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的“政见”

经贺岚光老师热心推荐，毛泽东顺利地进入了湘乡驻省中学，“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学生”。①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当毛泽东初到繁华大都市的热情尚未消退时，各种规模的反清秘密起义正此起彼伏，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一个风云激荡的长沙，向毛泽东张开了它的那双巨臂，欢迎这位勇敢的“弄潮儿”，投身于率领民众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之中！

长沙，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时刻！民族，正处在新与旧两个时代的交接点！历史，正处在一个方生方死的重大转折关头！

国家已进入一个改朝换代的“非常时代”，毛泽东个人也同样进入一个“非常时期”。因为，从这时开始，毛泽东这个读了近十年“孔夫子的书” 的大龄私塾生，已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学生，他将从此开始接受系统的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把文化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这是他日后政治生命的养料；不仅如此，他所处的那个非常的历史年代，还把他这个不懂政治的年轻人卷进了政治旋涡之中，从此他的学习兴趣将由对“纯文化知识” 的追求，上升为有目标的政治追求。

学校，历来是传播新思想的领地。湘乡驻省中学自然也不例外。随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呼声日渐高亢，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影响日益扩大，学校的反清宣传也由隐晦转向明朗化，由秘密转向公开化。为了进一步适应急剧发展的政治形势，湘乡驻省中学专门增设了时事政治课，安排虽到学校受聘时间不长、但在湘乡教育界久负盛名的贺岚光先生，担任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及时向学生介绍和传递全国反清斗争的情况与信息，大张旗鼓地灌输革命党人的思想和主张。

湘乡驻省中学安排贺岚光担任时事政治课教员，绝不是偶然的举措。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贺岚光任过国文、修身和历史等课教员，以一专多能、知识面广泛而受到同事称道和学生尊敬，不仅如此，他平时对国家大事特别关心，在阅读书报的时候，常常将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摘抄成册，然后熟记于心，在教学或平时与人交谈之中，往往信口道来，竟持之有据，准确无误。这样一来，在湘乡学界，他又有“时事通”之誉。贺岚光的这些过人之处，大概就是湘乡驻省中学聘任他的原故。贺岚光担任学校时事政治课教员的重任之后，果不负众望，用“教绩斐

然”来描述毫不过分。他翻阅了大量的报刊和书籍，进行了认真而充分的备课，然后详尽地向学生介绍了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大量史实，和人民群众反抗清廷斗争的情况，特别是重点宣讲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从而使青年学生们看清了原本在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朝廷的所作所为，初步弄懂了许多过去在头脑中一直是模糊不清的道理。尤其是毛泽东，这期间，在贺岚光的精心指导下，他一边尽可能多地学一些文化知识，一边留心观察社会政治动态，从老师讲授的时事政治课和大量的反清救国宣传品中，去领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思想，汲取大量的政治营养，来丰富自己的政治头脑，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他日后政治上的“腾飞”奠定初步基础。

① 《红星照耀中国》第 101 页。

通过贺岚光先生，毛泽东知道了许多过去密而不宣的“军国大事”。贺岚光告诉他：就在“戊戌变法”后的两年，即 1900 年，义和团运动蓬

勃发展，八国联军乘机入侵北京。大敌当前，腐败无能的慈禧太后和满朝文武官员，却只会向西仓皇逃窜。几个月后，大清朝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在这之前，清廷已被迫签订了十多个充满屈辱的条约。外国使馆早已成了清政府的“太上府”，国中之国的租界已是到处林立，香港、澳门被英、葡所占，北方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沙皇俄国，通商口岸增设了一批又一批，军事赔款也赔了一次又一次。《辛丑条约》只不过是其中最贪婪的一个。按这个条约规定：中国要赔偿列强的军费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在北京划定东交民巷为使馆区；拆毁大沽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重要地区。各列强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控制了大清朝。迫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也为了安抚民众的情绪，清廷于 1905 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九月下诏预备立宪，但同时在皇帝的上谕里却堂皇地写道：“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与主权在民的立宪精神南辕北辙。1907 年，清廷给各省咨议局规定的职责为“遵谕旨采各自之舆论”。 1908 年 9 月，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文规定

