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 推荐“三本书”

“五四”运动在湖南的直接继续，是驱逐在湖南施行残暴统治的北洋军阀张敬尧出湘的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不畏强暴，敢于“秀才造反”。为了推进“驱张”运动，毛泽东作为青年教师的代表和一百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团长，率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他自 1919 年 12 月中旬到达北京，到次年的 4 月离京赴沪，在北京城逗留了四五个月的时光。

这次再到北京，毛泽东感到与春天离开这里时的情形大不一样了。那时的北京，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正处在一个新与旧、进步与反动斗争激化的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北洋军阀的血腥统治，使得中国社会更加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民族的危机和国内社会的矛盾益加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进步的因素：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

动的兴起，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革命的新兴力量正在谋求着救国救民的新路。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政治大搏斗。而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则处在斗争的旋涡之中。就像一名快要生产的孕妇，于阵痛中扭动着她那笨重的躯体，痛苦地呻吟着

⋯⋯一转眼，大半年匆匆地过去了。时代在发生巨变，政治形势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时，经过“五四”运动战斗洗礼的古都，面貌已是焕然一新。

如今，这里的政治空气极为活跃，十月革命的影响更加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日趋广泛。这年 7 月，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

宣言，声明废除沙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它突破了中国反动政府的严密封锁，公布出来了。各界人士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全国三十一个社会团体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谢电；《天问》周刊发表文章，

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应“和俄国农民、工人阶级、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奋战，先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的强权”。报纸

杂志上，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有些进步报刊还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以及一些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成立，从而形成了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热潮。

国家的政治局势发展变化如此之快，那么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又是怎样的呢？上次来京，他通过李大刽和《新青年》，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接触和了解，但同时仍“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这时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处于“正在寻找出路”的阶段。可出路又到底在哪里呢？就在今年春夏之交，他创办《湘江评论》时，还坚信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和乐亲善”、“共臻盛世”的美好理想，还不同意马克思提出的“激烈的”暴力革命，而赞同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的非暴力办法。然而，无论是“忠告运动”也好，“呼声革命”也好，却是处处碰壁。原以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地飞跑”，但是，在张敬尧这样的“奸人”面前，忠告和呼声又顶什么用呢？他没“抖”也没“跑”，而是凭着军警和刺刀，硬是查封了只出了五期的《湘江评论》，宣布解散了成立不久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

苦苦地思考着、鉴别着、探索着⋯⋯过去一年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不能不重新检查自己的信仰。他决心要对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种种主义、种种学说作一番重新研究，认真比较，以求寻得改革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并总结和清算自己的思想，确立自己的信仰。

想到这里，毛泽东不由得又联想到他十分崇敬的李大钊先生，正是第一次来京期间和他一起工作，在他身边耳濡目染，毛泽东才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念。眼下，自己的思想正需要人驱云拨雾，还得要依靠这位良师的指点。

于是，毛泽东在故宫西边的北长街九十九号，租用了一个叫“福佑寺” 的喇叭庙，将它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刚刚安顿下来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赶往北京大学，去看望他的思想导师李大钊。

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持了他这位来自湖南的“学生领袖”。在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内，毛泽东向李大钊介绍自春天离别以后，他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情的进展，《湘江评论》的创办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情况。李大钊认真地听毛泽东的情况介绍后，就宣传刊物的创办和驱张运动谈了自己的意见。接着，李大钊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英国柯卡普著、辟司增订的《社会主义史》等。正是受上述三本书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才促成毛泽东下决心确定政治方向——决心走俄国人的路，接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到这次李大钊向他推荐“三本书”的情况：“记得我在 1920 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还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自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又连续几次到李大钊那里，同他进行更为深入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在交谈中，李大钊常常论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道路，苏俄国内的现实情况，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伯恩斯坦的第二国际的垮台，列宁组织的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途等重大政治思想课题。毛泽东听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为了加深对俄国的了解，毛泽东好几次还专门找李大钊商谈组织赴俄勤工俭学的问题。显然，这就是受李大钊的影响，表明他对十月革命故乡的十分向往。 1920 年 2 月，毛泽东在给友人陶毅的信中说：“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

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后来，他果真在长沙发起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认为“俄国学术精神不可不研究”。这时的毛泽东，已感到赴俄学习要比赴法学习迫切得多了。他和李大钊都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到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以改造和拯救腐败无能的中国。

新民学会派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主要任务本来是从事驱张活动。可是“五四”运动后的北京，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色彩缤纷的世界。通过李大钊等人的启发，他发现还有更多更大的问题需要关心。如： “驱逐了一个军阀张敬尧出湖南，还有大量军阀统治整个国家：政府的腐败无能；凡尔赛会后全球形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引起的反响；“五四”主题的回落等等，都是亟待探讨和关心的事。他觉得深入这些事中，来寻找救国的真理，才符合他的性格，符合他的口味。

1920 年 4 月，毛泽东在北京工作、学习了不到半年，即将离京赴沪。临行前，李大钊对毛泽东说，你不妨再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独到的见解。5 月 5 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后，遵照李大钊的嘱咐，多次会晤陈独秀，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通过陈独秀的进一步影响，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恩主义思想、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路上，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第二次北京之行，特别是和李大钊的进步一接独，是毛泽东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根本转变过程中的一什大事，它确定了毛泽东日后的发展方向，对他来说是成败攸关的一步。当然，这仅仅是个决定性的起点，绝不是思想发展的终结。他将按照自己在学生时代养成的绝不盲从的习惯，在通向真理的路上不断探索着，努力向前攀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