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的“实权派人物”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中，有一位可与徐特立，杨昌济齐名的“宿儒”，他同青年毛泽东之间，可谓是一对“特殊师生”，两人交往甚密，情谊笃深，相互影响，互为导师，教学相长，风仪师友，堪称学界典范！他后来成为我党早期领导骨干，曾为建立革命武装和开创红色根据地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的名字已被载入《中国近现代名人录》，成为名垂青史的著名人物。

他，便是德高望重的曾为湖南第一师范学监主任的方维夏。

方维夏，号竹雅，生于 1879 年，年长毛泽东十四岁，湖南平江人氏。他

于 1906 年 9 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简易科毕业，随

后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 1909 年毕业于优级师范，又东渡日本留学。1911

年学成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在母校第一师范任博物、农业科教员； 1916

年，孔昭绶第二次担任一师校长时，被聘为学监、学监主任，直至 1920 年高校出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

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记载：方维夏在第一师范担任了五年之外的学监主任，其地位和作用仅次于校长孔昭绶，是公认的“实权派人物”。这一点从当时一师制定的《学监工作细则》便可略见一班。《细则》明确地规定了学监主任的职务权限：一是与校长商定的事项，如“重要规则之制定、改废及设备编制之现划；学生操行、学业、身体、成绩之核定，甲等乙等赏罚之处理；学生重要请愿之处理，学生一周以上请假之准驳：学生用品发给之限量及教本之更易；学年历及教授细目之编制；暂行规则、命令之发布；教育实习事项之支配；教员请代之商榷”①。等等。二是学监的本职权限，如“教夕点名，查察上课、实习及整洁各事项；监察考试及朝会、课间操；报告教员缺席或补课等，并撰拟询告教员函件，判定学生操行成绩；各种成绩分数之核算；执行各室及各场所之规则：丙等丁等赏罚之处理；学生请给暂假之准驳；学生次要事项请愿之处理；检查体格；督促学生课外运动、劳动、实习及学友会等之活动；办理招考、毕业、旅行、运动及各种集会议式事项；处理临时发生之事项“等十四项②方维夏切实履行校方赋予的上述这些职责，以民主科学精神教育管理学生，开展各项校务活动，为一师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

方维夏为人公正，品德高尚，在第一师范及至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师任教期间即被选为省现补议员，后被选为省议员。他痛恨反动军阀的独裁统治，拥护孙中山的主张， 1915 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封建帝制，他参加徐特立、黎锦熙等教师的斗争行列，打击湖南教育界“筹安会”帝制派中的叶德辉、廖名缙等一伙人，而赞成“西南派”的谭延。他在议会的激进言行，常常遭到守旧议员的反对和讥讽，但他始终坚持正义，刚直不阿。

方维夏的正直无私，还体现在对学生的爱护上，1915 年上学期，第一师范的学生为反对湖南教育当局要增收师范生的学杂费，发生了罢课和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在这次事件中，毛泽东曾起草了一份反对张干的《宣言》。事后，校方决定开除十七名为首的“闹事”学生，毛泽东也在被开除之列。当时，已是学监的方维夏，并不为维护校方的尊严而牺牲学生的利益和前程，而是站在进步学生一边，联络一师资深教师徐待立、杨昌济、袁仲谦、王季

① 参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41 页。

② 参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43 页。

范诸先生，据理力争，才使毛泽东等学生免于开除出校。

校长孔昭绶极为钦佩方维夏这位德高望重的学监主任，他当时身体羸弱多病，便授命方维夏全权主持学校教务工作。据一师校志载，在他俩共事的几年间，不仅政治主张，办学思想趋于一致，而且个人感情与工作配合也十分融洽和默契。 1920 年，方维夏离开一师到省教育司任职时，孔昭绶依依不舍，极力挽留。现今的一师校史陈列室，还保存着当年他们挽留和告别的唱和诗。孔昭绶的诗，名为《留别方君》，诗云：

好风吹我到瀛洲，一舸如君又壮游。寄语神山旧仙侣，故人无恙水天秋。卷云亭峙妙高峰，独立苍茫听晚钟。

何时一樽共明月，与君重破白云封。方维夏回赠《竹雅见和》。频思浪迹到瀛洲，系舸南风且卧游。

从此三山寻旧侣，技螯共醉菊花秋。茂时携杖祝融峰，同叩秋风晚寺钟。

料得芷兰生意满，名山定有五云封。对于方维夏这么一位有名望的先生，极力探求真才实学的青年学于毛泽东，自然是推崇备至的，这便成为他在五年的师范学习生活中虚心求教于方维夏，并建立深厚师生友谊的感情基石。

