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王台下自学者

毛泽东从湖南全省第一中学退学后，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省立图书馆看书学习。从 1912 年冬到 1913 年春，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定王台在长沙城的东南角上。相传在西汉时，有一位定王远离京都，来到皇上赐封的领地长沙。他非常怀念死去的母亲和别离的亲人，为了寄托自己的思亲之情，就在城东南的高岗上筑了一个台子，每当落日西沉之时，便引颈向长安方向远眺。后人称这座定王西望长安的台了为“定王台”。到辛亥革命时，这个土台子早已荡然无存，旧址上已建了一栋二层洋楼。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接受文化人的建议，利用这栋闲置的洋楼创建了湖南第一个省立图书馆。馆内购置了不少当时出版的新书。这里地处偏僻，环境幽静，周围树木葱茏，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处所。

初进图书馆时，毛泽东见到各种中外书籍和报刊杂志，惊喜异常，不知如何下手。一次，他到符定一那里拜访先生，交谈中说起这种情况，并向他请教如何选择好书和怎样读书的方法问题。

谈到什么是好书时，符定一的看法与常人不同，认为只要是为求知而读书，必定是开卷有益，他说：旧时对于所谓“好书”过于苛求，如朱子《读书歌》就说，好书最难逢，好书真难置。《父师善诱法》中也讲：“天下书， 虽至多，而好者极少。⋯⋯即如四书讲章，何止数百家？其好者，能有几耶？ 故人欲读一书，宜问有学者；何为善本？得其指点书名，方可购求。不然， 误觅庸陋之书，鲁莽诵读，我之学问，反为其所卑隘矣。”他批评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太陈腐保守了，束缚了读书人的手脚和思想。所以他指出：书， 作为一种知识的载体，只要能给你某种启示，能引起你的感情共鸣，能开发你的心智，这便是好的。有人骂闲书、杂书海淫诲盗，殊不知《西游记》、

《水浒传》、《石头记》，还有大禁书《金瓶梅》，乃同“四书”、“五经”、

《史记》和唐诗、宋词等在书林共领风骚。

不过，符定一很赞赏古人关于读书方法的经验之谈，他向毛泽东口授了

《父师善诱法》中的读书总要：“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 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 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者何书，当熟读者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书，不备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符先生希望毛泽东认真借鉴前人读书治学的经验，掌握好自修中的诀窍。他让学生失去了解馆藏情况，再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知识结构的层次，选择学以致用的书， 选择好书和新书，急用的先读，通俗易懂的先读，然后由近致远，由浅入深， 扎扎实实，博览群书，真正学到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听了符定一先生关于读书的一席话，毛泽东感到深受教益和启发，他回到湘乡会馆后，拟定了一个以攻读社科书籍为主的自修计划，制定了别具一格的学习蓝图。

毛泽东寄宿的新安巷湘乡会馆，距省立图书馆约三四里地。为了充分利用开馆时间，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进馆，图书馆关门时，他最后一个出来。只是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个烧饼或两块米糕充饥。从头年秋天到次年孟春，毛泽东日复一日，早去晚归，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图书馆的管理员李师傅，深深为这位衣着

朴素，学习异常刻苦的青年人所感动，不久他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位 管理员，后来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回忆毛泽东当年在定 王台自学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迎接的第一 个读者就是毛泽东，他每天天麻亮就动身，到图书馆已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提醒他，他还 不走⋯⋯的确，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毛泽东贪婪地读书，每读一本，他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他回忆这段自修生活时，也曾风趣 地说：那时进了图书馆，“我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①

这期间，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读书的面很

宽，什么书都想借来读，像中国的经、史、子、集，美、英、法、俄 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并穿插阅读了一些诗歌、小说

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童话故事书籍。不过，在这里他主要还是集

中精力认真读了大量反映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 以及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其中有赫胥黎的《天演

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

会契约论》等等。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代表著作，大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严复翻译的，多在七八年或十几年前就出版了。然而对青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书绝大多数他还是第一次读到。因此，他都感到非常新鲜，越读越有兴味，从中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也得到了许多新的启示。其中有些书，如《天演论》，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天演论》阐发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世道必进，后胜于今” 的进化论观点，和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今不如古”、“颂古非今”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因而当时被称为“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书。其实，《天演论》并不是赫胥黎的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忠实翻译，而是严复为适应中国救亡图存现实政治的需要，有所选择取舍，并夹杂着评论，以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所以鲁迅说，严复作了《天演论》。译者在按语中常引用中国古代各家思想学说，加以对比、印证、评论，尤其是着重批判了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这种打破封建思想束缚，蔑视传统思想权威，宣扬自强、自立、自主，提倡发奋图强、救国图存的学说，大大开扩了毛泽东的眼界，对他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的头脑里生根，民族责任感不断在胸中升腾。

