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师风，仰之弥高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当中，黎锦熙的学识和人品，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因之，黎先生在治学和做人方面，曾给早期毛泽东以重大影响。毛泽东1920 年 6 月 7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称赞他“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就是兼指这位良师的品行、才学和思想见解而言的。

对于黎锦熙的风范，他的“老学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大客座教授梁若容先生，曾作过这样的描述：“黎先生温文尔雅，从无疾言遽色，永远使人感到春风化雨的浸润。他说话慢而有条理有力量，作事稳扎稳打，动必有功，处必能久。他是学人而兼事业家，能知人能组织团体，以群策群力，在平地起楼台，在无可为处找出路。在基本修养上，斡旋气运，“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不矜才不使气，在拈花微笑里，点化群伦；在机锋棒喝里，旋转乾坤；是张子房、李邺侯的化身，有王阳明、程明道的力量。具体说，他没有不能适应的时候，没有不能消化的饮食，没有不能合作的人员，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适应的环境。他所到处就有新学问，他所读书就有新见解，他所见人就有新用处。他能从朋友里找同志，从敌人里找朋友，所以他的天地永运是宽大的。用一副挽联说明他：

通天地人之谓学，离矜去躁，任重致远；

汇华洋印以成家，化雨春风，海晏河清。”①

纵观黎锦熙的一生，梁容若先生的话并非过誉之辞。作为一代名师，他的风范水存，仰之弥高。

黎锦熙很赞成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精神。作为师范学校的先生他收入不薄，虽无恒产，但是几乎从无窘困之忧，可仍以“吃得菜根百事可做” 自励，从不“暴珍天物”，奢侈浪费。衣服破了，不喜欢换新的，却要补了再穿，说旧衣服舒适。仙从不喜欢奢华靡费，却也不悭吝小气，除了众多弟妹常得到他的资助外，其他亲友、学生、凡是贫寒求助的，他莫不援之以手。他常说：“钱财是身外物，不可不重，亦不可太重。”他喜欢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常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思。他曾经对毛泽东讲，刻苦俭朴的生活，能够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人不畏芳苦、战胜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成大器者不可缺少的。

黎锦熙的这些品质，对学生具有很深影响。尤其是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身上反映得更明显些。至今仍陈列在湖南一师“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的《讲堂录》里，便写有这样一些富有哲理的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便是毛泽东当年在一师听黎先生讲课时记下来的偶感。

以老师作榜样，毛泽东从来不乱花一文钱。在长沙读书期间，总共用了160 块钱，其中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也多是买了书籍和杂志。在长达五年半的师范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唯一例外的是到长沙火宫殿买过臭豆腐。这件事给他印象很深。解放后到湖南时还专门点名要火宫殿的臭豆腐吃，并风趣他说：“火宫殿的臭豆腐很好吃，它有三个特点：闻着很臭，看着很脏，吃着很香！”学校的星期天，照例放假。学生外出办事回来赶不上开饭时间的，按规定可以补助误餐。一般同学不愿吃剩菜剩饭，常常是几个人邀约一起炒菜热饭，然后再

① 《黎锦熙先生与国语运动》，《湘潭文史》第五辑。

吃。而毛泽东却例外，他总是打点冷饭冷莱，单坐一桌，悄悄吃罢后就去读书或找老师求教去了。

毛泽东的衣著朴素也是出了名的。初入师范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唯一的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是那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穿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常跟他开玩笑说：“毛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

①

那个时代的先生，大都受封建思想观念影响较深，多以衣帽取人，对那些衣衫寒酸、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常常冷眼相看。黎锦熙则不然，不仅未因毛泽东的艰苦朴素而瞧不起他，相反更看重他——主动摒弃师生的等级之别，将毛泽东引以为最知己的朋友。

黎锦熙博学多闻，满腹经纶，但他向来不以学者自居，而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因人施教。他常勉励学生说：“不怕不宽宏，就怕不笼统；不怕不聪明，就怕不宽容；不怕不用功，就怕乱翻动；不怕不奋发，就怕如炮炸；不怕胆不大，就怕少规划。”①这种深入浅出饱含哲理的教导，使不少学生受到启发和鼓舞，向着知识的高峰奋力攀登。他不只对学生期望殷切，而是真诚地关怀学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在各方面得到过他的热忱帮助，而在学问和做人上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黎锦熙执教不愿囫囿于旧的章程，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他毕业于师范学校，立志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不仅是热心，而是非常忠心，特别是对教材、教法，反复实践、研究，不愿沿袭旧法，而想尽办法要闯出一条让学生易学易懂易用的事半功倍的新路子。利用图表法进行教学，便是他勇于探索的鲜明一例。

他教历史课，把历史年代、人事、事件、历史地位和贡献等，用图表法加以排列，学生不用老师多费口舌，便可以把某个纷繁的历史问题搞清楚，在头脑中留下具体深刻的印象。他不满于当时国文教学的老套套——老师逐字逐句讲解，朗读或让学生背诵，加上几句评论。认为这样学生得不到全面的、明确的印象，含糊笼统，收效不大。他主张按照语法规则，用图解的方式，把文言文画出图解，在旁边标出各段大意及其相互关系，并顺便指出文艺技巧修辞等特点。学生掌握了语法基本知识之后，对着图解，一望而知句、段、全文的语法构造和意义。他把这些想法告诉好友袁仲谦，并做通比较保守的袁先生的工作，让袁在他任教的第八班试行，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后来，黎锦熙到大学任教，他更是在教学中广泛运用图表法。如讲音韵学，无论古音、今音都要画元音舌位图和其他表格来说明发音的部位、方法及舌的高下前后，加强学生的印象；讲国语教学法，就画了著名的《汉语方言十二系区域图》；讲语言学概要，就印发《世界语言发达图》；讲读书指导课，他编过一本“增码补注《书目答问》”，他按当时通行的“图书分类法”把《书目答问》中的每一部分都编了书号，按这

