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夏的历史特点

西夏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所谓“蕃汉联合统治”，指的是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联合吐蕃上层，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着各族广大劳动人民。这种联合统治充分暴露了西夏国家的阶级压迫实质。

西夏的联合统治，并非自立国开始，而是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初见端倪。公元 982 年（宋雍熙三年）二月，李继迁袭踞银

州（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北 80 里），在“蕃族附者日众”的情况下，为了团结蕃部首领共同抗宋，于是“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①其联合统治的机构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官职，由 11 人组成，其中汉姓 3 人，党项羌姓 4 人，鲜卑拓跋姓 2 人。这种蕃汉联合统治的特点是以蕃为主，以汉为辅，以及实授与预署并行，但以实授为主。

李德明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其统治机构所设之官，

① 《西夏纪》卷 8。

① 《西夏书事》卷 4。

除了继续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之外，还新设有行军左司马、右司马指挥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等等②。总人数仍为 11 人，但以汉为主（其中汉姓 8 人，蕃姓 3 人）；取消预署，均为实授。

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发展到景宗元昊之时已初具规模。从其所设官制的情况看，大致有如下特点：（一）模仿宋朝官制（如中央机构仿宋设二十四司）、参照吐蕃官制（如设监军司等）结合本国国情设立官职；

（二）采用一套官职，两种官称；（三）中央机构中元昊任命 12 人，仍以汉人为主（汉占其七，蕃占其五）；（四）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均为党项人。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把军队当做他们的命根子。

景宗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就基本特征和性质而言，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就其官制的发展看，同元昊时期相比，则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毅宗谅祚时新增了各部尚书、侍郎⋯⋯等官，蕃号官称也增加了诸如昂摄，昂星⋯⋯等新的内容，乾顺亲政后，仅用汉官官称，不用蕃号官称①，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即上品、中品、下品、末品、和不入品等，表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机构，经过多次补充，至此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并非偶然，而是由下列两种因素所造成。第一，在西夏统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鞑靼、吐谷浑等族。这些族的统治者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镇压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由其政治代表参加）参与政治，加入到蕃汉联合统治的各级政府中去，共同行使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权。

第二，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鲜卑拓跋氏，无论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平都不如汉族地主阶级，加上立国前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人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维持并巩固其统治，仅仅让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族上层参与政权是不够的，而必须让汉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到各级政府中去，这就决定了西夏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蕃汉联合统治。

西夏历史特点之二，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②，其比较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州郡为 22 州。这个疆域虽然只有北宋的 1/2 强，但却是辽的 2 倍①。（辽为万余里）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22 州大体上有三种经济状况。第一种为蕃汉集中居住的据点，如西夏都城、州、县治所及其附近地区，为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如凉州无论畜牧业和农业都很发达，居住在那里的吐蕃部落，

② 《西夏书事》卷 8。

① 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 年《西北史地》第 2 期。

②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① 参阅《宋史·食货志》和《辽史·地理志》有关宋、辽疆域的记载。

“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②。至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屏障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不仅农业发达，其文化水准也很高。“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③。

第二种是靠近宋夏边界的蕃汉杂居的农牧地带。如西夏东面的横山，“多马宜稼⋯⋯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④。此外，西夏的天都山、马衔山一带，也属于这类地区。

第三种是一些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或者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区。如西夏河套的地斤泽、兴庆府西面的腾格里以及同蒙古接壤的广大北部地带，均属于这类地区。这类地区的居民主要靠从事游牧业和狩猎业维持生活，是西夏最落后的地区。

西夏经济除了呈现着发展不平衡性外，对外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夏州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在经济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如周世宗显德元年（954 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入朝， “彝殷恶其职与己埒，以兵塞路，不许通诏使”。世宗拟停止对夏州的贸易，并遣使持诏切责，“彝殷惶恐，撤兵谢罪”①。彝殷屈服于周世宗经济制裁的压力，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存在着怎样严重的依赖性。

西夏立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兴盛，这种依赖性多少有所减轻。宋司马光在评价西夏经济上依赖宋朝时指出：

“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与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②。

由于西夏同宋贸易获得好处，从而使其对宋的经济依赖性明显减轻，又由于经济上“资用饶足”，“公私无乏”，因而在政治上变成为“似恭似慢”，不卑不亢了。

建国后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虽然一度有所减弱，但由于西夏经济比较脆弱，水平不高，加上受到战争影响，因此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将会长期存在。并突出表现在对宋朝“岁赐”与“和市”之上。史载：

“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理”，两相对照，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

② 《长编》卷 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 《西夏书事》卷 7。

④ 《宋史》卷 335，《种谔传》。

① 《西夏书事》卷 2。

②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 50，《论西夏札子》。

③ 苏辙：《栾城集》卷 39，《论西夏事状》。

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②，从而获得必要的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云：

“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屈服”，固然原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西夏自 1038 年元昊建国至 1227 年末主■灭亡，首尾 190 年。在这

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后果也最大。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 91 年（1038— 1128 年），双方和平共处仅 26 年，其余 75 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

这漫长的时间里，总计战争 15 次。其中比较著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斗争。

长达 75 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中间呈间歇状态；其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 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又发生了长达 13 年（1210 年 8 月—1223 年 7 月）之久的战争。在 13 年

里，双方大小战争约 25 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为 4 次，平均每年 2 次。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

的战争。蒙夏战争首尾 23 年（1205 年 3 月—1227 年 7 月）先后爆发了 8 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 5 次兵戎相见（元昊时 2 次，谅祚时 3

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后 3 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惨遭屠戮，流离失所。史载：

“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

① 《金史》卷 50，《食货志》。

② 《西夏书事》卷 38。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22，《古雍州案语》。

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于宋朝人民，受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亡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由强变弱，最后因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三战三胜，然“人畜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如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其次来源于吐蕃；军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

① 《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 38，《横山疏》。

② 《金史》卷 134，《西夏传》。

③ 《西夏书事》卷 41。

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 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 5 期。

②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KHK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

1986 年第 4 期。

红结绶”③，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同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之

上。一些著名的回鹘僧人在元昊、秉常时期，先后负责主持佛经的大规模的翻译，对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统治者早在李继迁时，就注意吸收儒学有识之士为己用，至元昊时，除了注意搜罗儒学有识之士加以重用外，还将一些儒学著作翻译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东西。西夏儒学经过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及崇宗乾顺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已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顺、仁孝时大力振兴学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学校（包括小学、太学、内学，等等），同时注重发展科举制度。通过兴学，发展科举，遵孔读经，不仅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辽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佛教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广修寺庙和佛事活动的频繁之上。

西夏佛寺极为普遍，“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①。这是对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广建寺庙的生动写照。至于西夏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到处都有。有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有的则属新建。在众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兴州的戒台寺、高台寺、承天寺、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庙外，还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据有关专家统计，西夏在占领瓜、沙后，对莫高、榆林两地石窟，大约重修和改建了 70 余座。这些石窟为西夏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圣地，对于宏扬佛法，宣传佛教的唯心主义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佛教，从事各种佛事活动者与日俱增。正如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记载：

“亲戚大小，性气不同，或做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神地 p 祇，璎珞数珠⋯⋯供养烧香⋯⋯入定诵咒，行道求修”②。

这是对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看到了西夏百姓从事各项佛教活动的盛况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