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宋战争

李继迁对宋战争,自公元 982 年至 1003 年,首尾 22 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公元 982 年(太平兴国七年)至 986 年,首尾 5 年。即自李继迁奔地斤泽到降附辽朝。这是李继迁对宋战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在军事上处于守势。

公元 982 年十一月,继迁利用地斤泽的有利地形,竖起反宋旗帜, 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对宋战争。由于这时的力量对比为宋强夏弱,因此, 往往被动挨打。如公元 984 年(雍熙元年),继迁遭到夏州知州尹宪和都巡检曹光实的偷袭,“斩首五百级,烧四百(《宋史·太宗本纪》作一千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继迁仅以身免”③。公元 986 年(雍熙二年)五月,李继迁与宋将王侁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县北),大败,损失士卒 5000,继而又遭遇到宋内客省使郭守文和夏州知事尹宪的合击,死的死、散的散,投降的投降,其兵力几乎丧失殆尽。为了重振旗鼓,积聚力量,继迁及时采取了两项对策:第一,联辽抗宋。继迁在对宋的斗争中连连失利,深感不借助外力,难以抗宋,他与其部下计议道:

“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力单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指契丹)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

公元 987 年(雍熙三年)二月,继迁派张浦为使臣,“持重币至契丹请附”。②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辽圣宗耶律隆绪犹豫不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建议道:

“河西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抗刘汉,致大军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③。

辽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为了进一步获得辽的支持,不久又亲自向辽请婚,辽“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③,并赠马 3000 匹。继迁与辽结盟联姻,对西夏与辽都有好处。对继迁来说,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慑力量。“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慑服, 输牲畜者日众”④。对辽来说,“既得继迁,诸夷皆从”⑤。

第二,秘密联合李继捧共同反宋。李继捧献地归宋后,虽然已被加官晋爵,但其归宋并非本意。宋太宗为了使其更好地效忠宋王朝,曾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授李继捧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名赵保忠,让他重返故地,以图继迁。继捧深感进退两难,于是派人暗中与李继迁相勾结。继迁为了达到与继捧联合反宋的目的,派人以投靠契

③ 《长编》卷 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西夏书事》卷 4。

② 同上。

③ 《辽史》卷 12,《圣宗本纪》。

③ 《辽史》卷 12,《圣宗本纪》。

④ 《西夏书事》卷 4。

⑤ 《辽史》卷 82,《耶律德威传》。

丹,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继捧附辽反宋,继捧心动,表示愿意投靠契丹。契丹授他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复本姓。李继捧附辽与继迁联手反宋,使继迁如虎添翼。在李继捧的秘密配合下,出兵攻占绥、银、庆、原(今甘肃镇原县)诸州,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虽然,这些被攻占的州县不久在宋军的强大反攻之下,得而复失,但却大大增强了李继迁的声势。

第二阶段:自公元 987 年(雍熙四年)至公元 991 年(淳化二年)

首尾 5 年。即自李继迁攻取夏州至降服于宋。这是继迁进行试探性进攻的阶段。

公元 987 年(雍熙四年)二月,李继迁乘宋辽交兵的大好时机,出

兵攻打夏州,知州安守忠率兵 3 万出战,继迁于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设伏以待,“大败守忠兵,追及城门而止”①。

公元 990 年(淳化元年)十月,李继迁又一次对夏州发起进攻,未能攻下,恰在这时,党项羌内部发生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潜相携■”②,即偷偷相约背离继迁。宋朝利用其内部不稳定,派重兵进行反击。继迁走投无路,请降于宋,宋授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

第三阶段,自公元 992 年(淳化三年),至 995 年(至道元年),

首尾 4 年。即自攻占银州至袭击清远军。这是继迁发动更大规模战争进行准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继迁虽然没有停止对宋朝的军事行动, 如公元 993 年(淳化四年)四月,继迁以李大信为蕃部指挥使,率军入

寇庆州。公元 995 年十二月引契丹兵攻府州,以及攻掠宋沿边诸州,但其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积粟练兵,为夺取宋朝西北的军事重镇

——灵州做好准备工作。

第四阶段,自公元 996 年(至道二年),至 1002 年(咸平五年),

首尾 7 年。即自继迁开始围攻灵州,至灵州失守。这是继迁竭尽全力攻占灵州的阶段。

灵州之战:灵州位于兴庆府的南面,在黄河与浦洛河交汇之处。其地形险要,“大河抢流,群山环拱”①,“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②。灵州为宋朝咽喉,“西北要冲”③,“西陲巨屏”④,其地域辽阔,宜农宜牧。“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 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⑤。灵州文化发达,人材辈出,“文臣武将, 产于该地者代有其人”⑥。争夺灵州对于西夏和宋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继迁来说,如能攻占灵州,那么,他就可以“西取秦界之群蕃,

