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 读译著慕名师

1918 年夏天的北京之行，对于毛泽东来说，收获是巨大的。

在千年故都北京城，毛泽东不仅认识了李大钊这位思想导师，初识了马列主义，思想上发生了飞跃；而且还结识了像蔡元培这样一位学界泰斗。

毛泽东第一次拜会蔡元培，是在 9 月初的一天。那次，他和新民学会会员、学友萧子■一道，持着蔡元培的好友杨昌济先生的名帖，找到北京大学校长室。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他十分仰慕的大学问家，而蔡元培也头一回认识了毛泽东这个北大“未注册的旁听学生”。从此，他们之间的师生交往便从这里起步⋯⋯

毛泽东最初知道蔡元培的名字，是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说来很巧，也是由于他素来崇敬的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他才得以同蔡元培神交的。

的确，要研究蔡元培与毛泽东的关系，应先从蔡元培同杨昌济的关系说起。

早年的杨昌济，得中秀才后，在乡间教书。 1902 年，蔡元培在上海主持中国教育会，杨即开始和蔡联系。次年，杨昌济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及高等师范学校；后往英国，入苏格兰勒伯丁大学；学成后，又去德国考察教育。

杨昌济在苏格兰时，其族孙杨笃生、同乡章士钊均在该处。此时，蔡元培亦在德国攻读。杨笃生是蔡试制炸弹共图革命时的战友，章士钊是蔡主持的爱国学社的社员；同时，蔡元培与杨昌济既是研究伦理学和哲学的同道，又同在西欧留学，交流较便。这些因素，促使他们两人交往颇多，友情日进。

辛亥革命后，杨昌济归国，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在一师的学生中，他特别赏识毛泽东，称之为“海内人材，前程远大”。毛泽东更是格外敬佩杨先生的人品学识，常到“板仓杨寓”聆取教诲。在交谈学问时，杨昌济常向学生提起他的好友蔡元培，言语之中，流露出对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的敬重。这自然也影响到毛泽东，习惯于寻师求学的他，大概从这时就打定主意，将来有机会，一定要亲自拜访蔡元培这位名师。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讲授伦理学、哲学等课程，极力推介蔡元培的译著，并把蔡翻译的德国康德派哲学家鲍尔生原著的《伦理学原理》定为教科书。当时，多数同学对这门学科不感兴趣，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毛泽东早年读过的书，多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孟儒学，

《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还有主张平等、博爱的佛学，《盛世危言》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近代思潮；当他在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冯桂芬的著作中乐而忘返的同时，又沉浸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中；在崇拜康梁时，也开始研究孙中山的政治理论。在此之前，毛泽东还没有接触过西方哲学，一旦当他得到《伦理学原理》这本教科书时，便爱不释手，反复研读。

毛泽东精读了这本蔡译《伦理学原理》，并用毛笔小楷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和提示，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

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批语还不完全都是正确的，但由于受书中“心物二元论”的深刻启迪，它又处处充满着毛泽东追求真理和立志改造国家社会的精神，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观点。

受译著的影响，毛泽东开始重视“个人价值”，强调个性解放。他称道：

“崇尚个性，泡尔生之好主张也。”认为“个人”在宇宙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正因为“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 而存，既然“我”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所以“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在这里，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及近代注重“个体”的思潮对他的影响，但毛泽东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闪烁着个性解放的光辉。他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有神乎？”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注重个体的地位和价值出发，发出了“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的疾呼。这种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性的束缚的思想，无疑富有时代的特征。

由译著所昭示，毛泽东主张涤旧染新，彻底改造国家社会。过去，“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自从掌握了哲学思想后，“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为德意志也，无忧也。”那么，如何去进行这种变革呢？“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因此，主张“时时涤旧，染而新之”。当原书说到社会上存在着阻碍革新，以过去压现在的情况时，批语写道：“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并进一步指出：“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他认为要改造国家社会，必须有革命真理来指导。“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力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受译著的启迪，毛泽东初步掌握了辩证法，并开始运用辩证思维的武器。在论及自然和人的关系时，批语指出：“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于自然。”在论及人的认识源泉时，他写道：“美学未成立之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之前，早已人人有道德。”“知圣人者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不可信也。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在论及社会变革中乱与治的关系时，他说：“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亦自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材辈出，令人喜读。”辩证思维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分析问题和观察人生、社会中曾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极端的观点都在辩证地分析向题的过程中克服了。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与他的现实主义主张相结合，其实已昭示了毛泽东以后的思想历程的必然性。当然，批注中所反映的辩证法还具有十分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没有摆脱庄周“齐万物，一生死”的中国古代辩证思想中片面夸大事物的同一性，而相对忽视事物差异性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青年学生有如此独立的思辩能力，并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实属不易。至今读来，仍令人钦佩。

通过读《伦理学原理》这本书，毛泽东深受启发，获益颇多。在他看来，鲍尔生对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精辟的见解，实在不容易。可是，蔡元培能准确把握原著的思想内容，用流畅的笔法将它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更是殊为难得。几十年后，他对自己早年阅读这部蔡译《伦理学原理》的事，仍然记忆犹新，先后多次向友人提起这件在他读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言语当中流露出对蔡元培这位哲学启蒙老师的怀念之情。

解放以后，当昔日一师的同学杨韶华托周世钊将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给主人时，毛泽东说：“我当时喜欢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他还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①

毛泽东是个喜欢怀旧而又极讲感情的人，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位早期哲学的拓荒者和他早年无比倾慕的名师，他怎么能不念念不忘呢？

① 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新苗》1958 年第 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