在定王台自学的半年中，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

在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毛泽东每天走到这里，总是站在大地图前仔细看了又看，并认真地考虑，严肃地思索。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的疾苦，深深感到青年人改造社会的责任艰巨。直到四十年后，即 1951 年秋天，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几个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他时，他还能十分清晰地忆起当年研究世界大地图的情形。他说：

① 参见周世钊同志在《韶山老人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1974 年 5 月。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 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部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 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 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①

世界大地图向毛泽东昭示了世界的巨大，也引出了他的无限遐想。十九岁的他，从看世界地图联想到社会制度，联想到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的痛苦，并决心为全中国、全世界受痛苦的人求解放而奋斗终生。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坚定的决心！如何实现这么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抱负呢？青年毛泽东继续在书海里进行着更艰苦的探寻。正当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兴致勃勃地过着自修生活的时候，新的问

题发生了——是年腊月，毛泽东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回到家乡韶山欢度春节。父亲毛贻昌从儿子口中得知了他从省一中退学的事，十分生气。望子成龙的毛贻昌，见儿子既不进学校读书，又不谋职，认为是不走正道。他不能容忍儿子的这种自由行为，强令毛泽东一定要再去报考正规学校，说是如不听话， 要么就断绝他的生活来源，要么让他回家务农。

毛泽东拗不过父亲，新年刚过后，他又来到长沙城。元宵节的前夕，毛泽东前往符定一家给老师拜年，同时征询老师对报考哪类学校的看法。符定一认为毛泽东再不宜进中学就读，应该选择一所专门学校。这位毕业于北京师大的教育家，建议自己的学生也能像他一样，去报考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教师，走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的道路。毛泽东采纳了老师的建议。不久， 他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入了系统的求学生涯。

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定台的自学生活。但是，对这为时半年的自由读书经历，他始终念念不忘。解放后，他还以留恋的口吻对老同学周世钊谈起过这件事。他说：“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增长了知识，提高

① 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见《新苗》1958 年第 9 期。

了觉悟。”

毛泽东绝非夸大其词，这确是他“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说它“最有价值”，不只是因为无拘无束的自学，给毛泽东以博览群书的极好机会，而书本又给了这个中学生所需的丰富知识营养，使之茁壮成长成为“柱天大木”；更“有价值”的是，这次自学生活使毛泽东对书——这启开人类智慧之门的金钥匙，真正产生了极为浓烈的兴趣，而书本上的知识又给了一位政治家超越自我的睿智，超越时空的翅膀，超越国界的政治魅力。

的确，从那时开始，书本同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与书结伴， 永不满足地、不知疲倦地在知识的王国里探索着、追求着。

他酷爱读书。从定王台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那个藏书量很是可观的学校图书馆，成了他求知的第二课堂，每天午饭后和晚上熄灯前，只要图书馆开放，最后一排靠窗的那个坐位上，必定有他刻苦攻读的身影；在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期间，他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兼职图书管理员的便利条件，更是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他都千方百计设法找书读。书，是他一日不可缺少、较之其他物质享受更为重要的精神食粮。正如他自己曾说过的：“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所读之书范围极广，就像他的老师符定一先生教他的那样：不受“好

书”和“坏书”的框框限制，好书不迷信，“坏书”不排斥，既不管它是古今中外的，也无论它是政治、哲学或文化、历史的，还是经济和自然的，一概奉行“拿来主义”。他对学习“English”抱有浓厚兴趣，直至晚年还在“啃” 英语、日语；从后来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集》中不难看到，他对《美国全史》很喜欢读；他还嘱秘书找来《怎样认识世界》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他要看列宁的《做什么？》、《四月提纲》和《六朝之絮》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要看班固的《贾谊传》、《治安策》；他要胡乔木“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他将看到的好书，及时推荐给同事和他所亲近的人。要刘少奇看

《从猿到人》，“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给我。”；那本家喻户晓的不朽之作《红楼梦》，他也嘱咐少林寺和尚出身的大将许世友“至少看五遍”；他要长子毛岸英看“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历史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对于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从中央到省市地县四级党委委员“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

毛泽东不仅爱读书，他还极爱藏书。凡是参观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一个巨人生活过的“书的天地”。“菊香书屋”