“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方维夏最初认识毛泽东，是在 1914年的春季。

还是两年前的 1912 年夏，方维夏从日本学成回国。是年秋天，即被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曾沛霖聘请为该校教员，教授农业、博物学科。后来，毛泽东随第四师范的师生一起并入一师，方维夏刚好是他所在的本科一部八班的任课教师。

开始，方维夏与毛泽东的交往并不太深。他只知道，这个坐在倒数第二排、个头比一般人高大的学生，名叫毛泽东，来自湘潭农村，是本校学监王季范的表弟。毛泽东给他最初的印象是性格比较沉静，上课一般不肯轻易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对农业、博物课学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业实习课兴趣很浓，对农作物的种植、中耕、灌溉、施肥等，样样都很在行。后来，他和挚友杨昌济、黎锦熙等在“李氏竽园”组织了长沙宏文编译社，毛泽东偕蔡和森、陈昌等常去该社，或参加哲学学习研究，请教读书方法，或谈论时事政治，互观日记心得，交往日益加深。尤其是担任毛泽东修身、国文课的杨昌济、袁仲谦，常向他提起毛泽东刻苦求知的事情，夸奖自己的得意门生是“异材”、“伟器”，这更引起了他对毛泽东的格外关注。教学和求知这根纽带，终于把这对“特殊师生”的人生历程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方维夏在日本留学三年，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思想的熏陶。在教学中，他反对旧式学堂普遍存在的书本与实际脱节、课堂与社会隔绝的弊端，主张学以致用。当时，在一些教员当中“重文轻理”的观念很浓，大都不愿意担任博物、农业、物理等“副课”的任课教师，而争着教授国文经学等主课。方维夏则不然，他认为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强调“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用”，“湘为农业省，宜重农业，而博物、手工为农业工作之导师”，故为必修之课①。

为了教好这些课程，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

① 参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15 页。

力。

他亲手拟定了博物科和农业科的《教授要旨》与《教授要项》，以体现“民本主义”的教育方针。他在《博物科要旨与要项》中写道：“博物要旨在习得天然物之知识，领会其中互相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系，并解悟高等小学校理科教授法。宜授以重要植、动、矿物及标本之采集制作法，人身生理卫生之大要，并教授法与教授时必须之实验。⋯⋯总的要求：博物课，室内教授与野外教授并重，注重本国及乡土之产物；重实验，多备标本、模型并研究标本简单制造法，或今学生自行采制；添置学生用之解剖器，注意应用并须与农学相联络；使知动、植、矿三界相互之关系并说明其利害，唤起哲学上的意味，以增加其研究心；⋯⋯”①在《农业科要旨与要项》中，方维夏进一步指出：“农业要旨在习得农业之知识技能，以养成农作之趣味，勤劳之习惯，⋯⋯其要项：注重应用，须理论与实习并行，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而引其趣味；地方作物及农产制造物，乡土之气候、土壤、肥料等，应详加讲授；关于博物学、理化学，宜随时证明之，俾知应用而资联络：注意本国最近农业经济之状况；实习时，须会填写日志，养成观察精细、服务守秩序之习惯。”②

为使学生对博物一科发生趣味，他采取实地教学的方法，经常带领学生去岳麓山和妙高峰采集各种植物标本，现场讲授。在他的极积建议和筹划下，一师开辟了“学校园”，以此激发学生对农业科的学习积极性。“学校园” 由实习农场与学级园两部分组成。他亲自组织数百名学生将校门口的旧操场开辟为毕业班实习农场，场内中央为花坛，四周为果树畦，花坛与果树畦之间的地段为作物畦，种植各种粮食作物

与时令瓜菜。同时辟校园内各坪及后山空地为肄业班学级园。学级园计有花卉区三个，内分海棠区、芙蓉区、木犀区、葡萄区、石榴区、菊区、杂卉区；果树区三个，内分梅区、桃区、李区、梨区、苹果区、樱桃区、枇杷区、柑桔区、柿树区，其中桃、李、杏、梨、樱桃是方维夏托人从日本移植来的品种；蔬菜区三个，种植各种时令瓜菜。谷菽区二个，种植豆、麦、甘著、马铃薯之类；桑树区一个，实习接桑；标本区一个，种植蓼蓝、甘蔗、苎麻、三桠、茶等；还有一个由学校花工管理的公共苗圃。农场与学级园的各项收益，除酌提若干奖给工作人员外，其余均为“学校园”基金，用作资助教学活动。

