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读“治乱兴衰之书”

在东茅塘私塾，由于毛泽东学习刻苦认真，又聪明过人，且有超常的理解能力，课堂授课已不能满足他的知识需求量，毛麓钟先生只好经常给他“开小灶”——单独授课。

单独授课讲些什么内容呢？一般的诗书，课堂上已讲过许多篇章，毛泽东在课余时间也自学了不少，毛麓钟不愿再在这方面花费很多功夫。像天下的为人师者都要把“绝活”传给自己最喜爱的门徒一样，他也想把人世间最深奥的道理讲述给毛泽东，把书海中的英华采撷下来传授给这位高足。

这期间，毛麓钟根据自己对毛泽东的期望值，辅导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贞观政要》等书，并进行了细心的讲解。

这三本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治乱兴衰之书”，是仕人必读之节。毛先生教毛泽东这些书，其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因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受的教育，不啻是“中国治乱兴衰之学”的启蒙教育！毛麓钟多年从军，没有积攒多少家资，却置下为数可观的书藉，其中有

不少还是书中的珍品。不过，嗜书如命的他从不轻易拿这些书示人。可是，有一天，毛麓钟先生却破例地把毛泽东带到了他的书房。

跨进老师那宽敞的书房，看着四周依墙而立的书橱，毛泽东惊异地赞叹道：“哎呀！二伯，你这里书可真多呀！”

“嗯。”毛麓钟点了点头说道：“石三，坐吧！上次，你读了《纲鉴类纂》，有些什么心得呀？”

“二伯，读了这本书，我以为对中国历朝之事有了些了解，也懂得了些兴衰与得失的道理。只是觉得简要了些⋯⋯”

“嗯，是的！这是一本根据《通鉴纲目》编写的通俗历史读本，自然写得浅简了些。今天，我准备让你再看一本书——”说着，他从一个书橱里抽出一本线装书，递给他的学生。

“《资治通鉴》？”毛泽东看了看书名，欣喜地问。 “是的。这是一部很有名的史书。凡二九四卷，另有《目录》、《考异》

各三十卷，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你拿去好好读一读，或许有所裨益。看完后，我还想同你探讨一番呢。”

“好的。二伯！”毛泽东高兴地从先生手中接过书本，恭恭敬敬地向毛麓钟鞠了一躬，告辞了。

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把《资治通鉴》通读完毕，当他把书送还给毛麓钟时，他感到自己多有受益。他心中暗想：如果再同老师谈起历史，自己不至于一无所知了。

当毛麓钟从毛泽东手中接过送还的书籍时，他微笑着对学生说：“书看完了，可不能白看噢。润之，发表些见解吧。”

毛泽东知道老师这是在考自己，就拿了把椅子，直直地坐在毛麓钟面前， 虚心地说道：“二伯，对《资治通鉴》，我只能说有一点点了解，还有许多地方不明白呢。让我说，也只能是提问题。”

毛麓钟笑着说：“了解一点点也好嘛。看来是略知一二了。光提问题也行嘛，能提问就是一种提高！”

于是，在毛麓钟那间宽敞的书房里，一场师生间的讨论开始了。

作为学生的毛泽东首先发问：“二伯，《通鉴》是部通史书，为什么叫

‘资治通鉴’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麓钟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毛泽东说：“润之，这个问题提得了，看来你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资治通鉴》的书名是宋神宗钦定的，‘资治’就是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意思。宋神宗为该书作序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 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 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源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 以著朕之志焉耳。’由此看来，这部书叫《资治通鉴》，就是让皇上和臣子们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常常对照自己，从中借鉴成功与失败的例证。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毛泽东：“二伯，您讲的这个意思我知道了，历史确是一面镜子。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写起呢？从头写起不是更完整吗？”

毛麓钟：“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毛泽东：“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有讲到呢？” 毛麓钟：“你过去读过的历史教本太简单，怎么能讲得那么细。这一年，

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了合法的，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所以，他在书中感慨说：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据说，大清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 贪得无厌，而国家还无法治他们，甚至大开方便之门，那天下非乱不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司马光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 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既没有原则，也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也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 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嘛！”

