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一、我国书籍的发生和发展

要讲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首先得介绍一下我国书籍的发生和发展的简单历史。因为书目是随着书籍的发生、发展而产生与发展的。离开书籍发展这个前提，就没有书目和图书分类可言。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夏代，我国已有了典籍。由于目前尚没有充分的实物作为佐证，夏代的事就暂时不去讲它。

《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吕氏春秋·先识览》：“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这说明商代已有典籍。商代已有典籍，除了上引资料外，还有没有其它证明？有。甲骨卜辞有“爯册”、“祝册”、“工典”等文字，册作■、■，象以丝绳或皮革贯穿简牍为一束的形状；典字作■，象两手捧册之形。金文册字与甲骨文略同，典字或作■，象简册阁置于■上。汉许慎《说文解字》： “■⋯⋯从■，在兀上尊阁之也。”又：“■，古文典，从竹。”另外，从记载和实物都证明商代已有书写典籍的工具和材料，例如笔和竹帛之类。不过，由于简牍比甲骨更难保存，所以商代的这种典籍至今未能发现。

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文，近年于周原发现的西周初年的甲骨文，主要是商周王室的占卜记录，刻写于龟甲兽骨之上；商周的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初字数很少，至西周逐渐增多，其中如《毛公鼎》铭文近五百字左右，多属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纪事，史料价值很高，但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书籍。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尚书》，主要记周代的历史，其中有《商书》五篇，据学者考定，仅《盘庚篇》是商代的作品，其余都是后人的追叙。

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典籍，据说已日益增多，并且有了专门管理典籍的官吏和藏书的府库。可惜当时的书籍多半已经佚失了。今天见到的《尚书》、

《诗经》、《春秋》等等，是经过辗转流传保存至今的少数珍贵著作。

从商代到春秋末年，正处于奴隶社会所谓“学在官府”的时期，文化教育由统治阶级中少数人所垄断，私人著书立说的情况基本上还没有发生。所以，当时的所谓书籍，实际上仅是政府的文告等档案资料的汇编而已。从录写材料来说，或甲骨，或青铜器，或石头、竹签、木片等等，也还没有固定。总言之，这是我国书籍的发生时期，在书籍发展史上属于初期阶段。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冶铁事业的发展，铁器工具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又因牛耕的普及、水利的发达和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手工业、商业也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这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就引起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大变革。这时候，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平民和奴隶主的矛盾日益尖锐，新兴地主阶级便利用奴隶暴动、平民斗争等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首先在三晋、齐鲁等国先后建立了地主政权，以后秦楚燕等诸侯国家也普遍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表现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各阶级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各自为本阶级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术地位而大造舆论，《墨子·天志上》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对图书发展事业一度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汉初，“广开献书”之路，许多门类的著作物又相继产生。直到东汉时期，基本上仍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社会的经济、文化继续有所发展，书籍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战国至两汉，竹木制的简策，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战国时代出现了帛书，在后汉又出现了纸书，但简策一直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这一个时期可以称为书籍发展史上的简策时期。

《墨子》一书常讲“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也讲“先王寄理于竹帛”。甲骨、金、石用以刻字，竹、帛用以书写，正是先秦以来实际情况的反映。古书上说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秦始皇规定每天批阅文书一石（一百二十斤，合今六十斤），都是简牍。我国历史上关于这类文书曾有几次大的发现：第一次是汉武帝末年鲁恭王破坏孔子旧宅，发现战国时代人用古文（所谓“蝌蚪文”）抄写的《尚书》、《■礼》、

《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每简二十字到二十五字，与当时通行的隶书（称今文）不同，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从而引起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第二次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 年）汲郡有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发战国魏襄王的坟墓，因而发现十几万根竹简，后经荀勗、束皙、和峤等整理，共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十六部古书。每简长二尺四寸，四十字，墨写，用素丝编连。此后清光绪末年英人斯坦因于新疆、甘肃一带所得汉魏简牍文书“流沙坠简”，1930 年在内蒙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得前汉中期到后汉初期

