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教宣宣言》写得好！”

1949 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一天中午，几辆小车驰往和平门，在北京师范大学宿舍楼前徐徐停下。旋即，从一辆车上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他，就是毛泽东。

这时，在欢迎的人群里，有一位年近六旬、学者模样的长者朝毛泽东走来，毛泽东一见急忙快步迎上前去，激动地叫了一声：“黎老师，黎先生！” 然后两人久久地握手、问候⋯⋯

这，就是毛泽东同分别近三十年的老师黎锦熙重逢时的动人情景。

师生久别重逢，格外高兴。午饭时分，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叫了两坐酒席，特地款待老师黎锦熙和北师大黄国璋、汤真、傅种苏等知名教授。宴席上，他们亲切话旧，感慨万端。当黎锦熙向昔日的学生介绍他离别后的情况时，毛泽东评价说：你老是爱国的知识分子，是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接着，毛泽东问起了 1948 年发生在北师大的“四·九”血案，赞扬了老师在这当中的表现，说：“你们《‘四·九’血案教授罢教宣言》，写得好！⋯⋯”

毛泽东说的“四·九”血案和《教授罢教宣言》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始未如下：

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防御转为进攻，国民党为了维持其垂危的统治，加紧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四月九日零时，特务分子数十人其势汹汹地突然闯进了北师大学生宿舍，将学生自治会理事姚炯、和平社团理事房世泰等八位同学毒打后强行逮捕，同时捣毁了文科大楼“筱庄楼”的学生自治会、历史学会、国文学会、英语学会及许多教室。这就是当时震动北平的师大“四·九”血案。

当时，北师大代理文学院长黎锦熙，对国民党特务的这种暴行异常气愤，说“这是中国教育界空前的耻辱”。次日，他和许多教授一起在“筱庄楼” 前广场举行全体师生大会，控诉特务暴行，而后联络其他院校师生五千余人到“总统行辕”大请愿。黎锦熙和师大教授站在请愿示威队伍的最前列，新华门前形成了数千人包围行辕的壮阔场面。黎锦熙和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英语系主任焦菊隐、数学系主任傅种荪等先生，一起进入行辕交涉，经过和行辕参谋长徐启明一再谈判，迫使行辕终于答应释放被捕的八位同学。当晚，师大学生代表从北平警察局将八位同学接回，请愿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四月十日，师大教授会继续开会，决议要求政府惩凶、赔偿、保障生员安全，并宣布从即日起无期限罢教，同时由黎锦熙、傅种荪、刘盼遂三位先生共同起草了“罢教宣言”。宣言内容如下：

“本院‘四九’惨案发生，全体员生罢教罢课，齐集行辕请愿，提出最低要求，并承北大、清华、燕京、中法、铁院、朝阳等各校师生协助，始于九日晚十时，由东直门内第三警署将学生八人领回，转送北大医院。然多已血迹模糊，神魂丧失，其中二人双胫击断，只手垂残，屠宰余骸，惨不忍睹。未被绑走之重伤二人，一则胸腹内伤，奄奄待毙，一则头部有二寸长铁器伤口三处，深入脑直髓，左耳半去半存，恐有生命之虞。似此草菅人命，无法无天，全体员生，同声愤慨。本会决议提出三项要求：一、惩凶。罹难学生，虽经释放，逞凶主犯犹未究明。东厂肆威，锦衣诏狱。岂特被害者，含冤莫诉，凡有血气，实皆耻之。国家不实行法治则已，如实行法治，北平军警当局理应交出凶手，依法严惩。二、赔偿。此次暴行，受伤者之医药费及公私所受之物质损失，均应由主凶从犯负责赔偿。三、保障员生安全。生命安全

宪法明载。文武官员，信誓旦旦，莫不以奉公守法服务人民为口头之惮。今纵令未能，岂可作威作福，肆凶肆恶，视学府如寇仇，等青年于鱼肉？⋯⋯ 以上三端为本会最低要求，倘遭漠视，誓不复教。”①

这份宣言除由学校当局送交有关方面及在校内张贴外，黎锦熙还让学生自治会油印数百份广为散发，后又在《世界日报》教育界栏内刊登，影响很大。师大教授罢教，学生罢课直至四月下旬，北平市长何思源、警备司令陈继承联合备函表示：“职司治安，疏于防范，公私交责，愧憾何似。饬属严究肇事责任，依法惩办。⋯⋯至于贵院此次所有损失，当负责妥为弥补。” 罢教、罢课方才结束。

在罢教罢课期间，师大曾连续三次发表“宣言。以及《致北平行辕徐启明参谋长书》。这些宣言，黎锦熙都参与起草，写得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当时受到北平地下党学委和华北局城工部刘仁、荣高棠等负责同志的高度赞扬⋯⋯

“四·九”血案是解放前夕“国统区”爆发的一次较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具有全国性影响，它自然为毛泽东所知。特别是事关他昔日的老师，所以印象就更深刻。及至这次师生久别再见以后，便情不自禁地当面向老师重提旧事。不过，从毛泽东的一贯风格看，他称赞的绝不是老师的一时一事，而是肯定老师的全部历史。

