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音乐

党项羌人喜爱音乐，但他们使用的乐器比较简单，在很长一段时期

② 《西夏书事》卷 5。

①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②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③ 转引自史金波著：《西夏文化》第 139 页，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他们仅有琵琶、萧笛等，而以击缶为节。在使用这些乐器时，他们最长于吹笛。他们所吹的笛叫羌笛，其音调悠扬婉转，久负盛名。唐宋之际，我国汉族诗人非常欣赏，经常在诗词中提到它。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乐府《出塞》有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宋仁宗时，身任边防司令官的范仲淹所写的《渔家傲》，有“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些，说明扣人心弦的羌笛有着深远影响。

西夏音乐源远流长，它深受汉族音乐的影响。早在唐朝晚期，僖宗曾赐给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全套鼓吹，共有三驾，大驾用 1530 人，法驾 781 人，小驾 816 人，“俱以金钲（zhēng 征）、节鼓、（gāng 刚）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篥（觱音必 bì）、桃皮、笳、笛为器”①。这里的“大驾”，“法驾”，本是封建帝王享用的“乘舆”之制，作为夏州节度使也享用此制，而且乐队人数达到 3000 人以上，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反映了党项族此时已经接受中原汉族音乐的影响，党项统治者从此有了自己的人数较多乐器较全的乐队。在唐朝音乐的影响下，党项族音乐历经五代至宋，相隔 100 多年。“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②。李德明统治期间，随着党项人的汉化，在礼仪、官制、音乐方面，继续保持向中原王朝学习的劲头。“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③。元昊建国之后，从西夏的实际出发，第一次对西夏音乐进行改革。元昊认为中原王朝的那套‘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的比较繁复的音乐，已不适用于充满战斗精神的党项民族。他说：

“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④。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下令“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令于国中有不遵者，族”⑤。

西夏音乐经过元昊更张之后，早已不是唐末的遗音。但任何文化都是一定观念形态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必须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音乐当然也不能例外。随着西夏封建经济的发展，党项族汉化的加深，西夏音乐到仁宗仁孝期间，再一次发生了变革。公元 1148 年（人庆五年）仁孝命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汉族乐书，参照本国制度，修定乐律，“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①。李元儒等也因此升官。经过这次改革， 西夏音乐由于吸收了较多的汉族音乐的养料，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丰富了。

西夏音乐不仅深受汉族的影响，而且不少汉化较深的党项羌人，还能直接唱汉族歌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沈括，任职鄜延时，曾作过几十首“凯歌”，令他的士兵歌唱，其中一曲云：

“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

① 《西夏书事》卷 12。

② 《西夏书事》卷 12。

③ 同上。

④ 《西夏书事》卷 12。

⑤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 36。

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②。

这里的羌人，指宋夏沿边的党项羌等少数民族。不仅宋夏沿边的党项羌人能唱汉族歌曲，而且在西夏境内的党项羌人，也大都能唱汉族歌曲。尤其是对北宋中期的著名文学家柳永所作的词，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爱唱。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③。说明汉族诗词和歌曲在西夏流传甚广。

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音乐，还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蕃汉乐人院》属“末等司”④。该机构的设立，表明在西夏存在着两种音乐， 即蕃乐与汉乐并存。自立国后，经过 100 多年发展的西夏音乐，其乐器种类很多，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的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萧、笠、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等。表明蕃汉乐人所用乐器，已经相当齐全了。

由于西夏音乐，吸收汉、吐蕃、回鹘等众多民族音乐之长，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深得汉族人民，尤其是统治者的喜爱。公元 1083

年（元丰六年），宋神宗召见宋夏边境投降的蕃乐人 42 人，“奏乐于崇政殿”①。表明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西夏音乐，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反过来给予宋朝以影响。

西夏音乐不仅影响四周邻国，而且对元代音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蒙古灭夏后，西夏音乐，经过高智耀的推荐，为元朝所采用。元朝统治者在其政府机构中设有昭和署（后改名为乐府署）管理河西（即西夏）乐人，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西夏音乐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