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目的发展和四部分类法

自《七略》创图书六分法，历东汉、三国基本上沿用不改，可算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学的第一个时期，亦即目录学的成立时期。

魏晋之际，由于战乱和政局的波动，地主阶级中间较为普遍的产生一种逃避现实斗争的倾向。反映在文化思想方面，那就是摆脱儒家传统的束缚， 促成玄学和佛、道二教的兴盛。在史学方面，因受《史记》、《汉书》的影响，私家修史的风气极为盛行，史部著作明显地增多，其中与“门阀制度” 多少相联系的人物传记、氏族谱以及地方志书的大量涌现，尤为突出。文学方面，五言诗的兴起，骈体文的发展，诗文集和文艺理论著作的出现，也突破了诗赋的范围而起了很大的变化。凡此种种，不能不反映到图书分类中来，给编纂目录提出新的课题。

魏秘书郎郑默所制之《中经》，仅仅“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尚未于

《七略》之外另创新的分类法。至晋“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甲部即《七略》之六艺略，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等四略，丙部由六艺中《春秋》类目所附史书扩大而成，丁部即诗赋略，增以图赞和汲冢新发现的古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四部区分图书的分类目录，也是在《七略》体制上加以改进、创新的最初尝试。

此后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更换了乙、丙两部的次第，使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部书，由此成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永制，为东晋以后十余部官修书目所沿用。

宋王俭撰《七志》，梁阮孝绪综合《七志》和《文德殿四部目录》撰成

《七录》，这是官修书目发展的同时，个别学者探索新分类法的典型。《七录》十二卷，分内外篇：内篇是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技术五录；外篇是佛录和道录。《七志》、《七录》等书早已失传，但《七录》序被保留下来，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篇重要文献。另外，由于佛经的增多，道安尝撰《综理众经目录》，其后僧佑增辑成《出三藏记集》。前书佚失，后书保存至今，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

唐宋时期，文化极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各类图书的出版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也随之发展而演变。

唐魏徵等根据当时政府的藏书，参考了《汉书·艺文志》和《七志》、

《七录》等书，把图书删并为四部四十七类，并直接冠以经、史、子、集的名称，编成《隋书·经籍志》。这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史志书目。它依班志的体裁且有所补阙，首有总叙一篇，四部有后叙四篇，分类有小序四十篇， 道、佛叙二篇，末有后叙一篇，合共四十八篇。它是研究唐以前学术源流及其演变，以及刘宋至隋图书概况的重要文献。

魏晋以来至《隋书·经籍志》所完成的图书四分法，直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为历代公私书目所采用， 成为目录学史的主要潮流，这便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事业的第二个时期，即目录学的发展时期。

刘知几批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重复”、“汗漫”， 认为史书不必撰《艺文志》或《经籍志》，就是撰的话，断代史也不应该兼收前代遗书，所以他的结论是：“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史通·书志篇》）我们今天从查考古代图书的流传和学术的演变来看，当然完全可以责之以“偏激”二字。但从编纂体例包括具体分类来说， 无论《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志》，也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刘知几在《六家篇》中，以《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与《左传》、《国语》、

《史记》、《汉书》并列为史，《春秋》与《左传》也各为一家而不分主辅， 这种“援经入史”的主张恰好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思想针锋相对；他在《杂说》、《申左》特别是《疑古》、《惑经》等篇中又对儒家经典多方抨击。凡此种种，使我们多少能领略“必不能去，当变其体”的真意。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的意见又不无进步意义。

《隋书·经籍志》以后，唐、宋、明、清诸史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从汉到宋，各正史艺文志都是根据当时政府藏书而编成，故兼收前代遗书；《明史·艺文志》改为专收一朝之著述，《清史稿·艺文志》仍其旧，这种形式的改变应是受刘知几的影响，但在分类体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进。

除史志书目外，唐宋以来还出现不少有名的官私书目。官修书目如唐元行冲、殷践犹、毋煚等编的《群书四部录》，毋煚在此基础上单独改编的《古今书录》，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的《崇文总目》等等，都是极有名著作， 有些史志书目即以上述书目为蓝本。今三书并佚。私家书目如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有名的解题书目。明清两代私家书目甚多，张廷玉进呈的《明史·艺文志》实即王鸿绪的《明史·艺文志》， 而王书即依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删改而成。这些私家书目，分类多依四部，但随着图书的增加，子目变动较大，许多原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在《百川书志》等私家书目中就有所反映。

清乾隆时纪昀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一部最大的图书目录，也是沿用《隋书·经籍志》所开创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一个总结性目录。直到今天一些图书馆关于古籍的分类，仍然受到它的影响。由于它是配合《四库全书》禁毁、删节、窜改古籍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部官修书目，所以在收编《四库全书》时，凡对清王朝统治不利的书籍谓之曰“违碍书籍”而均予禁毁，不准流传，

《总目》也不著录。在《总目》凡例中，又规定了这样一条著录原则：“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因此，象王充、王安石、李贽等人的著作倍受诽谤和攻击就不言而喻了。

《四库全书总目》共二百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史部分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十四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合共四十四类，六十六个子目。另有总序和小序，有些子目附有简短的按语。它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了解我国古籍的版刻、源流、文字异同以及著者事迹等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年郑樵撰《通志》，其艺文、图谱二略记载了历代书籍和图谱，校雠略则是一篇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元马端临根据历代官

修目录、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撰《文献通考·经籍考》，广泛辑录有关图书资料，对各种学术源流和图书的内容得失均有论述，其参考价值又在《通志》之上。

目录之学，目录之书，虽然很早就有，但正式称目录学并指出它的重要性，却始于清乾隆时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该书写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江藩也说：“目录者，本以定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 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 ‘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见《师郑堂集》）王鸣盛等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在目录学方面并没有具体的建树。介乎王江二氏之间的章学诚， 是清代的进步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他的《校雠通义》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是他对目录学的总的见解。章学诚关于目录学方面的理论，如提出“互著”、“别裁”之法，以及关于分类方面由《七略》必然发展到四部的进化论，是在我国目录学长期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份可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