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厘定法律与改革礼乐

仁孝在“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指引下，对于厘定西夏法律的工作十分重视。他组织专门官员参加修订，最后完成了一部比较系统和完备的法典，名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因该法典每页版口上方都有“律令”二字，故可简称为《开盛律令》。“改旧新定”，顾名思义是对旧有律令的重新修订。其所以要重新修订，该书前面的颁律表讲的很清楚， 因为旧律有“不明疑碍”处，为了使律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有针对性，条文更加明晰，便于贯彻执行，故需要重新加以修订。

参加修订该法典的官员，据颁律表可知总共有 19 人。其主持者为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参加者有中书、枢密院宰辅要员及中兴府、殿前司、閤门司等重要官员，可谓实力雄厚，阵营强大，表明西夏统治者对改旧新定律令工作的高度关注。

《天盛律令》是我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现存律令全文约 20 余万言，共 20 卷，1264 面，其中基本完整的有 9 卷，残失一

部份的有 10 卷，第 16 卷全部散失。其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该法典不仅参考了唐、宋中原王朝的法典，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如“十恶”、“八议”、“五刑”，等等； 而且结合本国的国情、民情和军情，在诸如行政法、经济法、军事法等很多方面，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该法典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切合实际，使之在某些方面（如畜牧业、军制、民俗，等等）更具有本民族的特点①。

与此同时，审理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审讯办法也日益完备。仁孝时期的党项学者骨勒茂才所著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云：

“莫违条法，案检判凭，依法行遣，不敢不听，恤治民庶。人有高下，君子有礼，小人失道，失其道故。朝夕趋利，与人斗争。不敬尊长，恶言伤人，恃强凌弱，伤害他人。诸司告状，大人嗔怒， 指挥扃（jiōng 窘）分，接状只关，都案判凭，司吏行遣，医人看验，踪迹见有。知证分白，追干连人，不说实话，事务参差，枷在狱里， 出与头子。令追知证，立便到来，子细取问，与告者同。不肯招承， 凌持打拷，大人指挥。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身， 不敢毁伤也，如此拷打，心不思惟，可谓孝乎？彼人分析，我乃愚人，不晓世事，心下思惟。我闻此言，罪在我身，谋知情人，此后不为。伏罪入状，立便断止”。

这段长篇累牍的说教表明：（一）西夏确有比较完整的诉讼和审讯办法。我们从这看到了自案件发生，被害人告状，都案派人检验现场，拘捕犯人和传知情人作证，直到审问明白、犯者伏罪，然后根据情节轻重判罪等整个审理案件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宋朝相比，也大体雷同；（二）西夏刑法惩治镇压的对象，也同宋朝一样，是那些“与人斗争”，“不敬尊长”，所谓犯上作乱的失道“小人”。至于那些所谓秉礼“君子”， 刑法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适用。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官样文章，也不见于字里行间；（三）西夏统治者一面大力宣传儒家的说

① 参阅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注说明》，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 5 册。

教，向老百姓灌输忠孝等封建思想，要老百姓安分守己。一面严刑峻法， 使两者紧密结合，从而充分发挥了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两手——牧师与刽子手的职能。即用法律镇压老百姓的反抗，用儒家说教安慰被压迫者的灵魂。

仁孝在组织人力撰修西夏法典的同时，还对西夏的礼乐进行改革。公元 1145 年（夏人庆二年）仁孝令乐官李元儒按照汉族乐书，参照西夏

制度，对西夏乐书进行重修。至公元 1148 年（夏人庆五年）五月修成， 赐名“新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