近万根木简，称之为“居延汉简”，皆是公文而非书籍。解放后，1952—53 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古墓中发见了几十根竹简，都是故国时楚国的遗物。1957 年在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又发见了一批，也是战国时楚国的遗物。1959 年在武威汉墓发见了五百零四根竹、木简，其中四百六十九根是前汉末年抄写的《仪礼》，计有《乡饮酒》、《丧服》等七篇，每简长二尺四寸。由此证明，古书讲先秦简长二尺四寸，用以写经典、法律和国史，一尺二寸用以写《孝经》等书，八寸写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籍是有一定依据的。秦汉以后，根据王国维的考证，简长有二尺、一尺五寸、一尺、五寸的区别。这些简，或用丝绳，或用皮革编连。《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为熟牛皮。孔子晚年反复读《易经》，把穿连竹简的牛皮磨断了三次，这个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古书的面貌和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

帛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直到汉代还应用。帛是一种丝织品，或称缣、素，价值较为昂贵。近几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过这种帛书（如《老子》、

《十大经》等）。

从三国到唐末，这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书籍的发展已进入第三阶段，是纸写本盛行的时代。《晋书》记陈寿《三国志》成，时人多爱抄录；左思撰《三都赋》，京师豪贵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就是纸写本盛行以后的一种反映。近年于新疆发现晋写本《三国志》、唐代卜天寿抄《论语郑注》、唐《西州营名籍》等，都是用的帘纹纸，这又提供了新的例证。

起初，纸书同帛书一样，是卷轴式。纸书逐步代替简策和帛书，到隋唐而达到极盛时期。它的生产方法是手写，虽说雕板印刷于唐代已发明，但尚未推广。《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籍有篇、卷之分，称篇者为简策，称卷者为帛书，纸写本继承了帛书的形式，所以这个时期亦可称为卷轴时期。

我国是首先发明纸的国家。据考古发现，早在西汉初年就发明了植物纤维纸，扩大生产则要到东汉蔡伦改进、推广以后。但东汉一代，甚至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少数贵族、文士尚有贵素贱纸的风气，南北朝以后纸书才普遍推广。

魏晋时期，由于书籍的发展，公私藏书极为丰富。隋文帝时政府向民间搜求异书，校写完毕，原书归还，并每卷赏绢一匹。政府召集全国字写得好的人抄录书籍，凡三万余卷。唐玄宗时特设修书院，专掌抄校书籍。又佛教自两汉传入，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达到极盛。按照佛教教义，传播佛经功德无量，所以自西晋以来，佛寺和教徒尽力抄写经书，广为流传，而雕板印刷之首先就是从印刷历书和佛经开始，这不是偶然的。

从五代至清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属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虽然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但在书籍发展史上却是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印刷术成为书籍生产的主要方法，并且有了辉煌的发展。书籍的形式已定型为册叶，并且经过发展而达到线装的形式。1900 年敦煌发现唐懿宗咸通九年（868

年）印的《金刚经》，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物。印刷术从我国传播到东方国家，已有更早的实物发现，一为 770 年左右的日本刻《陀罗尼经》，

一为 704—751 年间新罗刻的《陀罗尼经》。这都足以说明，我国雕板印刷的发明，可以上推到初唐。雕板印刷发明之初，主要印历书和佛经，到五代后唐时宰相冯道建议刻印儒家九经，而于后周时完成，从此各级政府官署都以刻印经史书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这对书籍的刊印出版事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印刷书籍的盛行，印刷术也不断改进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活字印刷术和套色印刷术的发明。北宋仁宗时毕昇发明泥活字，元王祯又创造木活字，使我国印刷事业又从雕板印刷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明代除木活字外，还使用铜活字和锡活字。另外，发明于元末而盛行于明中叶以后的套色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都为我国刻书事业的重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经过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历程，但我国书籍出版还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传统的手工业印刷术逐步为机械化印刷术所代替，册叶制度虽然还保持着，而书籍的形式已由线装变为平装和精装。这样，书籍印刷过程加快了，书籍形式又改变得更便于阅读和收藏，随着科学门类的日益增多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有所提高，出版书籍的品种和数量，都大大增加起来。当然，其中确有大量好书，但反映这段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腐朽性的糟粕之类出版物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