实习园地建立起来以后，方维夏根据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势需要，全力抓好学生的农工商实习。农、工实习，自三年级起，按学生志愿，每周课外分别实习三小时。农场实习，包括粮食作物和时令蔬菜的种植，按各班各组划定区域，任耕种、栽培、除草、除虫、灌溉、施肥、管理、收获之责；工场实习，设有木工工场、金工工场、普通工场和印刷场，实习或分组或不分组，视工作品类繁简为准。商业实习，则由学校指派部分学生轮流进行，实习期六个月，旨在练习事务，注重职业，实践商业。通过上述实习活动，要求学生达到既学会各种生产技能，又熟悉各行各业管理方法的目的，从根本上除掉旧时代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毛病。

方维夏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不满当时南北军阀割据的混乱政

① 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28～29 页。

② 参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32 页。

局，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掌握到一身过硬的本领，以便将来能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他深知：温室里长不出栋梁材，鸡窝里养不出千里马，光靠课堂或“学校园”是学不到真东西、培养不出真人才的，必须让学生走出学校的” 小课堂”，投身社会的“大课堂”，“汗漫九垓，遍游四字，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方能获得真知识、增长真才干。他尤其对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优秀学生寄予厚望，常常教导他们：读书要面向社会，不但要啃死书本，还要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读书结合游历。他曾反复几次向毛泽东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时有个学者徐霞客，步行中国南部近十个省份，走了几年，历尽千辛万苦。到四川时，他的同伴因病逝世，他把同伴的棺柩送回家之后，又继续旅行。后来，他根据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写下了一本叫《徐霞客游记》的书，这本书成为研究中国地理的不朽之作。方维夏要自己的学生向古人学习，拿出徐霞客那样的毅力去求知。

方维夏的上述教育思想和教学方略，对志向远大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共鸣。他将平时听老师讲课的心得，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记入听课笔记本《讲堂录》：“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潮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1915 年 9 月 6 日，他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改革家王安石托古改制，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傲睨汉唐”，可谓是一个精深的学者。但他的变法为什么最终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皆因他“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①这个时期的毛泽东，通过方维夏的教育和引导，以及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之后，已开始认识到“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犹鸿沟之分东西”，决心走向社会这所永久的大学校，了解社会，“读”懂社会这部大书。

试行“游学”

在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陈列室，有一幅《毛泽东一九一七年署假“游学”路线图》，格外引人注目。透过这幅图，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当年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取真知的那种独树一帜的治学风格，仿佛看到青年学生毛泽东千里跋涉五县城乡，实地考察社会现状的飒爽英姿！

但是，掩藏在这历史画卷后面的许多情况，却是鲜为人知的。如果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便会发现：毛泽东注重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这一优良学风的培养与形成，无疑是得益于他的老师们。作为毛泽东农业、博物教员的方维夏，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

的确，在当时那种旧的教育体制下，要想真正推广旅行游学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必须先突破旧学制的桎梏。为实现自己的教育构想，方维夏在第一师范首创了“修学旅行”的教学模式，以“校章”的形式对学生提出节假日作旅行调查的各种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修学旅行”的推行。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志记载，由方维夏亲自制定的《校章纪》第十一节“修学旅行” 对学生进行假期旅行调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第三百九十二条写道：“本

① 1915 年 9 月 6 日致萧子升的信。

校学生每学期修学旅行一次，或全体或分级分班，临时定之”。为了防止这一活动流于形式，校章中还具体提出了检查、考核及奖惩办法，比如统一印制：“教育及乡土情况调查表”，让学生如实依照旅行所见情形认真填写，然后呈交学校考查，通过评审决出优劣。故此，校章中有“本校遵照部令制定调查乡土各表分给学生，限于假期内实地调查照式填注，以期精确而裨实用。⋯⋯奖励方法，限入校时将各表册汇交事务室各职员，考查成绩评定等第，并择优揭示，或送杂志或汇编报告书。⋯⋯”。①等条款。

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方维夏就竭尽全力组织学生去尝试。大约就在这期间，报纸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两名青年学生徒步旅行全国，一直到达四川康定打箭炉，从而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方维夏及时利用这一契机，在同学们当中进行广泛宣传，鼓励大家向那两个青年学习，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他还特地把刊登有这则消息的《民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受鼓舞。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那样：“这件事给我很大鼓舞。我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②

毛泽东深受方维夏老师的影响，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修学旅行，这在当时的一师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对此，许多文章作了非常生动而又详尽的记述。

新民学会会员，我党早期领导人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对毛泽东热衷于修学旅行的事情有过一段专门的描写。他写道：