了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1909 年，又断然拒绝了各省咨议局代表提出召开国会的请愿。1911 年 4 月，就在毛泽东来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不久，清廷又颁布新内阁制，任命皇族权贵奕为首席内阁总理大臣，全国舆论大哗⋯⋯

在贺岚光先生这里，毛泽东还头一回看到了由著名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编的《民力报》。他“发现《民力报》满篇都是激动人心的消息”，①立即被它所吸引，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1911 年 4 月 27 日，黄兴率领一百多名爱国志士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他们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觉民、方声洞等七十二名革命党人和反清义士英勇殉难。当毛泽东在《民力报》上看到这次反清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为革命英勇献身时，心情异常激动，烈士们为国为民捐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

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民力报》和经常请教贺岚光先生，毛泽东对于同盟会及其纲领，还有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的生平事迹和革命活动，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知道了许多东山学堂肖佚名先生想说而不能说的事情。

从《民力报》的“人物专栏”中毛泽东知道了许多关于孙中山和革命党的斗争事迹——

《民力报》载，革命党主要领袖人物叫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人。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孙中山的名字由此而来。他 1898 年到檀香山，随哥哥孙眉生活，先后入英美教会学校读书，1892 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由于他学到不少自然科学知识和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早就产生了改良祖国的愿望。中法战争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刺激，“始决倾覆清廷，创造民国之志”。1894 年，他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遭到拒绝。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使他认识到，要救国，只有走革命的道路。为了“振兴中国，维持国体”，1894 年冬，他联合华侨二十多人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并于 1895 年春在香港成立了兴中

① 《红星照耀中国》第 101 页。

会总部，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在兴中会宣言中，孙中山指出：中国已面临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的危急局面，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肤小厦之将倾”，并明确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奋斗目标。从此，孙中山就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他从事革命的首要任务，着手进行武装暴动。 1895

年 10 月，兴中会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绿林和防营，准备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因事前消息走漏，参加起义的七十多人被捕，起义遭到失败，孙中山亡命海外。1900 年 10 月，孙中山利用“义和团”运动严重削弱清廷统治之机，联络广东等地的会党又发动惠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清廷的重兵弹压依然没有成功，但它具有较广的群众基础和较大的规模，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随着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人越来越多，他被公认为反清的革命领袖。

除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外，1904 年 2 月，从日本归国的湖南留学生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公推黄兴为会长，先后入会的有五百余人。他们联络新军、会党准备在当年十一月举行起义，后因机密泄漏，清朝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人流亡日本。在这期间，全国各地还成立了一些其他“反清排满”的团体。如：1906 年，湖北革命志士刘静奄、吕大生、张难先等，组织了秘密团体“日知会”；同年底，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重新建国，图共和之新政”为宗旨；此外，上海和福建的“学生会”，江西的“自强会”等，都是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为目标。

各革命团体成立后，由于各自为战、力量分散，所发动的起义都先后失败。当时不少人主张“合组一大团体，以与清政府抗衡”。这时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也一直为建立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努力工作。1905 年 7 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坚决主张联合全国各革命团体的力量，他在会见黄兴、宋教仁等革命派时，强调说：“现今之主义，总以联络为要”，他的意见获得大多数人赞同。7 月 30 日，在东京召开各革命团体筹备组党会议，各革命团体均有代表参加，经过一番争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程》和《军政府宣言》，决定组成同盟会领导机构，总部设在东京，国内各省设分部。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主持总部工作，并决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纲领，《民报》作为机关报。11 月，

《民报》在东京正式创刊，孙中山在为《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明确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盟会成立后，在上海、重庆、香港、汉口等地秘密建立支部，不到一年时间，同盟会员发展到一万多人。

