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代以来的目录学

“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与此同时，一方面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书报、书目大量发行；另方面，逆时代潮流的旧学书目继续争夺文化阵地，斗争极其复杂。

值得珍视的是，从 1852 年起，太平天国革命政府随同《太平诏书》、

《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官书的颁行，在书前附印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向广大官兵宣传指导革命斗争的官书，动员他们学习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政策和革命理想。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和太平天国官书一起，起到了动员、指导广大官兵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

1875 年张之洞督学四川时编了一个《书目答问》，这是旧学书籍的综合性选目，历来被看作指导读书门径的有用的导读书目，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它是以封建主义思想为指导，旨在抵制近代新学而编制的。1893 年袁昶增订重刊了龙启瑞的《经籍举要》，这是《书目答问》之后继续诱劝青年学生埋头故纸堆和阻碍新学传播的又一代表作。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于 1889 年编《泰西著述考》，介绍自明末利玛窦起至清初诸来华传教士所著译书籍，目的为了提倡西学，有一些特色。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使中国更加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就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之

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也同时高涨，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改良运动。1896 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西学书目表》，介绍了甲午战争以前二十余年间翻译出版的西书三百多种，并附有《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可作为 1895 年以前二十余年间翻译的西书总目录。1896 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介绍到中国，对翻译日本书籍风气的兴起颇有影响。显然，康梁的书目，都是为宣传维新变法作思想准备。

二十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高涨，《苏报》、《民报》上相继开辟了“新书介绍”专栏，着重介绍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图书；《国粹学报》上也设有“介绍遗书栏”，着重介绍有关民族主义思想的旧书。1904 年出版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开我国近代图书馆藏书目录的先例。它混合新旧图书为一编，分学、政两部，每部各分二十四类，共三三二个子目，这是创造新的图书分类体制的初步尝试。其后在“五四”前后输入了欧美各国的图书分类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杜威完全用号码代替部类的“十进分类法”。

“五四”时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书目发展的同时，胡适抛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引诱青年“尊孔读经”，受到鲁迅先生的严厉批判。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现代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和宣传革命书刊的书目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在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文化出版事业的破坏、摧残进行不懈的斗争得来的。而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与迫害和谋杀革命作家、捣毁进步的出版发行机构、推行出版审查制度等罪恶手段相配合，国民党和日伪法西斯政权还发布了一系列的禁书目录，从事文化围剿并妄图以此扼杀革命事业。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学者和出版机构的努力，也还编印了不少综合性书目、专科书目和索引。如平心的《生活全国总书目》，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江苏省国学图书馆编的《图书总目》和《现存书目》，以及郑振铎、阿英、孙楷第等的小说、戏曲、文学目录，胡厚宣的甲骨学目录，朱士嘉的地方志目录，何多源的参考工具书目录等等，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另外，我国学者在试用和改进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有 1927 年以前出版的沈祖荣、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陈天鸿的《中外一贯图书分类法》，查修的《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1928 年后则有商务印书馆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施廷镛的《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何日章、袁涌进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皮高品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等十余种，都是仿杜、辅杜以至混合中西的分类法。在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同样有较大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专著，如：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畺的《目录学讲义》，郑鹤声的《中国史部目录

学》，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刘咸炘的《目录学》，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目录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书目工作坚持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服务的方向，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旧时代的目录事业已不能同日而语。

《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及各大型图书馆的书目或联合目录、各类专科专题目录的编纂出版，历代艺文志和官私书目以及各种目录学专著的再版重印，对杜威等资产阶级学者的分类法的分析批判，和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建立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尝试，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教研室在从事“目录学”、“专科目录学”课程建设的同时，积极地进行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并且用新的观点编出了《目录学讲义》、《普通目录学讲义》等专著，凡此等等，都使我国的目录事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全国总书目》是全国综合性的国家登记书目，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把《全国新书目》每年汇编起来的作用。1949—54 年本分为分类总目录和专门总目录两部分。分类总目录采用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图书分类法，在子目方面有所调整和补充；专门总目录部分根据图书具体情况进行分类。1955 年本将人大分类法扩展为十九大类，以后历年又有所修改，1960 年增为二十二大类。《全国总书目》记录和反映每年全国出版及发行图书的基本情况，可供出版发行部门、图书馆采购编目等业务部门作参考，也可供广大读者查考图书之用。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也是一个规模巨大而极有意义的工作， 1959—62 年已出古籍部分 1—3 册，对于查找现存古书极为有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诚是新中国目录事业中的一大成就。最近，国家文物局主持编制善本书目。今后，如能编制一部完整的、以单行本为主体的现存古籍总目，再编制一部完整的近代平装书的目录，那将对学术研究提供更大的便利和产生深远的影响。最近，蔡尚思撰《中国文化史要论》，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 1979 年出版。该书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若干人物和图书，可视作青年的导读书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出版了两部新的图书分类法，已逐步为一些图书馆和藏书单位所采用，它为今后全国图书资料统一分类编目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两部分类法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75 年 10 月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

法编辑组编，科学文献出版社 1975 年 6 月出版的《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由北京图书馆等三十六个单位参加编纂，于1975 年 10 月正式出版。全书首先总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部类。进而分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五个基本部类。然后在五个基本部类的基础上编制二十二

大类：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B 哲学，C 社会科学总论，D 政治，E 军事，F 经济，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 语言、文字，I 文学， J 艺术，K 历史、地理，N 自然科学总论，O 数理科学和化学，P 天文学、地球科学，Q 生物科学，R 医药、卫生，S 农业、林业，T 工业技术，U 交通运输，V 航空、宇宙飞行，X 环境科学，Z 综合性图书。大类下再分小类，共约四万个类目。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只限国内发行）是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根据科学技术文献资料的需要进行加细和适当修订而成。它可供科技情报单位和图书馆分书、分资料用，同时亦可供科技情报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参考。考虑到全国图书资料统一分类和编目的需要，其编制体系、结构、类目设置和标记符号都与《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的修订稿相一致，即全书分为二十二个大类，共约四万个类目。但为照顾综合与专业的需要和学科交叉重复等问题，该书在编制过程中适当地采用了交替、参见、复分和组配等方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亦增加了一些注释，供分编工作者参考，似较《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更为实用。

总之，它们是最新的适用于全国图书馆和情报资料单位的大型图书分类法，既可供专业人员分书编目作参考，又可供读者熟悉图书分类以利索书之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可以预期，今后图书出版和目录事业更

为迅猛的发展，将是毫无疑问的。第二节怎样查找书籍

查找书籍，一定要利用书目。书目的种类很多。按照编制目的和用途，它可划分为登记书目、通报书目、参考书目、推荐书目四种基本类型。从内容范围划分，可分综合性书目、专科或专题书目。从收藏方面来分，有公藏书目、私家藏书目录。从编排方法来分，有书名目录、著者目录、主题目录等等。有些书目，因为兼具多种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可以同时加它几种名称，如《全国总书目》是登记书目，又是综合性书目，也是书名和分类目录。总之，书目很复杂，名称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一般读者关心的是怎样查找书籍，重点在各类书目的具体应用，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以下面试从六个方面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