“那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不再接着写呢？”毛泽东的认真劲上来了，又向老师提出了新的问题。

毛麓钟看到学生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赞许地笑着对毛泽东说： “嗯，问得好！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呢？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千秋功罪，自有后世评说嘛！”

毛麓钟稍稍停了一下，想了想，又接着说：“司马光是一个敢于发表自己看法的人，但在这本书中也许还有言不由衷之苦。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壁无瑕， 十全十美，能全信吗？他这是写北宋的太祖皇帝，能冒犯赵氏天子的龙颜？ 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个折扣。由此可见，历史书里也有不少不可信的东西，只有待读书的人去思考，去分辨。”

毛泽东：“《资治通鉴》里也写了不少糊涂皇帝，写了不少小皇帝，这些人能怎做万民至尊的皇上呢？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麓钟：“中国的皇帝，有的很有作为，有的却很无能，这是没有办法

的事。皇帝是世袭的，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

毛泽东：“三岁娃儿当皇帝，怎能办理朝政，岂不荒唐！”

毛麓钟：“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有过三岁的车夫，十三岁怕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不中用，当然大臣们就胡来， 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剖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一个王朝就灭亡了，一顶工冠就落地了。”

毛泽东：“皇帝糊涂，那些做臣子的呢？难道他们也都是些糊涂虫吗？” 毛麓钟：“那倒不是这样！历朝贤臣良相还是有的，可遇不上明君，也

是空有一腔热血，一片忠心。弄不好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不算，有的甚至丢了身家性命！所以，他们往往不能‘入世’，则转向‘出世’，或探研老庄哲学，超脱世俗寻求精神上的人格独立；或著书立说，以图青史留名。竖看历史，周文王囚禁麦里作《周易》；孔子困陈蔡写《春秋》，屈原遭放逐赋《离骚》，左丘双目失明授《国语》；孙膑膝盖骨被剜留《兵法》；司马迁处宫刑著《史记》；司马光罢官编《通鉴》⋯⋯古往今来，有多少传世之作，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写成的。”

“二伯，听您这么说，难道司马光也遇到过挫折？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听老师谈起《通鉴》一书的作者，毛泽东颇感兴趣地问道。

毛麓钟：“是这样的。司马光一生经历两朝人主，他是宋仁宗时的进士， 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中老年阶段近二十年未理政事，临死前又被启用当了宰相，可谓大起大落，坎坎坷坷⋯⋯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最有名的大臣，陕西夏县人。他的名声，从幼小的时候就己传开了。他七岁那年，就开始专心读书。不论是酷暑炎天，还是数九严寒，他总捧着书本不放，有时候连吃饭喝水都忘了。他不但读书用功， 而且很机灵。有一次，他和小伙伴们在后院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进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淹死了。别的孩子一见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跑去找大人求救。司马光没有走开，他急中生智，顺手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使尽力气朝水缸砸去。“砰” 的一声，水缸砸破了，缸里的水哗哗流了出来，淹在水里的孩子得救了。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幼小的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绘成图画， 广泛宣传。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官拜翰林学士。后来，他的好朋友王安石担任宰相，提出变法主张，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还以老朋友的资格， 写了一封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司马光接到回信气得要命。但是，知道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辞去朝廷官职，离开京都，到了洛阳⋯⋯”

“二伯，司马光与王安石既是朋友，又是对头，这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打断了毛麓钟的讲述，不解地问。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激进，司马光保守，王安石要变法， 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人品和学问，所存的仅是政治上的分歧，却没有私怨。润之，这就是

古时贤哲的大家风范啦！”毛麓钟顿了顿后，接着说道：“要说司马光，可真是有真学问哩。他辞官不做之后，表示不愿过问政事，关起门来写书了。他对历史很有研究，认为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通晓从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皇帝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于是，他很早就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的时候，他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庭，英宗皇帝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让他继续编下去。后来，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又把编好的手稿献给神宗，宋神宗不同意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编历史书却很支持。他把自己收藏的二千四百卷书都送给司马光，并专门配备了一个编写机构，要他们协助司马光好好完成这部著作。” “二伯，听您这么说，《资治通鉴》不是司马光一个人写的呀？”毛泽