考查黎锦熙的人生履迹，事实正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历史教员，黎锦熙对中国历史人物兴衰荣辱的事例可谓谙熟于心，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这些为民请命、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早已扎根在他心中。他常常以此教育学生、鞭策自己，无论立身治学，都要随着时代前进，不可逆潮流而动。早在一师任教时，一次他给学生讲课，当讲到《易经》里“时”“渐”的意义时，他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随时之义大矣哉’，‘时’是《易经》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无论处世治学，都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前进：不可作顽固保守派，不可墨守陈规，人云亦云。而要自己能‘立’，有主轴骨”。他还要求学生，要“打通后壁说话，挺起脊梁做人”。①用这些话来看他的整个人生轨迹，基本上是颇为适合的。

他幼时读儒家经典，受家庭影响，想从科举考试找到出路。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处在各帝国主义多次侵华战争之后，有被瓜分的危险，爱国志士各以所学，纷纷以各种主张和行动试图挽救危亡。康、梁等人立宪改良派，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办洋务、兴实业等思想，对于全国人民、尤其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黎锦熙自然也不例外。他青少年时期，在上述各种思想影响下，与同伴们一起组织“德育会”，以“致良知”，“牺牲个人，努力救国”为宗旨。主编“长沙”、“湖南”各报时，主张全国统一，绝对民治，批评时政，并翻译美国《民主政治》等书，作为鼓吹。随着西方民主思想高潮的来到，“五四”时期，接受了提倡民主、科学的口号，他以推动国语统一，提倡文言一致，反对复古倒退，作为新文化运动有力的一翼，积极投入运动的行列。

① 徐康：《严词正对千夫指，抗暴全凭赤子心——忆黎锦熙先生在北师大“四·九”血案中》，《湘潭文史》第五辑，第 121～123 页。

① 梁若容：《黎锦熙先生与国语运动》，《湘潭文史》第五辑，第 183 页。

1925 年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风潮”，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进步学生反对保守落后的学校当局的斗争。黎锦熙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他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的可贵品格。

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瑜，把她与学生的关系当成封建婆媳关系，“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闻一声笑，以为怀春；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上公园，以为是密约，”把学生禁锢得个个“未字先寡”。②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公祭，杨也阻止学生去参加追悼会，说什么：“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共妻，你们学了他没有好处。”就这样，激怒了学生，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驱羊（杨）运动”就展开了。在当时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指使下，杨荫瑜有恃无恐，竟于 5 月 19 日，开除了学生自治会的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鲁迅一方面写文章为女师大学生说话，同时两次替学生代拟给教育部的呈文，还和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李泰芬、沈兼士等七位教授在《京报》上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在这关键时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及代理主任黎锦熙毅然相率引退辞职，以抵制杨荫瑜的独断专行，和鲁迅站在一起支持进步学生。而杨立即放出谣言，蛊惑人心，说她开除学生的事曾通知过文科主任。为了揭露杨的虚伪卑劣行径，黎锦熙于 5 月 31 日印发了《致

杨荫瑜先生函》，并在 6 月 3 日的《京报》上公开发表，说明他对学校开除学生的事“事前的确是绝对的‘并未与闻’。”①黎锦熙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有力地声援了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实际上也是对李大钊、鲁迅所领导的这场革命斗争的支持。

国民党时期，黎锦熙因为一直主持国语会的工作，与当时的教育部经常有联系，但对国民党政府，他不愿同流合污，只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七七”事变前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处于极端动荡的状态，几方面的政治势力斗争极为激烈。教育部当局想拉拢他，由一位和他熟悉的人示意，想请他出任某大学校长，条件是解聘该校进步教授。黎当即表示，既不愿当校长，更不愿无故解聘教授。深为陈立夫所不满。不久，北平危急，各校南迁，师大、北大、北洋等校组成西北临时大学（后改称联大）。教育部想借机解聘几位左翼教授，但由于几位知名教授联名作保，才暂未实现，其中签名作保的人就有黎锦熙。这样，就更被当局所忌。他原任师大文学院长多年，声望也很高，临大文学院长一职，顺理成章应由他担任，但因上述原因，宁可把文理两院合成一个院，请一位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做院长，而只让他任中文系中任。从这些事实来看，他同情并在可能范围内支持左派、支持革命，是很清楚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黎锦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政策深表不满，这从他的许多诗文和讲演词里便都可以看得出来。如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黎先生作诗云：

“安内”残民众，和戎弃版图。乃云无抵抗，直是递降书！

北虏吞龙锦，南锋指沪苏；国联犹束手，烽燧迫中枢。

② 鲁迅：《寡妇主义》。

① 陈剑鸣：《黎锦熙与鲁迅站在一起》，《湘潭文史》第五辑，第 77～78 页。

又云： “攘外”原虚语，孤军委海隅。仓皇辞寝庙，迤丽赴行都。

幸拒金牌召，终输铁锁图。坐令万家市，灯火杂号呼。①

1933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黎先生有感

国破家亡而赋诗，其中有“酒浆难挹徒欺饰，仰视长空斗柄横”之句，自注云：“我国航空已设专署，飞机只备内战，无一抵抗，东北飞机又皆资敌。诗云：‘×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此之谓也。”这首诗的小序有云：“和约五条，签订塘沽之市；平东廿县，顿成瓯脱之区。貂锦三千，已化无定河边之骨，燕云十六，渐入契丹南服之图。”②

