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夏胜宋败的原因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论国力，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西夏为小国寡民；论兵力，宋仁宗时有军队 125 万，而西夏仅有 50 余万。无论从版图、人力、物力及军队数量看，宋朝都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战争的结果， 却是夏胜宋败，其原因是什么呢？

元昊在发动这场战争时，西夏刚刚建国，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 统治者充满着革新和务实精神。他们立官制、定军制，扩大军队来源， 健全军事指挥机构，并集军权于中央，从而较好地发挥了自上而下的指挥功能，军队数量虽然不如宋朝，但军队的质量和指挥方面却占有明显

④ 《长编》卷 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① 《文献通考》卷 15，《兵考》。

② 《宋史》卷 295，《孙甫传》。

① 《长编》卷 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的优势。

宋朝与此相反。“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②，举国上下，“人情玩习而多务因循”③，“天下空虚，全无武备⋯⋯体弱势危，可忧可惧”④ 。仅从军事的角度看，宋朝军队的数量虽多，但质量不如西夏。宋臣丁度对比宋夏军队的质量时指出：

“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

①。

这种三不如的结论，尽管很不全面，但仍不失为平允和中肯的。

战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是西夏赢得这场战争的有力保证。元昊战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彻底摧毁河西地区的割据势力，以便全力同宋对垒。公元 1034 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二年）元昊出兵击败回鹘，彻底完成河西统一，这对于进一步同宋决一雌雄，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②。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割据于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的吐蕃唃厮罗“制其后”，出兵攻打兰州诸羌，向南攻占马衔山等地，筑城留兵镇守，以便“（断）绝吐蕃与中国相通之路”③。

于宋夏沿边山险之地，大修堡寨，“欲以收集老幼，并驱壮健，为入寇之谋”④。

派遣使者深入宋地，名义上到山西五台山供佛，实际是“欲窥河东道路”⑤，即打探由宋河东入侵的路线。

为了孤立宋朝，争取宋境内的党项羌背宋，里应外合，“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导”⑥。说明元昊的暗中策反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成功。

及时召开党项部落酋长会议，讨论入寇宋朝方略，同他们歃血盟誓， “（相）约先攻鄜延，欲自德靖、塞门寨、赤城路三道并入”①。对于那些反对者严惩不贷，“诸酋有谏者辄杀之”②。

总之，元昊战前所做的充分准备工作，同宋朝处于“我无边备”③的被动挨打状况，成了鲜明的对照。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宋方的种种失误是西夏获得胜利的根本

② 《长编》卷 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③ 《长编》卷 123，宝元二年三月壬寅。

④ 《长编》卷 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① 《长编》卷 127，康定元年六月。

② 《西夏书事》卷 12。

③ 《长编》卷 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

④ 《长编》卷 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⑤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⑥ 《宋史》卷 314，《范仲淹传》。

① 同注③。

② 《西夏书事》卷 12。

③ 《长编》卷 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原因。

西夏方面作为指导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元昊，自幼熟读兵书，心娴韬略，年轻时即带兵打仗，长期的战争锻炼使他成为西夏历史上最杰出的指挥者。他结合西夏国情摸索出一套克敌制胜的用兵之法。宋人将它概括为“包藏变谲，图全择利”④，“先谋而后战，啬财用，爱惜人命”

⑤，他的这一套，为此后的西夏统兵者所遵循。“大抵夏人用兵，皆本元

昊之法”⑥。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首先表现在同宋对垒的战略方针之上。欧阳修云：

“（元昊）假僭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待，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 调■不胜而盗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自初僭叛，媪书已上，逾年不出，一出则其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不杀，此其凶谋所畜， 皆非仓卒者也”①。

可见，元昊对宋战争确有一套灵活的多变和比较完整的方略。

其次，突出表现在对陕西三次战役的正确指导之上。元昊是怎样正确地指导这些战争呢？根据宋人的记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为时出偏师，先发制人。元昊根据当时宋朝西北边防线自东至西长达 2000 余里的特点，时出偏师以困扰之，使宋朝分兵处处设防， 防不胜防。司马光把元昊的这种战术叫做“先发制人之术”。并认定这种战术是从周世宗那里学来的。元昊之所以常常获胜，就是因为运用该战术使宋由逸变劳，西夏则化劳为逸，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贼常得志”②。

其二，为主动有次，先易后难。正如集贤校理余靖所指出： “臣观贼昊虽曰小羌，其实黠虏。其所举动，咸有次序。必先

剪我枝附，坏我藩篱，先攻易取之地，以成常胜之势⋯⋯此乃贼知先后之计也”③。

试举例以证之。如金明寨离西夏最近，其守将李士彬骄傲轻敌，故用诈降之计，里应外合以取之。接着，见丰州（今内蒙古河套东部）形势孤立，援兵难集，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出兵攻取。后来又发觉泾原路将帅庸懦无能，于是率大军深入宋地，接连获胜。

