四十卷，施宿的《嘉泰会稽志》二十卷等。此外，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十卷、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十卷等专讲风俗地理的著作，亦享有盛名。

元明清三朝，都有一统志的纂修，其中乾隆朝所修的《大清一统志》有四百二十四卷，嘉庆朝重修的《大清一统志》有五百六十卷，内容尤为丰富， 特别是县级以下的小地名搜罗较多，对于查考古代地名用处极大。商务印书馆曾为此书编有四角号码索引，颇便检索。至于方志，更是日渐增多，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958 年增订本）的统计，现存方志约有七千余种， 其中以清代的数量为最大，约有五千多种。这是数量极为可观的文化遗产， 不仅对于查考地名有用，就是在研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也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