1936 年 5 月 4 日，黎锦熙以《‘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为题，在北师大“总理纪念周”集会上作过一次讲演，他在前面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外交问题起，而以文化改造运动终’的观点以后，接着说：“历史的过去的话是如此，现在的话又应该怎么说呢？‘五四’运动是对于日本在巴黎和会有优越感的成功，而中国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没有办到所引起的反响。现在呢，十七年过去了，我们连‘五四’时代的国势也大不如了，回想‘五四’时代的国势，反可称是黄金时代了。当时的运动，是在争应得的而没有得到的利益；现在呢，恐怕只有逃难避死的运动了。我们想到这十七年间国事日非，如果‘五四’之后那种精神能够继续进展下来，也许不会落到今日这般地步。对于国家前途与今后的自处，应当努力作一点实际的准备。”①黎先生竟然在国民党政府规定的“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公开斥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实行独裁统治，反不如“五四”时代的北洋政府了。他的话柔中含刚，实在是受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发而发出的忧愤吼声。

抗战期间，他随大学内迁陕西国民党统治区，一直与共产党保持联系，与延安的吴玉章、徐特立同志等老友多有书信往来，甚至与吴玉章在信中长篇大论地争论注音字母和拉丁化的优劣。黎锦熙以汉语的“又有油又有肉” 比喻拉丁化就拼不出准确的音来；而注音字母有四声，就能正确拼出音来，使吴老回信说“这是个别音和个别句子的问题”云云。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同许德珩等进步的知名人士一道，发起组组“民主科学社”，后改为“九三学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新民主运动。1946 年，黎随学校返回北平后，他的家——烟筒胡同四号，曾经是地下党负责同志多次开会的所在。停战协定后，中共“军调部”代表叶剑英、彭真、罗瑞卿、徐冰等都曾在他家开过会。他的长子傥夫当时就是地下工作者，也曾负责安排周扬、张大中等来家里开过会。

黎锦熙与毛泽东、李大钊等有着很深的个人友谊，也有许多相似的政治见解。正是与这些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交往，敬佩这些人的高尚人格，他才转而同情和支持他们领导的革命事业。那个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天天在骂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匪”。但无论怎样的诋毁，黎锦熙一直是对毛泽东打内心敬重，对革命的成功也是满怀希望的。这绝非后人牵强附会。在白色

① 黎锦熙：《廿年纪事诗存》。

② 见黎锦熙《廿年纪事诗存》。

① 北平师大《校务汇报》152 期。

恐怖之下，他不顾身家性命，不仅保存了毛泽东给他的书信，还保存了完整的《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包括毛泽东亲自邮寄给他的一至四期

《湘江评论》。仅此一点，就是常人所不能做得到的，它需要非凡的胆识。同时，他与毛泽东的友情也可从中略见一斑。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他对以“领袖”、“元首”自居的独夫民贼蒋

介石却深感鄙夷。还是在临大的时候，他和友人开会住在西北大厦。进餐时，看见墙上悬挂着四大盟国领导人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和蒋介

石的巨幅画像。黎问朋友：“你看哪个人的像最好？”那人没有了解问话的含义，随便答道：“看样子，邱吉尔还有点政治家的风度。”他听了不以为然，指着斯大林像说：“还是他好，”又补充一句：“他很英武，那个像（指蒋介石）不好。”这时，朋友才明白他说话的用意，不禁报以会心的一笑。

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挑起内战，日益走向腐朽，越来越失去了民心。正是通过这些事实，黎锦熙才逐渐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如果说，早些年他还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一丝幻想的话，那么，这时他已对它完全丧失了信任和信心，决心与之彻底决裂。这样，便有了毛泽东后来盛赞“四·九”血案中的正义之举。

1948 年底，解放军围攻北平。炮声隆隆之际，国民党考虑到黎锦熙的名望，妄图裹胁他南逃。教育部当局三次送来通知，让他全家乘飞机去台湾都被他拒绝了。第三次通知是 1948 年 12 月 26 日，派北师大教务长亲自登门敦请，让他立即作好准备，乘“霸王号”起飞，而且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当晚六点即派车送往机场。对此局面黎锦熙已成竹在胸，笑着问夫人贺澹江： “你看怎么办？”贺说：“我才不跟蒋介石去当高等难民呢！”当着教务长的面，她撕毁了那张通知单，扔在纸篓中。教务长知道动员无望，只好夹起皮包说：“黎老，那我先走了。”教务长走后，黎锦熙说：“让他们去吧！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呢！”①贺澹江会心地含首，她知道先生要等的是曾为他学生的伟人毛泽东⋯⋯

① 钟鸿：《黎锦熙与贺澹江》，《湘潭文史》第五辑，第 1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