其三，为择有利地形以深入，据胜地以诱宋师。在择有利地形方面，

④ 同上。

⑤ 赵汝愚：《诸臣奏议》卷 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⑥ 《诸臣奏议》卷 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① 《长编》卷 129，康定元年十二月。

② 《长编》卷 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③ 《长编》卷 138，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巳。

如元昊三次亲率大军深入宋地，一不从秦凤路，二不从环庆路，三不从鄜延路，唯独选择泾原路，就是因为该路地势平坦，“略无险阻”①，有利于西夏骑兵的进攻，且地当要冲，一经突入，势难阻挡。

在择胜地设伏以诱宋军方面，元昊所指导的陕西三次战争，都是因为运用了该战术而取胜的。正如宋臣王尧臣所指出：

“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致我师，将佐不能守险击归，而多倍道趋利，方其疲顿，乃与生兵合战，贼始纵铁鹞子冲突，继以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遂致掩覆。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②。

这段平允而中肯的分析，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其四，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宋军。就宋朝在陕西布防所投入的兵力，及西夏入侵宋朝的军队看，宋最多时为 40 万，西夏为 10 万。也就是说宋军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但就每次战役宋夏双方集中的兵力看，西夏在数量上又往往占了绝对的优势。如好水川之战，西夏并兵一路而来，集中了 10 万军队，而宋由于战线太长，处处设防，兵力分

散，总共集中不到 2 万人。三川口之战和定川寨之战，西夏军队同样占了压倒的优势，在“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③，众寡悬殊，强弱势异的情况下，加上宋军骄傲轻敌和将领的贪功冒进，宋军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为及时刺探情报，作为指导对宋战争的依据。元昊早就重视对宋朝各种情报的搜集，尤其注重派遣间谍刺探宋朝军情。正如宋臣田况所指出：

“自古用兵，未有不用间谍而能破敌者也。昊贼所有谍者，皆厚其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①

间谍所得情报对于元昊制定对宋战争正确的战略战术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西夏的情况相反，宋朝指导战争的失误和弊病较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为命将非人。从指导三次战争的最高司令官看，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等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以儒臣委西路，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②。其中尤其是范雍、夏竦很不称职。史载：

“范雍在延州，屡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④。

范雍的贪功生事，为元昊的入侵宋朝找到了藉口，可谓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继范雍之后的夏竦，除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好色和享乐。正如台谏交章抨击时指出：

“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

① 《宋史》卷 292，《王尧臣传》。

② 《长编》卷 132，庆历元年七月癸丑。

③ 《长编》卷 132，庆历元年五月乙亥。

① 《长编》卷 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②

④ 《长编》卷 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已。

常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军变”③

真可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从具体负责指挥冲锋陷阵的将校看，他们虽然出身戎武，但同样是一些庸碌无能“暗懦险贪”① 之辈。如参加三川口之战的宋将刘平“勇而无谋”②；负责好水川之战的大将任福“论其才力，只一卒之用”③；具体指挥定川寨之战的宋将葛怀敏，更具“以善承迎得虚誉”④，“猾懦不知兵”⑤。由于参与作战的宋方将领大多“空疏阘茸”之徒，“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⑥。

其二，为兵不习将，将不知兵。正如宋臣韩琦所指出： “（陕西）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

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恤”⑦。

以未经“训练服习”之众，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其屡战屡败，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为兵分势弱，互不应援。由于陕西边防战线太长，需要扼守要冲的地方很多，因而兵分势弱，被动挨打。韩琦、范仲淹在论述这一弊病导致战争失败时指出：

“窃计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人果犯何路，其备常如寇至。彼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或忽而点集，并攻一路，故其众动号十余万。以我分守之兵拒彼专举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①

他们的精辟分析，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即使已经集中的军队，大敌当前，其领兵将领也往往互不为援，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军政的腐朽。

其四，为不察彼己，如坠云雾。在宋夏的间谍战中，宋方间谍由于无厚赏，所得情报多不真实。因此，指挥作战的将领对西夏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耳目闭塞，几乎成了盲人瞎马，如坠云雾之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宋军之所以贪功冒进，其原因固然颇多，但与领兵主将对元昊设伏以待的情况一无所知，不无关系。

以上仅就宋夏双方指导战争的得失利弊去分析夏胜宋败的原因。如果我们再从每一次战役去做更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就能找出更为具体的原因。如定川寨之战，从宋朝指挥方面去看至少有如下失误：

“定川之败，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离开远堡北，不入镇戎军，由西南直移养马城，二失也。自养马城越长

③ 《长编》卷 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巳。

① 《长编》卷 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戊申。

② 《长编》卷 133，庆历元年八月戊午。

③ 《长编》卷 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戊。

④ 《长编》卷 138，庆历二年十一月丁酉。

⑤ 《长编》卷 131，庆历元年二月癸卯。

⑥ 《长编》卷 163，庆历八年二月甲寅。

⑦ 韩琦：《安阳集》甲集，《家传》卷 2。

① 《长编》卷 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失也”②。

四失之所以产生，固然与统兵将领葛怀敏“贪功冒进”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暗于知兵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