⋯⋯对于旅行游学，他（毛泽东）也有一种特别的爱好，读

书之外，很少坐着不动，总是到外面走一走。我没有看见他坐过车子，总是步行。⋯⋯

一次，他与毛泽东同志一起步行去韶山，走出长沙三、四十里的地方，很累了，就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毛泽东同志就与他谈家常，并当他的助手，帮助他锤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把草鞋锤平。我见他对打草鞋的工序很熟悉，便问：你会打草鞋？他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会打草鞋。在长沙，我陪他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块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他对此很感兴趣。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禹王是个劳动人民，毛泽东同志对他怀有好感。

对于湖南历史上先进人物的遗迹，我们常去访问。楚国屈原住过的玉笥山，汉朝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文学家、将军辛稼轩在长沙练兵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衡阳等地，我们都同去过。

此外，长沙郊区的妙高峰，相传太平天国肖朝贵攻打长沙时曾到过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古迹胜地，毛泽东同志也去看过。他曾对我说：我们这样走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我体会到，这不是旧知识分子的游山玩水，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向古代、前辈的英雄学习，吸取经验教训。⋯⋯①

毛泽东进行修学旅行，是由近而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在一师读

① 参见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文史资料。

② 《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27 页。

① 《峥嵘岁月》：回忆新民学会，第 8～9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书期间，类似的经历还有过多次。

1917 年 12 月，他到浏阳文家市铁路冲同学陈绍林家、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同学陈章甫家走访，和农民一道挑水种菜，了解情况。1918 年夏初，他与蔡和森一道到滨湖地区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经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而返，将沿途的见闻用生动通俗、幽默风趣的文字，写成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表。

毛泽东花费时间最长，旅行地域最广的一次“游学”活动，是在方维夏的具体安排和支持下进行的——

1917 年夏，学校放了暑假，同学们都纷纷离校。毛泽东没有回家，他打算去做一次长途修学旅行。当他把自己的想告诉给方维夏先生时，当即得到了老师的首肯。行前，方先生还特地向毛泽东交侍了旅行须注意的事项，并和他一起确定了旅行的线路，然后亲笔给沿途各县的劝学所、教育会写了介绍信，以备在旅行中遇到困难时应急之用。

七月中旬，毛泽东邀友人萧子升和同学萧蔚然一道，踏上了“游学”旅途。他们分文未带，只带有一把雨伞和一个装有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及笔墨盒的布包，从长沙楚怡小学到小西门渡湘江，换上草鞋，经白药铺，一直步行到达宁乡县县城。他们在一个同班同学家住了两宵，走访了当地的劝学所、玉潭高小及香山寺，还到宋家潭找老农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当他们又累又饿时，便写了一首诗送到当地一位老翰林的府上。诗曰：“翻山渡水访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婉转表达了自己的窘境和对老学者的尊敬。老翰林让家员把他们请进府内喝茶、吃饭，还一起讨论了经书，走时又送给他们四十枚铜元。沩山，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寺里香火旺盛。游沩山时，他们给寺庙赠送了一副对联，博得方丈的赞赏。在伪山寺，他们听方丈讲解佛经，并认真了解佛教徒的生活，还和方丈讨论了老子、庄子及佛家经典。

在宁乡，他们还特别访问了何叔衡的家乡。从宁乡县城经横山湾，步行一百多里到达杓子冲何家，受到热情的款待。在何家住了几天，参观了何家的猪圈、牛栏、菜园、稻田和山林，了解了何家的经济收支及家庭历史。经何叔衡介绍，毛泽东到一位贫苦农民家里进行了走访。主人以忧郁的心情告诉他：佃田要交倒“三七”的租，佃农不分白天黑夜、天晴天涩地下力气种地，终年劳累却不得温饱。听了主人的诉说、毛泽东的心情也像主人一样沉重。

告别何家后，他们经沙田到巷子口，在那里碰到一个姓王的老人，进行了一次极有意义的交谈。

老人说：“你们看上去决非乞丐，天这么热，为什么要以乞讨为生呢？” “我们的家境不太好”，毛泽东答道，“但我们想旅行，没得路费，只

得游学。”

老人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人往往是正直、诚实的人。只有那些当官的人最坏，多数为官之人都不正直、不廉洁。我在衙门做守卫，亲眼所见县太爷满脑子想的都是钱！他每审一个案子，给他钱多的一方照例打赢官司。这叫做堂堂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县太爷不怕被人告发吗？输官司的一方不能到省城告他一状吗？” “怕什么？他不会在乎的！”老人说，“在省城里打官司比在县里花销