东大概感到台伙写书很新鲜，所以又好奇地发问。 “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长有三头六臂，也完成不了这么一项大的工

程呀！《通鉴》上写上名字的有五人，没署名的还有很多呢。这个写作班子， 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共花了十九年时间，才把这部著作完成。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为了写这一部巨大篇幅的著作，他献出了自己从四十八岁到六十余岁的黄金时代。在司马光的主持下，这个编写班子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除了采用了历代正史之外，还参阅各种历史著作三百多种。这部书按历史年代编写，从战国时期公元前 403 年到五代时期公元 959 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据说，成书的时候，原稿足足堆放了两间屋子。” 毛泽东听了老师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这真是一部大书！”

“是的，这是一部真正的历史长卷！由于它的材料丰富，剪裁恰当和考证严格，加上文字精练生动，所以成为我国史学上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它对于后世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也为历朝历代为官者，提供了许多治国安邦的借鉴。”

毛泽东：“二伯，由此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挫折，未尝不是好事噢。” 毛麓钟：“是呀，润之！当然，这是对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而言的。

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就应另当别论。就说司马光吧，他官场失意，如果没有精通历史的才艺，或者说有点才气却没有志向，哪能写出《通鉴》这样的巨著呢？在整整十九年时间里，司马光把全部精力放在这部书上，每天工作到深夜。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老眼昏花，牙齿大多脱落了，可靠着‘志气’二字支撑，他终于把《通鉴》完成了。由于他在史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被认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所以，我以为司马光乃天下读书人的楷模。润之，望你能以古人为榜样，立定一个远大的志向，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就是千回百折也要办到底！ 做学问是要有这种精神的啊⋯⋯”

师生之间的讨论结束了。毛泽东回到宿舍，已是半夜时分。他躺在床上， 怎么也睡不着。他脑海里产生了许多遐想：毛麓钟先生难怪懂得那么多深奥的道理，却原来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从中汲取了知识的营养。书，确是个好东西，它能使人聪明和豁达。特别是读《通鉴》这样的书，能把历朝历代的事串联起来，把历史呈现在眼前，让人从中借鉴到兴衰与得失的定律。毛泽东下决心，一定要像老师那样，熟读史书，穷究国学，将来也做个空前绝后的人！

有人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无休止的对话，历史与现实并不矛盾，历史

是现实的母体。后来的毛泽东，是以反传统而闻名于世的。但是，“反传统” 并非就是“反历史”。

自从青少年时期在毛麓钟先生那里读过《资治通鉴》以后，对于中国历史“自幼到老，嗜之不厌”。据说，仅《通鉴》这部书，他就看过十七遍， 到老仍爱不释手。 1954 年冬，他还以赞赏的口吻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①是的，毛泽东嗜古成癖，但并不像那些冬烘先生，读死书， 或卖弄自己的博学。他是带着批判眼光看待中外古籍的，他看书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这以后不久，毛麓钟又教毛泽东阅读了堪称“成功宝典”的著述——《贞观政要》。

距毛洋东那个时代的一千一百多年前，在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盛唐开创者李世民——逝去几十年之后，一个叫吴兢的唐朝史官，以生动真实、简洁明了的文风，运用对话夹轶事的形式，追记了这位一代天骄的非凡的政绩与生平经验，以及他与他的聪明多谋的大臣们所讨论的种种问题，所进行的多番争议与论辩，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治理家国、控制权力、调度人事、平衡利害、驾驭臣僚、考察人心、防备腐败、消除隐患等等的“统治谋略大全”，并将其命名为《贞观政要》。由是，遂使该书成为“中国兴衰治靡之学”的第一经典——自其问世以来，未有哪一个后肚中国皇帝敢不用心拜读之！作为“修身齐加治国平天下”的成功经验之集成，该书亦系“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之教本。历代，从官僚阶层到草野人士， 该书的哲理、教义，格言、名句，俱被反复研讨，广泛援用。