① 《西夏书事》卷 4。

② 《西夏书事》,卷 5。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 3,《学校》。

② 《西夏书事》卷 7。

③ 《宋史》卷 266,《李至传》。

④ 《宋史》,卷 277,《刘综传》。

⑤ 《长编》卷 44,咸平二年六月戌午。

⑥ 《嘉靖宁夏新志》卷 3,《学校》。

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⑦。对宋朝来说,如能守住灵州,“则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蔽”⑧。如果灵州失守,“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鉴于灵州的战略意义极端重要,宋朝政府为了守住该地,早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主要准备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裴济为灵州知州兼都部署,让他在那里“谋缉八镇,兴屯田之利”①,积粟练兵,长期固守;自陕西关中等地运去大批粮食,如太宗命白守荣、马绍忠率领兵护送陕西刍粮,“分三番抵灵州”②;让大臣就灵州弃守的得失利弊展开辩论。史载:

“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弃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 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③。

但实际上大臣们发表的意见,并非只有上述三种。经过激烈的辩论,宋政府权衡利弊得失,最后决定“固守灵州”,推行“联蕃制夏”之策。即联合凉州吐蕃、甘州回鹘,以及贺兰山的大凉、小凉和秦陇以西诸戎④ 等等,要求他们配合宋政府讨伐继迁;增兵灵州。如公元 1001 年(咸平四年)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张凝为副都部署,率领步骑 6 万,增援灵州⑤。

正当赵宋君臣在灵州弃守问题上犹豫不决,和采取一些防御措施、行动迟缓之时,李继迁早已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发动了一系列的旨在夺取灵州的战斗。

李继迁夺取灵州的战争前后计有三次。

第一次在公元 996 年(太宗至道二年)。这一年的五月,李继迁率

领 1 万余人,进攻灵州。宋太宗为了守住灵州,“躬自谋度,未尝宁息”

①。他以李继隆为灵环十州都部署,并于同年九月,下令兵分五路,增援

灵州。命李继隆出兵环州,范廷召出兵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王超出兵夏州,丁罕出兵庆州,张守恩出兵麟州,但进军的结果,因“请将失期,士卒困乏,相继引还”②。

宋朝五路出兵救援虽然未能成功,但由于灵州守将窦神宝临危不乱,坚守有方,“间出兵击贼,卒全其城”③。说明继迁首次攻取灵州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⑦ 《长编》卷 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⑧ 《宋史》卷 205,《杨亿传》。

⑨ 《宋史》卷 277,《刘综传》。

① 《宋史》卷 308,《裴济传》。

② 《宋史》卷 277,《宋太初传》。

③ 《长编》卷 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④ 参阅《宋会要辑稿》第 195 册,《方域》21 之 16。《宋史》卷 6,《真宗本纪》。《长编》卷 53,咸平五年十二月己巳。《长编》卷 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未。

⑤ 《长编》卷 50,咸平四年闰 12 月甲午。

① 《长编》卷 40,至道二年 9 月己卯。

② 《宋史》卷 283,《夏竦传》。

③ 《长编》卷 39,至道二年五月辛丑。

第二次是公元 997 年(至道三年)。这一年的十月,李继迁再次进攻灵州,被合河都部署杨琼所击退。但这次战争仅见于《宋史·真宗本纪》,《宋史·杨琼传》、《宋史·夏国传》均不见于记载,可见其规模不大。

李继迁鉴于两次攻取灵州失利,于是决定暂时停止对灵州的进攻, 而将他的主力用于扫清灵州外围的战斗,即夺取清远军与怀远城。

李继迁于公元 1001 年(咸平四年)九月,攻占清远军,接着又于同年十月攻占怀远城。从而使灵州陷入孤立无援、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第三次灵州之战,发生于公元 1002 年(咸平五年)。这年三月,李继迁下令“大集蕃部”,包围灵州,并切断灵州粮道,灵州危在旦夕。知州裴济亲写血书,十万火急,派人请求朝廷派兵增援,但“大军讫不至,城遂陷”①。知州裴济以身殉职。

继迁攻占灵州后,鉴于该地地形险要,决定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

灵州之战之所以以夏胜宋败,原因之一,是宋军素质下降,缺乏破敌帅才。正如知代州柳开所指出:

“今兵革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悬殊, 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②。

说明灵州之战,宋方之所以失败,与士兵缺乏训练,以及朝廷缺乏运筹帏幄的谋臣和决胜千里之外的猛将,有着很大的关系。

原因之二,灵州地理位置对宋军固守极端不利。知制诰杨亿上疏在评价灵州地利时指出:

“(灵州)盖朔方之敌墟,匈奴之旧壤。僻介西鄙,邈绝诸华, 数百里之间,无有水草,烽火不相应,亭障不相望⋯⋯”③。

这种无险可守,在地理上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孤城,即使守将有三头六臂, 也是无法长期固守下去的。

