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夏的历史地位

西夏在我国古史中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种观点持否定态度。如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云：

“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

马氏不仅从经济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历史地位，而且全盘否定了中唐以

③ 《长编》卷 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 7；李梦阳：《夏城漫兴》。

②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研究》第 2 辑。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22，《古雍州案语》。

后所有统治过河西地区的一切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这种带有严重民族偏见的评价，显然是不正确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评价西夏的历史地位、程度不同地肯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如王忠先生认为：

“西夏的兴起并不完全是消极和反动的历史逆流。在祖国各族人民互相融合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党项族作为一个历史的力量是有贡献的”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史学家对西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都主张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肯定。

第一，西夏所进行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文教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夏自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展，至景宗元昊时领有 22 州，方圆约 2 万余里。至仁

宗仁孝时至少实际领有 32 州，方圆超过 2 万余里。（详前）

西夏之所以能逐步统一西北大部地区并非偶然，而是“番汉杂处” 的西北各族经过近 200 年的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自唐末开始，一直到明初，为我国第三次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世居西土“恩信孚部落”的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利用党项羌的力量，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一带经济文化发展接近内地的基础之上，逐步消灭异己而最后完成的。

西夏的局部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元王朝的空前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历史的实践表明，没有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及其局部统一，就不可能有宋初的统一；同样，没有辽、宋、西夏、金的局部统一，及其又冲突又融合，以及漠北草原上的强大的蒙古部落，异军突起，去打破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割据均势，也就不可能有元朝的空前大统一。

第二，西夏的立国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突出表现在西夏农业的发展上。西夏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兴州、灵州、凉州、肃州等地，其次为横山、天都山和马衔山一带。

西夏农业的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采用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知识。其农业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农民所用生产工具并无二致；牛耕的普遍使用。其牛耕用二人抬杠，一人扶犁进行操作。与内地汉民完全一样；水利灌溉发达。西夏统治者，除了注意修复旧渠之外，还修了一些新渠，如“昊王渠”等；开垦荒地。西夏开垦荒地，见于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毗邻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办法，去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侵耕之地计有宋河东路麟州（今

③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 3 期。

陕西省神木县北）屈野河及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一带。侵耕的结果，激化了宋夏矛盾；生产了大量粮食。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①，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采用汉人先进生产技术，因此，西夏生产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食用部分外，被储存于公私粮窖之中。西夏粮窖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见于记载，此后，随着农业的发展，这种粮窖越来越多。粮窖的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

西夏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首先，西夏农业的发展，使党项族从内迁前的逐水草而居，“不知稼穑”②，到建国前的逐步农耕化，以及建国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这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由于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从而增强了西夏的国力，使西夏有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西夏与辽、宋、金之所以能够长期鼎立，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农业的发展，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通过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北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丰富了边疆、内地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宋夏边界的安宁。

宋夏的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计有定期朝贡，在宋夏沿边之处设立固定的贸易机构——榷场，以及次一级的商场——“和市”，此外，还有“窃市”，即宋夏沿边军民的私下交易。

宋夏文化交流，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指《书经》、

《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宋历和时服，等等。自西夏输入宋的属于物质文明的计有神臂弓、夏人剑，等等。

宋夏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宋夏双方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用之一，**给宋夏两国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对于比较落后的西夏来说，作用更大。正如范仲淹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所指出：

“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①。**作用之二，**是对于互通边情，维护宋夏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宋通过沿边互市，以缯锦换取蕃部马，可以“利戎落而通边情”，反之，如果取消互市，就会引起边境蕃部“猜阻不安”，很难维持边境安宁。

**作用之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丰富了宋夏人民的生活。正如宋臣苏辙指出：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①

表明西夏人通过至宋首都及宋夏沿边和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获益良多。西夏人民获利如此，宋朝内地尤其是沿边人民得此经济交流好处，

①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② 《隋书》卷 83，《党项传》。

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 9。

① 苏辙：《栾城集》卷 39，《论西夏事状》。

概可想见。

**其历史作用之四，**是西夏文教昌盛，不仅为西夏自身培养了大批文武人材，而且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有用人才。西夏在文教方面富有成效的努力，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立国之前，主要通过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以及吸收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去建立其统治机构。如李继迁时既引“张浦为谋主”，又“纳灵州叛人郑美”②，授以指挥之职。立国之后，元昊除继续采用上述办法外，还开始设立蕃学与汉学，即通过兴办学校去培养人才。乾顺时通过同时兴办蕃学、国学，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仁孝时，除了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兴办学校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由于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就创建学校，振兴文教，尤其是经过乾顺、仁孝时期对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至西夏末期，人才辈出，不仅自身不乏人才，而且为元初蒙古统治者储备了不少人才。

西夏灭亡后，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西夏人，活跃在元代的历史舞台上，充当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这样的西夏人到底有多少？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见于记载的约有 370 余人③，说明西夏人才之盛。西夏知识分子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对于蒙古人的汉化，以及

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和促进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正如陈登原先生所指出：“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①。

② 《西夏书事》卷 6。

③ 参阅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

①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 2 册，第 407 页《西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