毛泽东怀着教徒读《圣经》一样虔诚的心情，阅读着《贞观政要》。很快地，他就完全被这本书所吸引。

他发觉，《贞观政要》十分独特，它极为朴素平白，却又丰富非常。作为一部忠实的历史文献，它不加修饰地辑录了唐太宗的所说、所为、所想、所感，以及所犯的错误；同样，也不带忌讳地记述了一代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等人对唐太宗的规劝、批评甚至指责，以及唐太宗与众大臣之间坦率的讨论与争执。而作为一部政论性的历史读物，它又一反历史传记中通用的编年式的繁琐写法，而对唐太宗的治国经验与思想进行分门别类，共立四十个篇目，多以故事、轶闻等实例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清晰明了地进行记叙与评介。这四十个篇目，涉及了权力、体制、政策、人事、品德、欲望、名分、淫乐、竞争、奖惩，灾祥等等内容，十分广泛。其间涉及到的众多唐代名流，俱是十分富有个性。处处形象鲜明，时时妙语横生，每每机智过人。其取譬之机警，举例之巧妙，诘问之尖锐，立论之精辟，尤其令人叹为观止。

毛泽东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反复研读了这部传世千载的实用名著。这部书引起了他的许多遐想：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是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圣明之君；太宗时的教化，粲然可观，是自古以来未有过的圣明之治。吴兢一区区史官，披览史籍，将太宗垂范后世的典章制度以及诏诰、谏言、奏疏等文献， 详加甄录，按照成规，制定体例，写成《贞观政要》，希望执掌国家政权者，

① 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能够遵循前代的历史经验，择善而从。这样，就可以使传之万代的帝业，更加光辉昭著，使已取得的丰功伟绩，更加发展壮大。当年，唐太宗的子孙凭它而获得统治术的精华，继“贞观之治”之后创造了“开元之治”，把唐朝的繁荣和昌盛推向顶峰。由此看来，《贞观政要》真可谓古今治理国家的第一教科书。这时，毛泽东联想起《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起义时说过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来，如果”‘学而优则仕”这条人生之路走得通的话，自己将来要称雄，要治国，要创业，要守成，依然离不开《贞观政要》这本古今通用的治乱兴衰之学大全⋯⋯

这部书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后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一师范图书馆，又反复地研读了它。甚至在他后来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藏韦中，这部书也是他居家自备、供随时取阅的读物之一。书中关于君道政体和治国安邦的立论，诸如：“明君与昏君之别”、“草创与守成孰难”、“居安思危”、“反对‘一言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犹如栽树”、“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知心者智，自知者明”、“防微社渐”等等，他都能熟记于心，有的还在他数十年的政治舞台上得到了挥洒自如的应用和发挥，从而使这一古老的历史文化遗产成古今相传、恒久适用的政治学、社会管理学精义。

像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一样，毛泽东的那些古书，是他的知识宝库，是他后来指导革命、待人处世的教科书，然而，书中许多的古训，以及大唐皇帝和文臣武将“治国平天下”的韬晦、谋略、策略，也成了他处理党内斗争、对待“反对派”的“法宝”。

“一呼百应，山摇地动”，从小喜欢当“大王”的毛泽东虽然在青年时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夺取了政权，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站起来的毛泽东， 不是神仙，不是圣明，几十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沉淀，潜移默化在他的灵魂深处，加上他除了接待外宾外，很少与国外的新思想新事物接触，使他过去受的孔孟等封建教育，时有暴露，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悲剧！

毛麓钟给毛泽东单独讲授的第三本书，是我国最古老并有极高科学价值的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诞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是中外军事学术史上久负盛名的一本兵书。它总结了我国古代战争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观点，是伟大祖国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早在毛泽东出生前的一百多年，日、法、英、俄、越等国就有译本问世，在世界兵坛上被誉为“兵经”，“第一部战略著作”。

