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发展的概况

尽管西夏老百姓的食粮不丰，但由于西夏人民在近 2 个世纪中，经过艰苦卓绝的生产斗争，以及西夏统治者对农业的惨淡经营，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将其农业发展的简要概况，分述如下：

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

其生产工具，据《文海》记载，计有犁、耙、锹、耧、镰刀等。据

《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则有犁、铧、耙、镰、锹、镬、杴（音谦）、子耧，等等。这些农具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朝境内的汉族农民所用的生产工具基本一致。说明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宋朝差不多。正如宋臣庞籍所指出：“（西夏）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①。

牛耕的普遍使用及牛品种的改良

如《蕃汉合时掌中珠》明确记载了牛耕；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有二牛抬杠，一人扶犁进行耕田的“牛耕图”；贺兰山下的西夏皇陵已发掘的 101 号陪葬墓内有鎏金铜牛。这些，说明西夏人已普遍使用牛耕，其二牛抬杠，一人扶犁的耕作方法，与内地汉民完全相同。

在培养改良新的耕牛品种方面，如凉州居民，到附近山上捕捉野牛，加以驯服，然后让该公牛“和一般的母牛交配”。这种经过杂交培养出来的新品种，“比任何其他品种的牛都更耐劳，⋯⋯比普通的牛驮载较重的东西，工作效力提高二倍以上”②。说明新品种牛的素质，同原来的牛相比提高了许多。

发展水利灌溉，建立比较广泛的水利网

西夏统治者在发展水利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对过去保存下来的古渠进行了疏浚和修复。西夏古渠主要分布在兴州和灵州。其中最有名的古渠是兴州的汉源渠和唐徕渠。汉源渠长 320 里，唐

徕渠 250 里，有几十条支渠与之相连，“皆支引黄河”③，“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计田九万余顷”。④在灵州则有秦家、汉伯、艾山、七级、特进等古渠，与兴州的汉源、唐徕相连，也有支渠数十，构成了兴、灵二州的水利灌溉网。在甘州、凉州一带，则利用祁连山雪水，疏浚河渠，引水灌田，“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①，所谓诸河指的是居延、鲜卑、沙河及黑水，等等。而在这些河流之中，又以甘州境内的黑水最为著名。西夏仁宗仁孝曾于此河之上建桥，并立有“黑水河桥敕碑”②。该河灌溉着甘州一带的良田，使其旱涝保收。此外，在西夏所辖的横山境内，山岳绵亘，河流错综，其著名的河流有无定河、大理河、吐延水、白马川等，灌溉着沿河一些州县的农田。“绥银以大理、无定河为灌溉”③。

① 《长编》卷 135，庆历二年二月辛已。

②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 57 章，《凉州王国》。

③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④ 《元文集》卷 50，《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

①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② 参阅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1 期

③ 《西夏书事》卷 9。

在修复古渠的同时，还开凿了新渠。相传在今宁夏青铜峡至平罗一带，修筑了一条著名的新渠——“昊王渠”，也叫“李王渠”。

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西夏还曾出现过专门修渠筑堤的技术熟练的“水工”。如元顺帝至正年间，欧阳玄作《至正河防记》云：

“两岸（东西）埽（有岸、水、龙尾、栏头、马头等埽）堤（有剌水、截河、护岸、缕水、石船等堤）并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灵武；作东埽者汉人水工，征自京畿”④。

这条材料虽然距离西夏修渠灌溉的时间较长，但它间接地反映了早在西夏统治期间，灵武一带确实存在着修筑渠堤的具有专门技术的“水工”。西夏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理好水利灌溉事业，还专门制定了有关水

利灌溉的规章制度。如仁宗仁孝年间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具体规定了水渠的组织管理及水的使用办法。其管理水渠的基层组织管理者有渠头、渠主、渠水巡检、伕事小监，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负责巡视监察和修理水渠。律令规定：

“诸沿渠干察水渠头、渠主、渠水巡检、伕事小监等，於所属地界当沿线巡行，检视渠口等，当小心为之。渠口垫版、闸口等有不牢而需修治处，当依次由局分立即修治坚固。若粗心大意而不细察，有不牢而不告于局分，不为修治之事而渠破水断时，所损失官私家主房舍、地苗、粮食、寺庙、场路等及佣草、笨工等一并计价，罪依所定判断。”①