——这座十八世纪中国宫廷建筑的四合院，飞檐走厦，青砖灰瓦，建筑风格很是古朴。它面临碧波涟漪、岸柳依依的南海，毗邻假山叠翠、溪流潺潺的静谷。庭院内老槐苍柏，鸟语啾啾，环境十分幽静。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运筹决策过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接见过来自五大洲的许多国家的元首、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学者；邀请过国内不少民主人士、教授、专家等，或商谈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大计，或讨论诗书，交流常识。总之，这里是世界瞩目的地方，它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联系着世界的风云。然而，这里触目所及的几乎全部都是书，又

分明告诉人们：这座原名就叫“菊香书屋”的房子，名副其实地是一所书屋

——一所第一流学者的书房。

一走进故居的第一排房间名叫松寿斋，里面并排分列着三十六个高大的木书橱，是毛泽东的藏书处。东厢房原是毛泽东办公的地方，但据说他并不常去，现在这里陈列着他生前阅读批注过的各种书籍和他亲笔修改过的文件的复制品。西厢房的中间安放着一张乒乓球台，毛泽东有时和工作人员一起打打球，作为一种休息和锻炼。左右两间和北房的左间，也都摆放着满橱满架的书。北房的中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右间是卧室。起居室里除了一张吃饭的方桌和几张沙发外，三面靠墙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架，沙发之间的茶几上叠放着徐悲鸿等人的画册，宋高宗赵构等人的草书字贴等。卧室里除了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只藤椅和一张大的木板床外，环绕四壁的仍是书橱和书架， 里面放置的是他经常阅读的马列著作。各种学术专著和线装古籍。桌子上放有夹着书签，折着书角的书籍、工具书、报刊、文件。就连睡觉的床上，一半也被码起半尺高的各种书籍占据着，这一奇特现象，是毛泽东为适应睡前醒后，一翻身就能随手拿到所需要的书读，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与书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卧室里的起居用物。作为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对中国人民建有特殊功勋的毛泽东，他的生活是极为简朴的。居室里既无一件考究的家具，也无一件名贵的摆设，身上穿过的衬衣、睡衣打着补丁，脚上的皮鞋、拖鞋磨烂了后跟，有着破洞的枕席，洗出窟窿的毛巾，卷了毛的牙刷⋯⋯ 这一切，真实地为后人揭开了这位伟人生前的精神世界和业余活动的神秘帷幕。

面对毛泽东故居的“书山书海”，笔者似乎悟出：这位大国的领袖虽贫俭却最富有——他拥有的最大财富是书！我突然产生这样的猜想：他是不是从定王台第一次看到那数不尽的藏书起，就萌发了要聚集这笔巨大财富的念头呢？他是不是从那时起，就抱定了读绝天下诗书、穷尽世上学问的宏愿呢？是这样的吗？——是的！早在一师读书时，作为穷书生的他，从牙缝里

省下几个钱，跑到折旧书店里买下许多“对折处理”的书籍，阅读，收藏了“好几大网篮”，可惜，在 1928 年被何健的匪兵全部焚毁。后来，他做了“红色的山帅”，从土豪劣绅手上“抢”来不少书，又在长征的万里征程中遗失殆尽。到了陕北以后，他通过“国统区”工作的同志购置了一批各类书籍， 可在 1947 年延安战略撤退时，不得不掩埋黄土之下，后来找不到去向；只有少数舍不得丢下的，由战士们分散携带转移，最后带到北京。这些书，几经战火，染满征尘，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全国解放后，他对自己最大的关注是买书。故居的藏书，大多数是解放后根据他提出的要求，购置充实起来的。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包括经、史、子、集线装古籍和中外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各门类的主要图书，基本完备，达数万册之多。这些藏书，大体可以反映毛泽东读书的博览广收和兴趣所在。书，浩如烟海的书籍，如同忠实的朋友，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书，古今中外的书籍，同他的伟大实践一样，给了他无穷的力量，给了他不尽的智慧，也为他的政治生命涂上了绚丽的色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无论是党内同志还是党外人士，凡是和毛泽东有过接触，读过他的著作，听过他的谈话，都无不为他的博学强记产生难忘的印象。尤其是那许多来访的国际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杰

出的外交家、军事家，世界驰名的科学家，几乎都一致公认：毛泽东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政治家，并为此而赞叹不绝，钦佩不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 “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英国前首相希思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 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出发来考虑问题。”法国前驻中国大使马纳克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在许多方面都是知识渊博的，包括历史、社会学、农业、工业⋯⋯毛泽东对法国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十九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部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美藉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在和毛泽东会见后说：“我们的谈话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他告诉我，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曾推测过物质的结构， 他还引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我很乐于了解这些著作，因为我原先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颇有影响的学者、《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

听了上述评价，读者诸君或许能够原有笔者说了这么一通“题外话”吧？ 或许能将那个中南海内嗜书如命的政治家毛泽东与当年定王台下那个青年自学者毛泽东联系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