中国素称文武合一之国，自古以来就把孙子、吴子、六韬、三略等兵法， 视为“以武治国，以文修德之枢要”，并将“兵法”与武艺加以区别——前者泛指理念性的，即军事谋略，后者则指个别技术性武功，可见“兵法”涵义极广。《战国策·秦策》有“兵法之数”一语，《汉书·平帝纪》也有“明兵法”之句。这就是说，历代兵法，不论是太平或战时，都是属于仕人所必习的。《论语》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道德经》也说：“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孙子也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这些都是主张文武兼备的，可惜人总难免要偏向一边。偏于文则弱，偏于武则爆。唯有文武合一方能如车之双轮，又如手足之左右，临机应变而发挥表里为用的效果。

鉴于这样，毛麓钟认为：文武两全的人，必然是钻研学问，备具教养，

掌握原理，并经修炼而穷极奥义，臻于无我之境界的。总之，必定是向着人格之形成与人之完成这一目标努力不歇的。因此，他要求毛泽东在熟读经史的同时，必须精通兵书，努力做一个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人。

毛麓钟饱读诗书，又出身行武，《孙子兵法》是他喜好最甚、研习最精的书籍之一。由于多年攻读、揣摸，他已深谙书中要义，在许多方面还形成了独到的见解。这样，这部兵书自然是他向他最喜爱的学生传授的必读教材； 同时他讲解这本书也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十分精到。于是，在布置毛泽东通读完兵法十二篇之后，他专门花了十多个晚上，分“概说”、“孙子其人其事”、“十三篇详解”、“战法与计谋”等几个专题，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讲解。在讲解中，毛麓钟结合自己十多年行军作战的亲身经历和战斗实例，向毛泽东阐明了《孙子兵法》中的许多著名观点。譬如：“兵者，诡道也”和“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计策观；“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 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的战争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侦察观；“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宝”的用间观等等。还有“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的作战原则；“避实击虚”、“守其所必攻”、“攻其所不守”、“攻其所必救”、“形人而无形”的指挥艺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争谋略；“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其中不少军事论述，毛泽东遵照老师的要求，将它们当作格言和口诀背诵，并熟记于心。

古老的兵书，赋予了毛泽东一种尚武精神。从此时研习《孙子兵法》， 聆听老师传授治军为将之道开始，到 1917 年《体育之研究》一文提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到 1929 年的“战地黄花分外香”，再到 1961 年《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尚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至理名言。

毛泽东采撷、品尝了《孙子兵法》这一中国乃至世界的兵学奇葩结出的累累硕果，汲取了它丰富的军事知识营养，为他在日后打碎旧世界、建设新天地的战斗中，准备了无与伦比的身手！

回顾毛泽东后来数十年征战的历程，他运用古老兵书的成功范例，真可谓不胜枚举。三十年代初，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第一次“围剿”，蒋介石出动兵力十万，第二次二十万，第三次三十万。毛泽东率领红军，以远比敌人微弱得多的军事力量，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留有深刻的影响，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仍然战胜了蒋介石五十万大军的进犯。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是靠什么取胜的呢？回答是：除了靠“第一因素”

——人的因素——一支愿意为穷人打天下的英勇红军队伍外，再就是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于红色武装割据中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又是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人自 1927 年开始独立从事武装斗争的经验与古老的中国兵法“嫁接”的产物。请看，毛泽东自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后的这一时期亲自制

定的一系列军事方针大计——口号：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的方针，亦称“十六字诀”，它与蒋介石的“分进合击、长驱直入、外线作战、猛进猛打” 的“十六字方针”针锋相对。）；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围而攻之， 各个击破，乘退追歼”、“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打走”、“声东击西”、“阻击战”、“运动战”、“突袭”、“围魏救赵”、“预伏”⋯⋯孙子的种种战法无所不用其极。

毛泽东把古老的兵法，这种独创性的东方军事艺术理论，一旦与人民战争的光辉实践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游击战和运动战这样的英明创见，并必将发挥出巨大无比的威力，令一切敌人，望风披靡。这正应验了两千多年前孙子的话：“凡正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读“治乱兴衰之书”，毛泽东日后果未辜负老师的一片苦心，终于创立了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古代封建帝王要大得多的文治武功。此时早已长眠九泉之下的毛麓钟如若有知——他的希望之花已结出成功之果，将会有何等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