可谓任务明确，责任重大，不可丝毫麻痹大意，玩忽职守，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其二，负责管理放水灌田。其具体律令规定： “唐徕、汉延及诸大渠等上，渠水巡检、渠主诸人等不时于家

主无理相□、决水，损坏垫版，有官私所属地苗、家主房舍等进水损坏者，诸人告举时，其决者之罪及得举赏、偿修属者畜物法等，与蓄意放火罪之举赏、偿畜物法相同。”

“宰相及他有位富贵人等若殴打渠头，令其畏势力而不依次放水，渠断破时，所损失畜物、财产、地苗、佣草之数，量其价，与渠头渎职不好好监察，致渠口破水断，依钱数承罪法相同。⋯⋯（诸人）若行贿徇情，不告管事处，则当比无理放水者之罪减二等。又诸人予渠头贿赂，未轮至而索水，至渠断时，主罪由渠头承之，未轮至而索水者以从犯法判断。渠头或睡，或远行不在，然后诸人放水断破者，是日期内则主罪由放水者承之，渠头以从犯法判断。若逾日，则主罪当由渠头承之。”①

这些规定表明，西夏政府要求管理放水者及放水之人，必须遵守下列原则：即不得无理决口放水；严格按照排定的放水次序进行；定时放水，不得逾期；水法面前人人平等。如规定放水依次进行，即使是当朝宰相也得遵守，如“不依次放水”，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提倡尽职尽责、廉洁奉公，杜绝徇私舞弊，贿赂公行。我们从这里看到了西夏水法的严密、

④ 《元史》卷 66，《河渠志》引《至正河防记》。

①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15，《灌渠门》。

① 同上。

合理和要求比较全面。

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西夏统治者鼓励人民开垦荒地，见于西夏文记载的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该律令规定：

“诸人无力种租地而弃之，三年已过，无为租庸草者，及有不属官私之生地等，诸人有曰愿持而种之者，当告转运司，并当问邻界相接地之家主等，仔细推察审视，于弃地主人处明之，是实言则当予耕种谕文，著之簿册而当种之”②。

这里“无力种租地而弃之”及“不属官私之生地”，即汉文史籍中经常见到的所谓“抛荒地”和“无主荒地”。凡属这类荒地，只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如“告转运司”、“著之簿册”，等等，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耕种，而且三年之内，免交租佣草，三年之后，再根据土地的优劣，苗情的好坏等情况，决定交纳“五等租”中的哪一等地租。“令依纳地租杂佃次第法纳租”①。

西夏统治者在鼓励开垦无主荒地的同时，还大力提倡耕种租地的农户，去开垦其租地邻近的闲田旷土。其具体律令规定：

“诸人地册上之租地边上，有自属树草、池地、泽地、生地等而开垦为地者，则可开垦为地而种之”②。

即要求“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对于这类闲散土地，其纳租情况，与“无主荒地”大体相同。即三年之内免征，三年以后，每亩“纳三升杂谷物，佣草依边等法为之”③。这些鼓励垦荒的规定，对于西夏农业的发展，无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夏开垦荒地，见于汉文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办法，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夏人既称臣，而并边种落数侵耕为患”④。这种侵耕之事，时有发生，其中以宋河东路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屈野河遭受侵耕最为严重，时间也较长。景宗元昊建国之后，鉴于宋麟州“（屈野）河西田腴利厚”⑤，开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发动老百姓耕垦寨旁大约十余里范围内之田。毅宗谅祚时，没藏讹庞在军队的保护下，进一步“放意侵耕”这一带的土地。宋朝为了阻止夏人侵耕，不惜采用经济制裁措施。史载：

“经略使庞籍言：‘西人侵耕屈野河地，本没藏讹庞之谋，若非禁绝市易，窃恐内侵不已。请权停陕西缘边和市，使其国归罪讹庞，则年岁间可与定议。’诏禁陕西四路私与人贸易者”①。

即采用禁绝“和市”的非常手段，迫使西夏停止侵耕。

除了侵耕屈野河地之外，崇宗乾顺时，还侵耕了大理河东一带的土地。“（夏人）常于夜间直至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侵耕旷地，昼则却归