原因之三,是缺乏厚偿存恤以激励将士。正如李继和在奏疏中所指出:

“灵州孤垒、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边之臣,内忧家属之窘匮,外忧奸邪之憎毁,忧家则思为不廉,忧身则思为退迹,思不廉则官局不治,思退迹则庶事无心,欲其奋不顾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尝未厚、恩未深也。尝厚则人无顾内之忧, 恩深则士有效死之志”①。

如果能厚偿存恤,本可以激励灵州官兵奋勇抵抗,众志成城。但灵州粮道断绝,士兵连吃饭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下,要想守住灵州,只能是一种幻想。

灵州之战对于宋夏双方大体上有如下作用与影响。

第一,灵州之战是李继迁由弱变强的转折点。“灵州初临于赵保吉,

① 《长编》卷 51,咸平五年三月。

② 《长编》卷 43,咸平元年十二月。

③ 《长编》卷 50,咸平四年十二月。

① 《宋史》卷 257,《李继和传》。

从此西夏遂成强敌”②。

第二,使一些党项羌人对宋怀有二心,时叛时服。“自灵武失守, 绥银割弃,中国所得役属者不过河外诸小羌,余皆心怀去就,叛服不常”

③。

第三,使宋沿边的一些熟户转向继迁。“今朔方陷没,所虑缘边蕃族中有从来二心者,因此转更扇惑熟户,改令向背,贼迁因而乘之,为患非浅”④。

第四,使宋退保环庆,设防关中。由于灵州失守,关中受到威胁, 宋政府只好“益兵备关中”⑤,并于永兴军设正副都总管来统帅关中军队。

第五,使贡路断绝。如回鹘向宋朝贡,“路出灵州,交易于市”, 但这条贡路却因继迁攻占灵州而中断。“自是数年,回鹘不复朝贡”⑥。关于李继迁对宋战争的性质,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

为“西夏的兴起有封建王朝内部地主阶级分裂割据的性质,也有民族起义和农牧民起义的性质。只承认前者必然要否定各族人民反民族压迫和反封建剥削的正义性。反之,过份强调后者,又将忽视少数民族地主阶级野心家制造分裂割据的罪恶”①;另一种意见认为“继迁的抗宋斗争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是一场正义的战争”②。

我认为李继迁所进行的对宋战争纯粹是一场具有封建王朝内部统治阶级分裂割据性质的战争,并无正义之可言。

首先,李继迁所处的时代是原始公社制直接向封建制迅速过渡的时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决不是什么为了反对赵宋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而进行的自卫战争,而是代表党项封建农牧主贵族的利益,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其具体目的有二:其一,为了“兴复故土”,“成霸王之业”。前者表现在向太宗上表:“乞取残破夏州,奉拓跋氏祭氏”③。后者表现在继迁攻占灵州之后,立即改州为府,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并以此为根据地,然后统一河西, 向东发展,同宋争霸。“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 成王霸之业”④,表明李继迁对宋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同宋、辽争霸天下。其斗争实质是宋夏两个统治集团为争夺河套及河西走廊地区剥削权益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区别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要看它是掠夺性的战争还是非掠夺性的战争。“凡是掠夺性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凡是反掠夺性的战争都是正义的”①。在李继迁对宋的长期斗争中,我们

② 《朔方道志》卷 2,《舆地志·总论》。

③ 《西夏书事》卷 7。

④ 《长编》卷 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⑤ 《宋史》卷 324,《石普传》。

⑥ 《宋史》卷 210,《段思恭传》。

①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 5 期。

② 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载《宁夏大学学报》1981 年第 4 期。

③ 《长编》卷 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

④ 《西夏书事》卷 7。

①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讲演提纲》,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 卷 9 期。

一方面看到了宋朝统治者血洗党项族帐的掠夺压迫情况。如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镇入蕃界,“焚帐族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余人, 毁刍粮八万,获牛、羊、器甲二万”②;但另方面,李继迁对宋同样奉行了一条“寇掠”的错误政策。“灵州及通远军皆言赵保吉攻围诸堡寨, 侵掠诸民,焚积聚”③。在近 20 年中,继迁掳去宋朝沿边人口、牛羊以万计。既然李继迁所进行的战争是一场掠夺性的战争,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性,而是一场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性质的斗争。

第三,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还要看其对社会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④。李继迁领导的对宋战争,不仅使宋沿边人民损失惨重,而且还直接损害了党项人民的利益,对党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馈饷劳扰,民不堪命”⑤,“蕃部被役者怨”⑥,“死亡创痍者相半”⑦,“银、夏州民衣食稍丰者并西徙。蕃落数年荐饥,道■相望,下多咨怨”⑧。这些,充分说明李继迁所领导的对宋战争,尽管对于恢复和巩固夏州地方政权,使党项族自立于民族之林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性质而言,则并不具有正义性,更谈不上是一场具有农牧民起义性质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