紧接着，孙中山和黄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 1906 年 12 月的萍浏醴起义。它就发生在湖湘大地，由湖南人氏、同盟会党魁黄兴指挥策动。这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它虽然后来被镇压下去了，但对扩大同盟会在群众中的影响，振奋革命党人的斗志具有积极作用。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 1907 年 3 月被迫离开日本，但他毫不气馁，又在越南河内成立革命机关，并连续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

六次武装暴动。这些暴动是 1907 年 5 月的潮州黄冈起义；六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 月的防城起义；12 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 年的钦廉防城起义和四月的河口起义。此外，在 1911 年 2 月，还发动了广州的新军起义。这些起义的锋芒直指清廷，满清王朝垮台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革命的舆论，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的政治参与意识。还在东山学堂读书时，由于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他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并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来到湘乡驻省中学以后，他虽觉得这里的学习抓得有些松懈，整个学校乃至全长沙都被一种兴奋激昂与躁动不安相混杂的紧张气氛包裹着。但置身于这如火如荼的生活中，他在精神上感到了从来有过的亢奋，心身获得了极大的愉悦，深感只有参与激烈的斗争才更符合自己的性格特色，才更贴近自己要追求的人生目标。因此，不谙政治的毛泽东，很快就被“革命党人”的反清救国宣传所吸引，卷进辛亥革命的激流，为这场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变革，付出了他全部的真诚和热情。

经过一个时期对政治问题的深入钻研，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社会正处于变革的前夜，为此而异常兴奋和激动，便奋笔直书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标题为《打倒清王朝》，①公开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大胆地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亮出了个人的政治观点

——推翻腐朽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出任大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是一个中学生的“政见”！

后来，毛泽东曾就自己的这一举动解释道：“这是我第一次表达我

的政治观点，当时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去掉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对他们与革命党的区别也不甚了了”。②诚然，从毛泽东这篇文章的主张看，他当时确实还不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同康、梁为首的改良派的根本分歧，只是模糊地认为，凡是讲维新、干革命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黑暗腐朽的清王朝，这说明他当时的政治思想还是混沌不清的。但是，他把孙中山列为理想中新政府的头号人物，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的地位已超过了康梁的地位。这个事实表明，十七岁的毛泽东，思想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深受康、梁思想影响，拥护“君主立宪”，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和建立共和制。而促使他思想转变的动力，固然有他立志报效祖国，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宏大抱负，但亦不能排除有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和他的老师贺岚光先生的正确引导。

毛泽东在数十年后论及教育时曾讲过类似这样的话：教育问题，终

究是教员问题。他认为老师对于学生关系尤为重大，老师的世界观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老师的素质优劣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学生

操行的好坏。这种论断不无道理，他当年在湘乡驻省中学的经历正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刚进入中学阶段便对政治发生极大的兴趣，并迅速投入辛亥革命的历史潮流，除了他得天独厚的自身因素外，不能不承认幸遇贺岚光这位政治时事课老师，并得益于贺先生的教导。

① 参见毛泽东早年同学、湖南文史馆专员谭泮泉先生《关于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片断回忆》一文，《湘潭文史资料》第一辑，第 10 页。

② 《红星照耀中国》第 101 页。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的这段学习经历，是他亲身参与政治生活的起始，在他整个一生当中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他的老师贺岚光先生的引导作用也是不能埋没的。所以，要研究毛泽东求学时代的履迹，就不可忽略他在湘乡驻省中学的这段读书生活；而要记一部毛泽东与他的老师们的“交往关系录”，也就不应忘记贺岚光先生。想当年，毛泽东初来乍到湘乡驻省中学，在长沙城里举目无亲，贺先生对他在生活上的颇多关照、学习上的尽心指点，这是自不待说的。笔者以为贺岚光作为一名时事政治课的老师，在当时那么个特定时期里，对毛泽东最重要的影响，却在于他充当了毛泽东“政治 ABC”的启蒙老师。通过他这位政治入门向导，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到政治领域，甚至转入对政治斗争的直接参与，才有了这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的可能，才有了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可能。这可看作是他整个人生的质的飞跃！