更大，如果连行贿县官的钱都不够，哪有足够的钱去行贿省府里的大官呢？

在省城官司更没有打赢的希望了。官官相护，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这是什么世道哟！”毛泽东愤愤不平。

告别老翁后，毛泽东的心情更为沉重。一路上，与萧子升议论着社会不公的事。

他们三人离开宁乡，到达安化县的司徒铺，这时萧蔚然回家去了，毛泽东和萧子升两人继续经清塘铺、太平段、直奔县城梅城。

夜深人静，不名分文，因到县城路途太远，他们就宿在一条大河的沙滩上。毛泽东风趣地说：“河滩是床，蓝天是帐，星星作伴，月亮作灯！”还指着岸边的一棵老树说：“这是我们的衣架。”说着，将雨伞、布包挂在书枝上。

躺下不久，萧子升爬起来要到河底洗脚，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那绅士习惯啦！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呢。今晚试试不洗脚，能否睡得好。”第二天早晨，他们在途中一家小吃店吃饭时，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所遭

受的苦难，颇为同情。得知附近有一刘邦庙时，两人便对刘邦的评价问题展开了讨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来到了梅城。在梅城。毛泽东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观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并就地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走访了一户贫困农民。还到安化县劝业所拜访了安化饱学先生、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夏先生早年毕业于晚清两湖学院，学识渊博，专擅经电之学，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喜吟诗作对，心性高傲，一向拒游学先生于门外。毛泽东两次求见，均遭拒绝，但他并不灰心，第三次再度登门，夏先生只得开门相见。稍事寒暄以后，夏默庵挥毫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对子置于几上，以试探来人学问的深浅。毛泽东稍作沉吟，便以端庄秀丽的兰亭体在白宣纸上续了联： “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默庵见后，觉得对边胜过出边，还蕴含火辣辣的批评意味，自感弗如，不由衷心发出赞叹。随后，他留毛泽东和萧子升在家吃饭和住宿，并作了昼夜长谈。临行前，还赠送了八块银洋做盘缠。

在梅城，两人在街上买了纸，并将沿街的重要店铺名字诸如“鼎升泰”， “廉益吉”等抄了下来，然后把它写在纸上，送到各店赚回了一些钱，以济食宿。有了零花钱，他们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

几天以后，他们离开梅城，前往益阳县城。一路上，两人就连日来的所见所闻发表着各自的感慨，而讨论得最多的是中国的家庭制度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指摘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太重，人们因此而缺乏民族感情，在现阶段国家民族的利益应摆在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之上。萧子升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一个人面对有利于他的国家而有害于整个社会的行为时，他应该彻底将国家抛在一边。检验行为的最后标准是社会的最终之善。毛泽东则强调，一个好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因此人民有义务保卫国家。人民是国家的子民。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好的政府，人民就可甘心情愿为之服务。

到达益阳城后，他们从张贴在县城的一张介绍新任县长情况的告示中得知，县长张风夙原是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便决定前往政府去拜望这位师尊。他们身着旧短衫，脚穿草鞋来到县政府衙门，年轻的门房一见他们这身装束大喊“滚开！”，怎么也不让他们进去。无奈，他们就坐在大门口的石凳上，

大有一副不见一面不肯罢休的架势。后来，一位年长的门房进去通报，那年轻的门房对他吆喝：“你到县长那里讨个命令，把这两个叫花子捆起来，送到大牢里去蹲几天，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下次他们就不敢来捣乱了！”两人感到扫兴，只好离去。在去沅江的路上，毛泽东对萧子升说，这个年轻的门房固然可恶，但他的主子张县长可能更坏。门房不过是依令行事罢了，因为他说县长已明确吩咐不要穷人进县衙去。看来当过先生的张县长也是那种势利小人，人生的目标就是权势和金钱，他的脑瓜里不可能有高尚一点的思想。至于门房，我见过的许多人比他好得多，不过因人而异罢了。

当到达沅江县城时，那里正值洪水泛滥，于是两人决定返回长沙。在湘江渡船上，两人就这次游学作了一个总结，毛泽东说：“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彻底认识到我们的目标。”

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一千多里，是毛泽东早期学习生活中一次极具意义的活动。它使毛泽东深入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现实情况，在他的革命道路上产生过积极而深刻的作用。

当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带着仆仆风尘和泥土的芬芳，回到了学校。方维夏看着学生那被骄阳晒得黝黑的脸庞，翻阅着他带回的那几大本详细记载着五县农村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和社会情况的日记，不禁露出了欣慰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