① 见《毛泽东成长的道路》，第 79 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① 孙毓蘋：《著作等身》，《湘潭文史》第五辑，第 26 页。

个书号到图书馆很容易就能借阅这部书。他还发表过一本《学术业务类码表》，几乎把图书资料以致书信往来都分类排了号码，他就是利用这种业务分类标码的方法，十分有条理的保存了大量的各种资料，其中许多已成为极为宝贵的文史资料。黎锦熙的图样法、纲目排列法，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早年在一师读书时，他运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别的同学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他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以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图样领导艺术。大到中国革命或建设的总体构想（总图样），小到对中国革命或建设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规划和设计（分图样），毛泽东总是事先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来，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和论证后，才形成决议和文件。这种具体多样、缜密精妙的“图样法”，成为他成功地、卓有成效地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也因善于绘制出众多极其成功的精美图祥而著称于世。

在治学上，黎锦熙生平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当中“恒” 字更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他从青年时代就认定这两个字缺一不可，并且一生身体力行。“认真”是他做学问的主要特点，生平最反对“拆烂污”。他自己的日记，一记就是七十多年，从未间断；搞语言，一搞也是七十多年，全力以赴；办教育更是这样，二十一岁从湖南优级师范毕业后开始做教育工作，一做几乎又是七十年。恒心、毅力，加上科学精神和注重实践，不断前进，就是他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几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有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著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黎锦熙虽然关心政治，同情革命，绝非闭门教书、不更时事的“桃花源中人”。但是，他甘于澹泊，不慕虚荣，不愿把宝贵的时光花在政治活动上。对于做官、当头头，一向不感兴趣，甚至到了头上的“官”也不愿接受，更不用说去勾心斗角、拉关系、钻营取巧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他为西北师院院长，他呆在重庆，始终没有到任。解放后，有几次出任某校某馆领导职务的机会，他都婉言辞谢，推荐别人担任。看到有的人不干自己的正事，而喜欢出入会议厅，来往飞机场，他深有感慨地说；“他们乐此不疲，夫我则不暇！”他常常把一些整天东游西逛、混日子、不干事的人叫做“等死”！而他，则永远沉潜在他认为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中。

那么，他干些什么呢？——当然，主要是做学问、写专著。他的研究成果，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更深夜静、独树一灯干到天亮的

结晶。

他一生孜孜不倦，研究文字学，自得其乐。他说：“新文化运动的文学与史学，是离不开文字学的基础的，这是发源。中国繁难的语言文字学不搞好，文学史学等文化的发展就会受影响。”他还说：“这门科学，现在很少有人搞，我宁愿做一头牛，耕别人不暇后顾的这块荒地。”①他一生对文字学执着的追求，上面这段话，就是最恰当的写照。他自称为牛，几十年中也确像牛一样稳健，像牛一样踏实，在坚持搞文字学这漫长的一生中，走到了尽头。从最初的倡导、组织到规定标准音、标准语，制订符号、音标；从注音

① 贺澹江：《忆黎锦熙先生》，《文化史料》第五期。

字母、注音符号到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从南北协议定音，而京音、京语到普通话；从拼音方法上的“三拼”到“双拼”等等；他是无役不从。或主持，或参与，无不殚思竭虑，实际调查，采择众议，审古酌今，而后独出心裁，不断地加以修订、改进，务期既合于音理，又便于实用，尽善尽美而后己。

黎锦熙学识渊博，著述等身，对多学科领域均有精湛的造诣。他出版了很多关于文字改革的著作，如《国语新文字论》、《新著国语文法》、《文字改革论丛》，其中《新著国语文法》一书，迄今为止已先后印行二十六版之多。我国当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吕叔湘对《新著国语文法》极推崇，他有一首诗曰：“《国语文法》推新著，吾辈数人定《国罗》。更有桃李满宇内，天南海北播弦歌。”王力先生也有一首诗：“酒阑夜永数人名，巨制宏文次第成，眉叔高才石寿，鲰生倾羡有余情。”叶圣陶先生也有颂扬他治学精神的诗：“难忘前岁访先生，列桌摊书真若城。高论滔滔笔在手，著书到老我心倾。”的确，黎锦熙在他漫长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工作中，除对语言学有独特贡献外，在音韵学、文字学、辞书学、方志学、目录学、文学、史地、教育、哲学、佛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建树和丰富的著述。据粗略统计，他毕生所著已发表和出版的约四百余种。似这样的丰硕成果，怎不教老教育家圣陶老“倾心”呢！

他不只是著名的学者，同时又是诗人，著有《邵西诗存》；他又不只是诗人，还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他留在人间的翰墨真迹，笔力遒劲秀拔，颜筋柳骨，人们把它视之为无价之宝。

黎锦熙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在他的人生简历上，赫然写着：早年，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员，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师大、北

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西北临大（联大）主任教授、西北师院教授、教务主任、院长及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续任北京师大教授、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一、二、五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届代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

观其一生，盖棺定论，无论是治学还是立身，他都堪称一代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