②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15，《取闲地门》。

① 同上。

② 同上书，《租地门》。

③ 同上。

④ 《西夏书事》卷 36。

⑤ 《西夏书事》卷 35。

① 《长编》卷 185，嘉祐二年二月甲戌。

本界，经略使禁之，不能止”②。同侵耕屈野河地不同之处是前者明火执仗，依靠武力强行耕种，后者乘着夜间月色朦胧，越过边界偷偷耕种，使宋人无法禁止，只好听之任之。

西夏侵耕宋地事件的发生，虽然起了激化宋夏矛盾的作用，但也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对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的重视。

西夏开垦荒地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方面的成就是很有限的。正如宋人范育所指出：

“臣尝究知夏国之闲田，弥亘山谷，动数百里，未悉垦辟”③。表明西夏尚未被开垦荒地的数量还是较多的。

公私粮窖储存了较多的粮食

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④ 。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开垦荒地，采用汉人先进生产技术，因此，西夏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具体表现在公私粮窖储存了大批粮食。建粮窖储粮，并非西夏独有。如唃厮罗统治下的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地区的吐蕃族也置窖储粟。“河州羌率众三万于敦波，欲复旧地，守约度洮水击破之，取窖粟食军”⑤。不仅吐蕃人建窖储粮，而且金人统治下的沃州（今河北赵县）民间也有窖粟。“沃州刺史完颜僧家奴奏：‘田琢军二千五百人，官廪不足，发民窖粟，犹不能赡’”①。西夏建窖储粮始于何时？从有关记载看，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出现。如公元 1002 年（真宗咸平五年）泾原部署陈兴与秦翰等率兵袭击继迁所部康奴族，“穷其巢穴，俘老幼，获器畜甚众，尽焚其窖藏。”②此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储粮的公私窖藏越来越多。根据有关史料记载，西夏著名的粮仓粮窖，有夏州境内的德靖镇七里平和桃堆平。七里平有谷窖大小百余所，粮约 8 万石；桃堆平的“国官窖”，“密密相排，远近约可走马一直”③；灵州西南的鸣沙川（一作鸣沙州）的“御仓”，窖储米多至百万石。它是西夏黑山威福监军司军粮供应地；陕西葭（jiā加）芦、米脂地区的“歇头仓”，“（其）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珍珠山，七宝山，言其多出禾粟也”④。被夏人誉为“金窟埚”的石堡城，“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⑤。位于今甘肃定西县南的西市城，谅祚曾在此“建造行衙，置仓积谷”⑥。至于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是西夏后方著名的储粮地。哲宗元符二年（公元 1099 年）新筑的定边城，本是西夏的领地。该地“川原厚运，土地衍沃，西夏昔日于此贮粮”⑦。

② 《西夏书事》卷 16。

③ 《长编》卷 460，元祐六年六月丙午。

④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⑤ 《宋史》卷 350，《张守约传》。

① 《金史》卷 102，《田琢传》。

② 《宋史》卷 279，《陈兴传》。

③ 《长编》卷 319，元丰四年十一月辛巳。

④ 《宋史》卷 176《食货志》。

⑤ 《宋史》卷 348《陶节夫传》。

⑥ 《西夏纪》卷 13。

⑦ 《宋会要辑稿》第 190 册，《方域》8 至 27。

除了上述公私粮窖储存了大批粮食外，西夏境内还有所谓“御庄”。该“御庄”坐落在兰州附近的龛谷城及质孤、胜如二堡。公元 1081 年（宋元丰四年）九月，宋军统帅李宪向兰州进军，曾发掘西夏龛谷川的粮窖，取其积谷。史载：

“大军过龛谷川，秉常僭号御庄之地，极有窖积，及贼垒一所，城甚坚固，无人戍守，惟有弓箭铁杆极多，已遣逐军副将，分兵发窖取谷及防城弓箭之类”①。

这里所谓“御庄”，即皇室建立的庄园。从粮窖附近有堡垒一所，及大量弓箭铁杆等武器看，表明西夏统治者为了防止仓储被盗和监视生产者劳动，防止其逃跑，派有一定数量的士兵戍守。兰州附近的智孤、胜如二堡也有“御庄”。“智固，胜如川，伪号御庄”②。其地“平沃，且有泉水可以灌溉，古称榆中”③。这些粮窖、御庄的建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