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得敬分裂夏国的原因及其与没藏氏、梁氏专权的异同

任得敬分裂夏国是西夏历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崇宗乾顺以来推行“尚文重法”以儒治国路线方针所招致的后果。“尚文重法”固然可以促使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党项族的文化水平，但随着西夏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人汉化的加深，党项贵族也就日益“以奢侈相高”，贪图安逸享受，逐渐失去昔日“俗习功利，尚忠勇”①， 能骑善射的武风，变成一个文弱的统治者，从而使夏国统治力量削弱， 给任得敬这样的汉人军阀拥兵分国以可乘之机。

从性质上看，任得敬分裂夏国，与没藏氏专权、梁氏专权，虽然同属外戚干政，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但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则有以下三点不同之处。其一，谅祚统治时期的没藏氏专政，与秉常统治时期的梁氏专权，是属于党项族内皇室集团与后族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以仁孝为代表的统治者，同“非我族类”②的以任得敬为代表的任家党之间的斗争，多少体现了党项贵族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番汉联合统治内部番汉之间的矛盾；其二， 无论没藏氏还是梁氏，均是利用“孤童幼弱”去窃取军政大权的。而任得敬分裂夏国是利用仁孝的忍辱退让，软弱可欺；其三，无论没藏氏和梁氏擅权，均有母后做靠山。而任得敬专权分国，太后任氏，不但未予支持庇护，相反，曾多次进行劝止。“得敬恃权，多行不法，太后屡戒不听，且以盛满为忧”③。并因为忧伤过度而卒。

总之，通过对任得敬分裂夏国事件的分析，不难看出仁孝时期虽然西夏社会经济文化十分昌盛繁荣，但此时的统治阶级已经从进取走向保守，军事力量开始变弱。党项贵族日益走向腐化堕落，在其繁荣昌盛的背后，隐藏着种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